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泊钱塘》为明代著名散文家茅坤所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主要叙述作者夜间游览钱塘县的经过及所见景物，是一首典型的游子思乡诗。
“江行日已暮”，行船于江中，夕阳西下，早已是傍晚时分。傍晚之际，正是一家其乐融融的时候，远在天涯的游子看到夕阳，思乡之情也格外深沉。“何处可维舟”想要落脚休息，可是“何处可维舟”，偌大的钱塘江，竟没有一块可以拴住小船的地方吗？这句话写出了飘荡在外的游子对于无家可归的凄凉心情。
“树里孤灯雨，风前一雁秋。” “树里”“风前”承受着餐风饮露的生活，这就更让诗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此时正是“孤灯”难眠，见“雁”思归之际。
“离心迸落叶，乡梦入寒流。”在作者的眼里，树叶也因难以承载离别之情而坠落，连“寒流”也载不动思乡之梦。
“酒市哪从问，微吟寄短愁。”寻“酒市”，是想“借酒消愁”，可是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借酒消愁愁更愁”，“杯酒”哪能化解浓浓思乡之情？轻轻吟唱思乡曲，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
刘桢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本诗是第二首。
这首诗看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起首二句，即以松的高洁之态动人情思，风的肃杀之声逼人警觉。用“亭亭”标示松的傲岸姿态，用“瑟瑟”摹拟刺骨的风声。绘影绘声，简洁生动。又以“谷中”映衬“山上”，更突出了位居全诗中心的青松的傲骨。
三四两句则加强了抒情的氛围。而且在似乎不相关的松和风之间冲突顿起，令听者心惊，观者颜开。两个“一何”强调诗人感受的强烈，一“盛”一“劲”表现冲突的激烈和诗人的感情倾向。第三句诗顺接第二句，第四句呼应首句，章法绵密，展开有序。
五六两句，由风势猛烈而发展到酷寒的冰霜，由松枝的刚劲而拓宽为一年四季常端正，越发显出环境的严酷和青松岁寒不凋的特性。诗的意境格外高远，格调更显得悲壮崇高。松树和环境的对比也更分明，而松树品性的价值也更加突现出来。
最后两句变换句式，以有力的一问一答作结。诗人由外而内，由表层到深层，把读者眼光从“亭亭”“端正”的外貌透视到松树内在的本性，以此表明松树之所以不畏狂风严寒，是因为有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
全诗以松树为中心，写得集中紧凑。反复咏歌，却不平板单调。用词朴素无华，风骨雄健，气势有力。不重在工笔细描，而以层层深入事物的内核见长。
这首诗名为“赠从弟”，但无一语道及兄弟情谊。我们读来却颇觉情深谊长，而且能同诗人心心相印。这是因为诗人运用了象征手法，用松树象征自己的志趣、情操和希望。自然之物原本自生自灭，与人无关。但一旦诗人用多情的目光注入山水树木、风霜雷电，与自然界中某些同人类相通的特征一撞击，便会爆发出动人的火花。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刘桢之前有屈原的橘颂，刘桢之后，则更是屡见不鲜，且形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特征之一。
刘桢如果直接抒写内心情感，很易直露，便借松树的高洁来暗示情怀，以此自勉，也借以勉励从弟。全诗关于兄弟情谊虽“不着一字”，但味外之旨却更耐人品尝。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第一首是写元军攻陷金都汴京后，劫掠大批妇女送往塞外一事。诗以路旁横竖倒卧的囚犯开篇，可以想见众多囚犯（俘虏），有死有活，有病有残，哀哀躺卧，不忍入目。第二句写毡车辘辘，如流水般地北驰着。装载着什么，后两句做了说明，原来毡车里满载在汴京抢劫来的红粉佳人。她们哭声震天，欲死不得，想逃不能，将要去做蒙古统治者的奴仆姬妾，任人蹂躏。她们哭不绝声，一步一回头，望着可爱的故乡，在元军的监押下离开了故土。诗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多么残忍的劫掠图！
第二首是写元军破坏寺庙，抢劫财物的罪行。这首诗直抒其事，抓住军营驻地把寺院的木佛砍了做柴烧一事，既表现了他们的蛮横，也说明劫难的残酷程度，就连神佛的安全也不保了。此诗揭露深刻，用意巧妙。元军不仅破坏京城文化古迹，还把珍贵的乐器、祭祀珍宝等劫走。第三句反诘一句，跌宕一笔，更进一步揭露了元军劫掠之多的罪行，以“大船浑载”的事实，激发人们对侵略者的憎恨。
第三首绝句以十分洗练的笔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荒寂凄凉的画面。在构图上，诗人选择了白骨、荒沙、破屋、疏烟等最具有特征性的景物着力刻画，写出多年战乱的浩劫对农村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桑梓繁茂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在这一片焦土荒漠上，尸骨纵横相藉，寒鸦聒噪争食，被洗劫一空的村村寨寨，只剩下了一堆堆焦黑断砖碎瓦，一两座屋舍的残垣中冒出几缕孤烟。这就构成了一幅荒凉、萧索、残破、恐怖、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高度概括地显示了战乱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画面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揭露和控诉力量，诗人又巧用画龙点睛之笔，将自己主观感情的抒发融入景物描写之中。第三句的“河朔生灵尽”正是一笔点出了整幅画面的主题——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地区，在频仍残酷的战乱中几近生灵绝灭，这是一场多么巨大的民族悲剧啊！这抒情饱含血泪，凄楚悲愤，与萧索荒凉的画面融为一体，形成了苍凉悲惨的意境，读来余味无穷。
《北渡》三首写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诗中句句都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读者可以体味出侵略者骄横强暴到了何种地步，亡国之民遭受的是怎样的凌辱和痛苦。大道上奔驰的是满载战胜者和他们掠夺来的珍贵物品的蒙军毡车，黄河中行驶的是把汴京城里贵重物资都装走了的蒙古大船；而僵卧在大道两旁的则全是用绳索捆绑着的亡国兵、民，跟随在蒙军马后的是“一步一回头”的受凌辱的妇女，河朔大地死尸如麻，人烟稠密的农村，现在剩下的都是些断垣破屋和零零落落的几户炊烟了。诗中还特意强调了象征文明的“木佛”和“大乐编钟”竟被随意处置，木佛贱于柴，编钟满市排，斥责野蛮侵略者不仅抢夺物资、人口，还对古代文明进行了肆意的亵渎、践踏，这是诗史，对后世很有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