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雨花台是坐落在南京城南的一处名胜，登高远眺，诸景诸色，尽收眼底。南京曾是明代建国之初的都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就在南京钟山之上；南明福王朝廷也曾建都于此。诗人登上雨花台，举目四望，不禁感叹万分。开头两句不禁点名了诗人的布衣身份，而且还隐含着一股豪气。魏禧在明亡之后，绝意仕进。清统治者为笼络文士，曾诏举博学鸿词，他拒绝应试，因此年至四十，仍甘心老于茅屋。“麻鞋”乃乡间野老所穿，杜甫曾以“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在山河破碎、江山易主的时刻，魏禧以“此日麻鞋拜故京”表达了更为深沉浓重的情感。

　　三、四两句诗人心头的怒火陡然升起，诗人发出了激愤的责问：究竟谁是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表现了诗人对祸国殃民者的仇恨和对历史的反思。“全破碎”的“全”字含义深刻。金瓯破碎，竟然无一可以幸免，而且是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遭到了迅速覆灭的命运。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之后，阉党余孽马士英等把持了朝政，不积极备战，以图恢复，反而倒行逆施，大兴土木，恣意荒淫，遂使山河全部为清所有。战火遍地，四处疮痍，甚至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墓也难逃厄运。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诗人用“可堪翦伐到园陵”表达了痛心疾首的义愤之情。其中有对断送国家者的鞭挞，也有对异族入侵者的控诉。

　　五、六两句诗人内心的怒火转化为憎恶怨恨，从而使全诗的内蕴更加深邃和丰富。“牛羊践履”既是实写眼前景，又是对异族侵略者的微妙讥讽。作为刚从游牧部族进入关内的清人，牛羊的践踏锦绣江山，就如同他们的铁蹄在蹂躏着大江南北。“多新草”三字含义深长，形象地描绘出了被牛羊践踏的田园一片荒芜，只有野草时时更新的景况，黎民百姓的悲惨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与此相对的却是雍容华贵的官府车盖，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更令人触目惊心者还是“半旧卿”三字，那些曾在明朝为官为宦的权贵们，在异族入侵着面前卑躬屈膝，侧姿求媚，腰身又变成了当朝的新贵。他们毫无民族气节，不顾国家生死危亡，只知追求个人安乐，不正是这些民族败类葬送了明代的江山吗？这就与上一联“谁使山河全破碎”紧紧呼应起来。“冠盖雍容”与诗人“柴荆”“麻鞋”的身份相映衬，表露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意，诗人强烈的民族气节也就愈加分明。“多新草”与“半旧卿”，一新一旧，新草遮盖的是旧日山河，旧卿却扮演了新贵的角色。由此不难见出诗人锤字炼句之功。

　　最后两句，诗人在雨花台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满腹的悲愤还未倾吐干净，不觉暮色已经降临。作者的真挚情感甚至打动了天地万物，只见凄风悲号，江水痛哭，日夜不息。正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达到了“感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全诗也就在这悲风声中收束。

　　这是一首送别诗，是晏殊送当时的工部侍郎凌策返乡。

　　首联“日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拥使旌”，介绍古宣城是块圣地。碧霞满空，神仙都要摇动旌旗，在那里聚集。历史上的宣城 “易置不常，统治称重”宣城地灵人杰，便有凌侍郎这样的人才。

　　颌联“津吏戒船东下稳，县拥负弩昼归荣”，写凌策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时，受命重新筹划从岭南运输香药至京师，凌策请求先由陆路运到南安，然后向北改为水运，只用士兵八百人，比过去节省下大量人力和大笔运费。由此，“卢之翰任广州无廉称，以策有干名，命代之，赐金紫。”凌策任英州知州期间，其时广、英路从吉河到板步二百里，每年盛夏瘴气四起，来往过客十死八九。凌策请求从大源洞开山修路，缩短了行程，方便了运输行旅。“由此，“代还，知青州。东封，以供亿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扬州。”凌策押船营运、开山修路获得如此的成功与殊荣。

　　颈联“江山谢守高吟地，风月朱公故里情”，写凌策的家乡宣城原是谢朓、朱公的所住地。谢朓曾在宣城任太守，在府治之北陵阳峰上建室，取名“高斋”，吟出“空为大国忧，纷诡惊非一。安得扫蓬径，销吾愁与疾”等诗句，故有“谢守高吟地”之说。朱公即范蠡，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辅佐越国勾践灭吴国，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因古宣城 “禹贡扬州之域，”故有“朱公故里”之称。

