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原本是欢快的日子，一年之始的春驱冬而临，人们大抵应是喜上眉梢，暖生心底的。然而词人劈头起句就是“又东风唤醒一分春，吹愁上眉山”。春的被“唤醒”，竟同时也“唤醒”了愁似的，那东风把愁吹上了眉头。眉山，韩偓诗有句云“眉山正愁绝”，因妇女眉色似山黛，故指喻眉毛。李清照又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句，写愁思外露凝结于眉间。这里愁与春同来，并非是习见的感春伤春。春才“一分”，有什么可愁眉百结的？显然，它强烈表现了词人对前景的迷惘，形势使他丝毫也乐观不起来，预感到这新的甲寅之年中不会有舒心事。事实确也如此，这一年从正月太平军三占武汉三镇，到年底在赣湘一带连挫“湘军”，曾国藩急得几乎投水，应该说，词人是非常敏感的。“趁晴梢剩雪”三句具体描述“愁上眉山”的抒情主体“我”的意兴形态。蒋春霖先构筑出一个特定的“境”： 残雪挂在初晴的树梢上，夕阳西斜，余辉残照未尽。这是一个凄寒寂寥的境界，而人就悄立在这“境”中。“人影山山” 的“山山”，不该解为人的衣带上的玉佩声，而应是“阑山”之山，即白居易《咏怀》诗“诗情酒兴渐阑山”的山，意为渐渐衰退残尽。“人影山山”，是说随着斜阳西下，落辉光淡，人影也渐消淡而无。词人在这句中写出了 “小立”的时间推移。用人影的渐失来表现时间感，正和上句萧瑟的空间感极其协调、妥帖地共相构成了一个空灵的情境。陈廷焯认为“鹿潭深于乐笑翁……此篇情味尤深永，乃真得玉田神理，又不仅在皮相也” （《白雨斋词话》卷五），张炎词的风格美表现为空灵清凄。要体味蒋鹿潭的“真得玉田神理”，当从上述句式中着手。“避地依然沧海”到上片结句，是“斜阳小立”中的“我”的愁思满怀的心语，即“愁上眉山”的实际内涵。在一场大动荡中，“避地”是为求安定平静。可是，“依然沧海”! 哪儿也不可能逃脱这种变动，处处都面临着或已经是沧海桑田天地翻覆。这是词人心境的痛切感受，所以，“险梦逐潮还”，恶梦紧缠，似潮汐般一次次袭击心头。一个“险”字下得十分警策，把种种复杂的情思全汇总到这上面来。一代封建文人的精神状态、心理活动，从“险梦”，以及前边的“愁上眉山”、后面的“莫倚阑干”中已可毕见。貂裘披身也还觉得心寒神颤，说到底是因为时非升平，繁华如汉、唐的长安元日的景观一去不复返了。“不似长安”，上片收结得既冷峭又切题。此种笔法即前人所说的“清警”。
下片紧承“不似长安”而来。既然已非清平之年，于一片“悲笳声里”还过什么春节？作为个人，在这人世间本只是“匆匆过客”，所以过年无非意味着多活了一年而又更临近生命的结束，“草草辛盘”，迎新仪式和风俗活动完全可以简化了的。辛盘，旧时元日（春节）以葱、蒜、韭、蓼蒿、芥五样物事杂和而食，名五辛盘，作为迎新的祛邪取吉之意。然而，迎新活动可以省简，心头的愁思并不因之而宽解，“引吴钩不语”是力不从心，无以报效国事的形象说法。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政事日非，将无以挽转，故而酒落肚而心愈寒。说酒杯(玉犀)寒，实系心境寒苦。人到无以解忧之时，总还得找一点聊以自宽的办法，不然，何能度日。词人说：不要去管那些国事政事吧！且继续痛饮，从而用醉眼去观赏洁似玉雪的梅花，岂不是甚好的事儿？“杜鹃桥”，化用北宋邵潜在天津桥(河南洛阳一桥名)上闻杜鹃啼泣，以为是亡国之谶兆的典故。词中借以概喻日衰的国事。醉看梅花，既以花切贴“元日”之题，又暗示有洁身自好意。末句“南云暗”比拟江南的形势，“任征鸿去，莫倚阑干”，是说看了“征鸿”这候鸟的南去，徒增悲伤，不如不去“倚阑”。当年辛弃疾《摸鱼儿》词结句是“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即表现的是一种对政局的焦虑，蒋氏翻用此意实系对自己依附的清王朝政权的前景深感渺茫。一个“任”字，一个“莫”字，值得审辨，词人的心迹可以从中探知。同时，这结句与词的起首“唤醒”愁上眉头，恰好回环照应，如合契符。
蒋春霖的词出入于浙西、常州二派之间，最显明的特点是词情浓重，清而不枵空，灵而无油滑; 虽多用意象，寄意言外，却又不晦涩，不靠微言大义以堂皇面貌，情思郁而能朗。
这是岑参一首很特别的诗，和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有些相似，但所蕴含的情感要丰富和复杂得多。李诗只是表达了对朋友的关切之情，而岑参既有对朋友的关心之情，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 春暮点出了时节，武威和晋昌交代了地点。武威是诗人自己的所在地，晋昌是诗人朋友宇文判官出使返回到达之地。“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则指出是听说朋友出使西域返回。
首联“岸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写边塞登楼所见之景：岸雨飘过城头之后带来的漫天大雨，从这雨就告诉读者这边塞环境之苦之恶劣，而一只美丽的黄鹂鸟飞上了戍楼躲雨。这只黄鹂成了这环境恶劣的边塞城楼的一抹亮色，似乎也传达的诗人内心的某种温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而在首联，诗人的情感含而未发，并未明言，似有一丝苍凉，更有一缕温情蕴含其中，彰显含蓄之美。
