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花游》，词牌名。双调，九十四字，上片十一句六仄韵，下片十句七仄韵。此词咏调名本意，与词牌名实相符。
“冷空”三句，寒食清晨出游西湖所见。言白云在蓝天中飘荡，阴影不时遮暗了湖边的柳色。湖中晨雾涌起，像一扇扇护花的屏障。寒食多雨，“清明时节雨纷纷”可证之。所以词人清晨游湖，天气虽无雨状，却已暗伏雨意。“艳晨”三句，概绘了当时西湖寒食游人踏青的盛况。言游人在春日遇到一个少见的艳阳天，所以在心目中觉得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从清晨转为晌午。是时，湖面上游船如蚁，笙歌阵阵；岸堤上年青女子摩肩接踵，人群如流，互相争道而行。词人对西湖繁华晴日的描述，是作为伏笔来与下面的雨境狼藉成强烈对比。“骤卷”五句，转写雨中情景。突然间狂风骤起，尘埃翻滚，真是“春天孩儿脸”说变就变，所谓“雨来风领路”，这雨前序曲使游湖女子的秀发散乱，花容失色，纷纷以袖、巾掩面而行。刹时雨点来临，那些豆大的雨点将许多桃花瓣、杏花瓣一一击落在地，任人践踏。这时候，连无知的春燕也停止了呢喃声，似在为这场狂风骤雨发愁，默默地在雨中低翔。西湖春天的特征：桃、杏、燕子等在雨景中的特写镜头，被词人一一摄入。上片刻画了西湖寒食的晴雨景观。
“乘盖”三句承上。“乘盖”，即乘轿。“旗亭”，即市楼，这里引作酒店。可参见王之涣“旗亭画壁”故事。“解佩”，用唐贺知章“金龟换酒”典故。此言由于下雨，因此乘桥游春的人们也纷纷找寻地方避雨。词人在湖旁的酒店里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于是就解下身上的玉佩换酒待友。“恨春”三句，酒中话题也。词人说：“这场大雨是‘春姑娘’的嫉妒心在作怪，因此下一场大雨不但使游春女子的罗裙湿透，也使其‘金莲’（即双足）沾满了尘埃，弄得她们狼狈不堪，实在可恨。”“恨春”句与上片“愁燕”句相同，都用拟人手法描摹物态，更显生动形象。“酹入”两句，以幻象道之。言眼前的春雨像醇酒般地浇灌在梅树林中，而绵绵不绝的雨点又如泪帘般地遮暗了那远处的梅林。西湖边多梅树，故有此语。词人极富想象，所以能将眼前之雨，忽成醇酒，忽化泪珠，显得变幻莫测，跌宕多姿。“峭寒暮”两句，言春寒临暮更甚，寒风中有人用笛子吹着《陇头曲》渐渐远去。这也是说游湖众人在临暮时渐渐散去的情景。
全词概括出西湖寒食一日游中的天气变化及游人的各种姿态，为后人提供了古代风俗的一些写真材料。
诗的起始两句：“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写冬去春来，但仍春寒料峭，那种百花争艳、莺声燕语的春日繁华景象还远未出现。看不到一点可以驻足观赏的春天景象，诗人也只好在长堤上信马闲行，颇为无奈地消磨时光。但春天
《魏王堤》诗意图 不可能没有一点踪影，细心而敏感的诗人突然发现了春已到来的迹象，那就是长堤两旁的弱柳，已嫩枝轻拂，给人间带来了一丝春意。
从全篇诗意来看，这首小诗可以说是一首寻春、觅春诗；在春天来临之前，诗人已动春思，来到魏王堤觅春、寻春。这时虽仍然寒锁大地，不见花影，未闻鸟声，但从已变得柔嫩的柳枝上，看到了春的踪影。诗中用“懒发”、“慵啼”来形容花、鸟，以“无力”描写柳条，都给人一种娇不胜寒的感觉，但春既已萌动，毕竟是锁不住的，“何处未春先有思？”“先有思”，就是说，春天已在不易察觉中迈出了她的脚步，一个姹紫千红的繁华春日，就要来临了。凭着诗人的敏感，在本无春景可写的记游中，却染上了令人鼓舞的春意。“诗以奇趣为宗”（东坡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引），实际也未必尽然。白居易诗惯以平淡语写日常平淡事，但凭着诗人的情怀和敏感，写得别有意趣，令人喜读，这首小诗正是一例。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