　　尾联“曾预汉庭三独坐，府中谁敢伴飞觥”，赞扬凌策的功绩，一般人是不能比拟的。诗人不是从正面来写，而是用“三独坐”典，显示凌策身份的高贵及功劳之大。诗人说，如果人们要坐着喝酒的话，像凌策的大人，谁还敢与他并起并坐，传杯把盏，从侧面颂扬凌策的功劳。

　　晏殊诗词有其思想上与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他希望以歌颂太平为出发点，艺术上又追求“气象”，同时也讲求词的可歌性。在宋朝的所有宰相中，晏殊也许算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个。歌颂太平正是其诗词创作趋于一途的共同表现，这也是由晏殊所处的环境、地位决定的。他不少作品直接写酒增加宴席上的欢乐气氛。如《奉和圣制上元夜》、《浣溪沙》等。这首诗借写酒来歌颂凌侍郎及他的家乡，但在一定程度上向“温柔敦厚”靠拢，无凄厉之音，得中和之美，珠圆玉润，其中感情如陈年甘醴，看似平淡，品之味长。

　　公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到1885年间发生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战争之一。其时法国帝国主义先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沦为“保护国”;接着于1883年底向中国军队进攻，挑开了战争序幕。腐朽的清政府力主议和，于1884年五月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在天津与法国使节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从而更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饕餮野心。六月法军向谅山发动进攻，并将战争扩大到海上，八月进攻台湾，袭击福州马尾，战火在台、澎海域和越南两个地区燃起。十月法军一度攻占基隆，并妄图深入台北，遭到清军和台湾人民顽强抵抗，在淡水一战中受了重创，法国侵占台湾的计划终于粉碎了。在战争初始阶段，清廷水陆两师本尚称锐勇，态势并非不利，相反是应该能操胜券的。但主帅无意于战，故闽、台海战一接触，福州前线即因主帅何如璋畏葸动摇而遭到惨败，紧接着基隆亦失守，酿成令人扼腕悲慨的局面。最后虽恢复了失地，但依然以可耻的《中法新约》的签订宣告结束了这场战争。

　　张景祁晚年宦游台湾，中法战事蔓延海上时，张氏是身历目击者。他的《甲申志愤》、《甲申乙酉纪事诗》以及《新蘅词》中一组纪事词就是这次战争的“史诗”。特别是这些纪事词，确实如谭献所说，“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箧中词续》)，是清词的一宗瑰宝。这首《望海潮》写于基隆未失守前，词所表现的战备松弛、文恬武嬉的腐败状以及作者的忧愤都极其真实，是史的艺术笔录。

　　词的上片从首句到“添助军声”，运用赋的铺陈手法，把基隆的险峻地势和重兵镇守的“雄关”气象作了着意的描述和刻划。基隆地处台湾岛北端，旧名鸡笼，是台北的门户。作为重要的港口它倚山面海，确实可称“金台锁钥”。张景祁一起手就抓住了山势“插天”，海涛“排山”的特点，在海、山、天三者间构形一个“险扼东溟”的形势，文字冼练而雄劲。接着天险之写后面，又是一个四字对句连六字句式的人防的描述。他说沿海岸线的星罗棋布的礁屿上都有守防，战船巡游在沿海一带连成线形连环之师。有点有线，应该说是颇有固若金汤之势了，所以他说哪怕你是“龙骧万斛”也休想经此险关入侵。斛，量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万斛极言其重大，犹如今日所说万吨。龙骧，原意为威武将领，此处谓统帅大战船的将帅。以上是水上的防守，陆上呢？“笳鼓正连营”，也是阵营密布。夜半回潮助军声之威，则是在气氛上增添一笔，肃杀威严之极。可是，在如此貌似壁垒森严的海陆防卫之前，何以竟然出现“鲎帆影里矗危旌”的“楼船”呢？按理，既然是“雄关险扼东溟”，就不该容许“楼船”——敌舟来游弋的，然而事实却是闯来了“鲎帆”！上片这末一句语调极为冷峻的描绘，与前面严整的铺陈适成对比，将“我军亦不之诘也”的松懈的神情或托大、掉以轻心以至麻痹状态充分揭露出来。鲎，海中动物名，带甲壳，背骨高如帆，有风则举，尾呈剑状。词中用以比喻法军战舰。危旌，高高扯起的旗帜。

