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紧扣诗题，交待了送别的季节和人物。颔联一赞一慰，把才人遭贬事作轻描淡写，已见豁达；颈联写想象中友人行路的艰辛和一路的凄凉景象；尾联诗人以吕虔赠刀的典故来勉励友人，表示相信友人定能再振宏图而不会蹉跎岁月，浪费时光，无所作为。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皇甫别驾遭贬谪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诗人对朋友安慰和鼓励。全诗基调高亢，雄浑沉雄，词语俊美。
“衔杯昨日夏云过，愁向燕山送玉珂。”两句扣紧“送别”的题意，以“昨夜衔杯”，今朝送别，表现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第一句“夏云”既点出时令，又与下文“秋风”、“夜雨”暗合，遥相衬托，相映生辉。第二句着一“愁”字，而依恋之情毕见。
“吴下诗名诸弟少，天涯宦迹左迁多。”概括了皇甫汸的诗名籍甚和仕途偃蹇。诗人故作轻描淡写，希望以自己之旷达来影响友人，以减少心中的怨尤，寓情至深。王世贞《皇甫百泉序》云：“嘉靖中诸公能诗者，独皇甫氏最；皇甫氏昆季四人，独子循先生最。”故曰“诸弟少”；皇甫滴一贬黄州推官，再贬开州同知，故曰“左迁多”。语皆切事，事皆征实，而又工整典丽。
“人家夜雨黎阳树，客渡秋风瓠子河。”两句以“夜雨黎阳”“秋风瓠子”设想汸至开州所经之地和达到贬所的季节。诗人变换手法，丰富扩展“愁”的意蕴。这两句，词语俊美，对仗工整，轻淡中寓浓情，创造了很好的意境。句中“人家”和“客渡”相对，“夜雨”和“秋风”相对，“黎阳树”和“瓠子河”相对。诗人把人、树、风、雨、水组成一幅画面，开阔而具动态美和立体感。另外，“人家”和“客渡”都是陌生处所，诗人孤身前行，自然生愁。这两句以景衬情，雄浑深沉。
“自有吕虔刀可赠，开州别驾岂蹉跎。 ”最后两句高唱入云，诗人以“吕虔刀”来勉励友人，相信友人以后自有贵人提携，定能东山再起，施展宏图，而不必担心长期失意，虚度光阴。因此，今日的开州别驾、颠沛流离算不了什么。诗人引此典入诗，贴切恰当。于是困顿失意之不快一扫而光，也就没有一般送别诗的缠绵悱恻，诗的结尾落在一个强音上。
从布局上看，这首诗与一般送别诗无二致，也是入题点送别，宽慰颂扬对方，然后转写行程，展望未来。但是，由于诗人与皇甫汸关系密切，所以在诗中倾注了自己的深情。全诗一气奔驰，如泉下注，笔力雄健。
全文描绘了辋川的春色及冬色、月光下的夜色、隐约的城郭、沦涟的水波、落寞的寒山、明灭的灯火，以及深巷的寒犬、村墟的夜舂、山寺的疏钟，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写出了冬夜的幽深和春日的轻盈。
“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岁末寒冬的山间景致在王维眼中也是很优美动人的，故山景气如何和畅，他略而不述，专讲了饭后归来时所见到的一片晚景：灞水深沉、月照城郭；辋川在月光中涟漪起伏；山上灯火，透过树林明灭可见；村巷里的寒犬叫声、夜舂声和山寺里的疏钟声一并传来，作者所写的是夜景，那河水、城郭、远火，都是在月色朦胧中看到的，而那犬吠、夜舂和疏钟则是在黑夜里听到的，作者通过所见所闻，来写那寒夜的景物特色，这样就更切实、逼真，下面写他归家后的境遇和感触，当僮仆静默时，他却思绪不宁，感到十分孤独了！他不禁想到往日与裴迪一起走过仄径去寻幽访胜，对着清流赋诗论文的快乐，这一段所写是一天中游山的经历和感受，但从“猥不敢相烦”到“多思曩昔”却是写对裴迪的思念，这是信的本旨，目的是引起对方来同游故山的兴趣。
下面便是正式的邀请了,王维希望裴迪来年春天能够前来，他用想像中的大好春光召唤对方，“草木蔓发”以下六个四字句，凝练地描绘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色，白鲦轻快地在水中游动，白鸥展开那矫健的翅膀掠空飞翔，野雉在麦陇中鸣叫，草木染绿了春山，露水滋润了堤岸，这一切与前面岁末景色的淡雅清冷恰成鲜明的对照。作者不但在寒冬夜色中保留着浓厚的游兴，还能敏锐地预感到春天不久就要降临，他已开始品味到未来的深趣，这说明山中人王维正是那种“天机清妙者”，即对自然风光有浓厚的兴趣，对佳山丽水具有极强领悟能力的人，既能发现岁末寒冬之夜朦胧可见、清晰可闻的景物，又能凭自己的经验想像出来年春光的优美动人。人们说王维“诗中有画”，其实王维文中也是有画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虽然是一封书信，但可以说它也是作者以诗人的语言、画家的构思写成的一篇优美的写景记游散文，一首赞美自然风光和表述友情的抒情诗。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