颔联“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尤其巧妙，融情于景，景中有情，情景水相互融。一个“飘”字把游子思乡之泪随塞外飞花漫天飘舞的情景描述出来，形象地突出了客泪之多，乡愁之浓。而“挂”则化无形的情感为有形的形象，把乡愁与杨柳联系在一起，诗人很巧妙杨柳意象中留别的内涵。“柳”和“留”同音，因而在古诗词中柳就有留恋之意。“边柳挂乡愁”把游子的那种浓浓的乡愁具体化、形象化了，好像这乡愁变成了实体物质，挂满了边塞的杨柳树。这沉甸甸的乡愁，这思乡的痛苦，就很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就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把无形的情感——愁绪，形象化具体化，是诗人的匠心所在。
颈联“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直抒胸臆，抒发的是年华已去而功业未成的感慨。“白发悲明镜”与李白在《将进酒》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的情感是一致的，抒发的都是年华已去的感伤。而“青春换敝裘”则补充说明了为什么要悲白发。生老病死本是人生难免，而诗人对年华的失去如此悲伤，是因为大好青春年华居然没有建功立业，居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裘”是名贵的皮大衣，是达官贵人才穿得起的，在这里暗指功业。因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讲究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盛唐时代的诗人更加是以天下为己任，几乎个个都觉得自己有宰相之才，能够辅助皇帝成就一个盛世。岑参毫无疑问也会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一个“敝裘”就明白的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不得志。
尾联“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抒发了两种情感，一是为好友宇文判官出使顺利返回瓜州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同时又为自己仍然滞留在边塞（武威）而归期无着落而感到伤感与无奈。高兴又伤感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从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的透露出来。诗歌的结尾含蓄而有意味深长，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无情未必真豪杰”，边塞诗人不仅仅书写那些雄心壮志，那些塞外奇景，那些男儿豪情，还书写心中的那一缕柔情。
诗的首二句，交代启程游览的经过：刚刚从陆路停下车，连忙就划起桨开始游湖。从驱车，暗示诗人是长途跋涉而来；车一停就划船，又显示出诗人游兴甚浓，好山好水吸引着他，使他迫不及待。起句简炼清峭，于叙述中见情致。
中间四句写湖上风光，是全诗的主体。“涟漪繁波漾”，写湖水浩渺，清波荡漾；“参差层峰峙”，写湖上峰峦迭翠，错落有致；“萧疏野趣生”，写两岸烟村竹树时聚时散，朦胧疏淡；“逶迤白云起”，写远处白云出岫，徐徐升起，连绵缭绕。这四句，每句描写一个方面，又互相映衬、烘托。波光粼粼的湖水，重重叠叠的峰峦，疏疏落落的树木、村舍，冉冉出谷的白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远近高低，组合成一幅萧疏清旷、野趣横生的山水画，令人有溪山无尽之思。这里是采取“大写意”的笔法，诗人抓住大自然赋予自己的独特的美的感受，选用“涟漪”、“参差”、“萧疏”、“逶迤”等富有动感等形容词，略加点染，用以显示客观景物内在的情韵。读这样的诗，使人如观米家山水画，从近处局部看，只有几个墨点，似乎用笔甚草草，但从远处整体看，则景物粲然，满纸云烟。
诗的后四句即写游览中的体验和感受，诗人徜徉于此佳山丽水之中，触景生情。“登陟苦跋涉”，此句与开头“轨息陆涂初，鼓枻川路始”呼应，极言游途的辛苦。“䁹盻乐心耳”，此句与上四句写景呼应，极言游览的快乐。这两句富有理趣，诗人以亲身感受启示人们：经过“跋涉”苦，方得“䁹盻”乐；乐从苦来。这一哲理使诗的思想内容得到升华。诗以“即玩玩有竭，在兴兴无已”煞尾，表达了诗人留连忘返的心情，给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令人寻思而萦回不已。
该诗写得很洗炼。短短五十个字，概括了丰富的内容。诗中不论是叙述、描景还是议论，都含蕴着诗人独特感受到的情趣和韵味，故耐人品赏，发人深思。诗的章法，起承转合井然有序，造句清秀俊逸，也增添了艺术光彩，使全诗显得玲珑剔透，清新可爱。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首诗简述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史实，展示了中兴碑雄奇瑰伟的特色，赞颂了中兴功臣们为护国安民而鏖战沙场的崇高精神。这是一首咏怀古迹的诗作，既凭吊古人，发百年兴废之感慨；又自抒胸襟，表达了对元结、颜真卿无限景仰之情。
此诗碑在浯溪东崖区，高、宽各110厘米，字大6至8厘米不等，行楷，姿媚遒劲可爱。其诗题、姓名、书者和年月都已经变得模糊而难以辨认。韩子苍疑此诗为秦观作（见《复斋漫录》），但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余游浯溪，观摩崖之侧有此诗刻石，前云：‘读中兴颂，张耒文潜’；后云：‘秦少游书’。”今石上尚隐约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