　　词的下片以暴露的手法回答为什么“尚有楼船”高扬“危旌”的种种原因，同时披露了作者的忧愤悲慨情怀。张景祁首先感慨的是主帅权臣中没有真正坚毅富斗志，报国具赤胆的人。所以他要怀念东汉的那位燕颔虎须、投笔从戎的班超，发出今天有谁“更请长缨”的呐喊声。他预感到局势危急，“警鹤唳空”二句即是比拟风惊鹤唳、“狂鱼”嚣张的形势，认定战火将很快从边境之外引向内陆。“春城”指喻依然沉浸在升平状态中的城邑。“玉帐坐谈兵”以下写出大吏将帅们仍沉湎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淫靡中，或“僮花压酒”，美姬伴饮，或“引剑风生”，纸上谈兵。结句以迷惘的问语形式来表现，是词人忧心忡忡的情思的发露，他慨叹何日战火结束，外侮中止，四海真正清平？

　　词不以含蓄称，也不是传统的比兴之作，并且少有辟典。张景祁词是从“浙派”入手的，但时势人心的变异，现实政况的刺激，他不能不一变而为沉慨悲吭，不作舒缓抽理之吟。只是在句式的锤炼上，气韵的讲究雅洁这些方面看，仍还可以感觉到他的艺术倾向的。特别象“警鹤唳空，狂鱼舞月”，“僮花压酒，引剑风生”这类四字对句的工整精警，最能审辨出浙派词风的艺术趣味来。

　　全诗三章，运用象征指代的手法，以“九罭”指代周密的安排布置，以“鳟鲂”来指代客人的身份地位。相衬之下，主人地位卑微，客人身份尊贵。后面以“衮衣绣裳”指代客人，地位比“黻衣绣裳”更高。正因为其尊贵无比，所以仅用服饰指代，宛如用“三百赤芾”来比喻新提拔的大夫一般。正是采用了这种层层推进的结构，这首诗才取得了较强的抒情效果。

　　第一章是先果后因。“九罭之鱼，鳟鲂。”急急忙忙拿了细网眼的渔网去捕鳟鱼、鲂鱼，是因为“我觏之子，衮衣绣裳”，那位穿着礼服的高级官员来了。用细眼网捕鱼，志在必得，大小鱼不漏网。只点明“鳟鲂”，专取美味，不顾其余。一开始就把主人殷勤、诚恳待客的心情诉说出来了。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上是语义反覆。鸿雁留宿沙洲水边，第二天就飞走了，不会在原地住两夜的。诗人用这个自然现象，比喻那位因公出差到此的高级官员：在此地住一晚，明天就要走了。但是，人不能与鸿雁相同。难得一聚，不必匆匆而别。“於女信处”、“於女信宿”，意思是：请您再住一晚吧！挽留的诚意与巧妙的比喻结合，情见乎辞。

　　最后一章直抒胸臆。“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两句，用当时下层官员、百姓挽留高级官员的方式：把高级官员的礼服留下来，表达诚恳的挽留。这种风习，到后代演变成“留靴”：硬把离任官员的靴子留下，表示实在不愿让他离去。当然，一旦成习俗，真情实意便减弱，甚至只成为一种形式了。最后一句“无使我心悲兮！”正面点出全诗感情核心：因高级官员离去而悲伤。至此，感情的积累到了坦率暴露的结局，这是前面捕鱼、以雁喻人、多住一晚等活动中流贯感情的积聚，到最后总爆发。由于这个感情总爆发，使读者回顾上文的言行，更感挽留客人的心情诚恳真实，并非虚饰之词。结构安排的层层推进，按时序的叙述，使这首诗取得较强烈的抒情效果。

　　宋沈义父云：“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乐府指迷》）这首咏草词虽不着一“草”字，却用环境、形象、神态的描绘，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词中，上片以绮丽之笔，突出雨后青草之美；下片以凄迷之调，突出青草有情，却反落入苍凉之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长堤上绿草平整、露光闪烁；远处的别墅如烟绿草掩映下若隐若现。接下来一句总写芳草萋萋。“雨后江天晓”，是用特定的最佳环境来点染春草的精神，通过雨后万物澄澈、江天开阔的明媚物象，活画出浓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为下文“少年”的出场作铺垫。“独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于北朝。庾信留魏时已经四十二岁，当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开府集序》）。这里借指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刚释褐入仕的年轻官员，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实为一物，用这里主要是形容宦游少年的英俊风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绿的草色与袍色互相辉映，显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绵可爱，用遍地春草映衬出宦游少年的春风得意。

　　词的下片转而抒写宦游少年春尽思归的情怀。过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萨蛮》词末二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接下来两句，词人流露出对宦海浮沉的厌倦，用自怨自艾的语调表达了强烈的归思。“落尽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诗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归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结拍两句渲染了残春的迟暮景象。

　　“老”字与上片“嫩”字遥相呼应。于春草的由“嫩”变“老”之中，暗寓伤春之意，而这也正好是词人嗟老、倦游心情的深刻写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梅圣俞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淮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