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这首诗前二句以“望乡台”、“送客杯”作对仗，用他乡送客来衬托诗中人思乡的情怀；后二句用呼告语作咏叹，从北雁南飞着想，反衬北人久居南方思念故乡的苦闷。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
诗歌开头就承题，“九月九日望乡台”，点明了时间是重阳节，地点是玄武山，此处将玄武山比作望乡台，以此来表达乡愁，思乡之情倍增。“他席他乡送客杯”，点明了诗人当时是在异乡的别宴上喝着送客的酒，倍感凄凉。诗歌的前两句就勾勒出了一个易让人伤感的环境，正逢重阳佳节，又是客中送客，自然容易勾起浓郁的乡愁。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北雁南飞本是自然现象，而王勃偏将自己的思乡之情加在它身上，怪罪鸿雁，我想北归不得，你却奈何非要从北方飞来，平添我北归不能的愁思。这一问虽然毫无道理，却在强烈的对比中烘托了真挚的感情，将思乡的情绪推向了高潮。这两句是这首诗中的名句，前人在评价这两句诗时说：“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的确，这一问虽貌似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实际上却是诗人用心良苦、匠心独具之处。诗人将其怀乡之情融入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之中，借无情之景来抒发自己内心深沉的情感，开启了唐人绝句寓情于景的先河。
这首诗的抒情手法亦变化多端，语言简洁亦是这首诗较大的特色，用了近似日常的口语，如“他席他乡”，“那从北地来”，显得浅近亲切，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广泛的原因之一。
初唐时绝句发展缓慢，其表现方式大体上沿袭汉魏和南朝传统。而王勃的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诗人在诗中还有意吸收了歌行的句调，以虚词递进的句式做结语，对绝句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一个正直无私、胸怀广阔的古代贤者形象跃然纸上。祁奚很有自知之明，年纪大了请求退休，绝无老马恋栈的患得患失心态。晋悼公五次三番征求意见，正是对祁奚人品的高度信任。仇人解狐得到推荐，难道是祁奚刻意讨好献媚吗？让儿子接任，副职之子辅佐，难道不怕授人以结党营私的话柄吗？然而这些，丝毫没有影响祁奚的心态，他已经到了“从心不逾矩”的年龄段。作为老臣，祁奚拥有圆熟的政治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公私分明，思虑严密周详，洞察力强，处事很有分寸。“建一官而三物成”，祁奚勇敢无私的政治良心令人肃然起敬。
识才用才是贯穿人类发展的始终话题。人们总希望自己能遇到伯乐。其实，伯乐华而不实，他不过是替君主找找千里马顺便讨些劳务费的帮闲人而已。君主爱作秀，与伯乐沾边，自然也就博到爱才的美名。只有祁奚，才真正懂才、识才、起才，他相当务实，政治经验丰富，思维冷静清晰，更可贵的是正直的政治品格，这就保证经他挖掘乃到推荐使用的人才，含金量更纯，成才率更高。历史上，管仲、萧何、徐庶、鲁肃、魏征、狄仁杰、欧阳修、元脱脱、李善长、曾国藩等，也都是与祁奚同类的贤者仁人，他们举荐了众多忠臣良将，因了他们的合力，中国封建王朝的“龙脉”得以成为世界史上延续最长的典型。
作品前二句叙事，在叙事中推出题旨，表明惜别之意。首句的“王孙”犹言公子，此处泛指参加宴会的人。“重离别”既是将行者之感，亦是送行者之情。并且“重离别”三字已暗点题中“送”字。次句从主人落笔，因重远别，故置酒饯行，点出题中“集”字。“峰之畿”点题中“何山”。“畿”，疆也，限也，此处指何山山麓。随后，诗人描绘了“峰之畿”的景色。
“逶迤”为伸展绵延之貌，写草由近而远，青翠无边;“参差”写薇高矮不齐之状。写薇亦是写草，草亦含薇。前者横向延伸，后者向高处生长，姿态各异。这些草与薇由山麓伸向涧中、川上，直与游子离去之路相接，似乎草亦含情。“逶迤”二句由山写到草而及于川；“轻云”二句则由山向上写到云。云与远处峰峦连缀在一起。“沐”是润湿之意，因是“细雨”,故称“沐”。且“细雨”又与“轻云”相合。
“檐端”二句写山间庐舍之景。这庐舍即置酒聚会之处。天色将晚，水禽息，野萤飞，写出环境清幽美好，令人流连忘返。“水禽”与前面“川上”相呼应;“野萤”也与“峰之畿”相印合。唯独在此环境中才有这禽与萤。且禽息而恋巢，萤飞犹绕窗，都表现出一种依恋之态。《古诗十九首》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句，写出马和鸟对家乡乃至与家乡有关物的依恋。此诗中的禽与萤既点缀出环境的清幽，同时也表达出重土慎迁之意。这几句写草、云、雨、禽、萤，其实也是写人。这里的一切都与人同其情愫，都隐约与人的重离别的心态相应。
末二句直接写刘余杭上路及作者的感受。“随绿波”指乘舟离去。一个“远”字，明写刘余杭舟行，暗写诗人久立岸边，目送征帆。“逐清风”则写出主人因刘余杭离去而产生的孤寂之感，这又与首句的“重离别”相呼应。全诗主旨在惜别，却不直接写离愁，而是在叙事、写景中浸透了“重离别”之意，使得作品的意境委婉深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