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痴情女子对情郎的思念。前八句写女子一年四季日夜思念情郎，心神不宁；中八句写女子与情郎原是青梅竹马，女子早已以心相许；后六句表现女子欲与情郎结为百年之好的强烈愿望。全诗以代言体形式，运用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和通俗生动的比喻，通过女子之口倾吐刻骨相思和美好愿望，情真意切，委婉动人。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写的是秋夜相思之苦。西风、冷月、霜露这些词语所造成的意象有力衬托了相思之苦。“二月君风来，草坼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夜肠九回”表明自秋至春相思之情不减，春、秋两季如此，夏、冬两季如何相思，也就不言可知了。《长恨歌》中的“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所说是春与秋，笔法正相同，都是表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不管是温暖的春天花开之日，还是寒冷的霜风秋雨的月夜之时，梦魂萦绕辗转反侧，相思之情深切。诗人运用了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九月西风兴”“二月君风来”，既是写时间、气候的变化，也是为写少女相思渲染气氛。“月冷霜花凝”“草坼花心开”，既是写景，又是烘托少女相思之心，其中有比喻的因素。以上八句，四句写秋夜的相思，四句写春日的相思，情韵缠绵，感人肺腑。
在描绘了相思之情的深远久长之后，主人公便以更明确的口吻作自我身世介绍：“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这里洛桥难以指实，亦不必指实，只是表明这位女子与君住得不远。“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不仅住处相近，相识亦很早，已有八年之久，但是二人没有结合，至今还在苦苦相思。接下去的“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交代了原因，原来是门第身份差别太悬殊，就像松树下的女萝草，虽然有心攀援缠绕而上，但可惜“蔓短”而松树枝又很高，“萦回上不得”。以形象的比喻点出了二人不能结合的原因。
主人公没有就此罢休，仍然从秋夜到春日在长相思，而且还发出了充满一片痴情的祝愿：“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听人说人要是有一个美好愿望，只要这个愿望真诚至极，就会感动上天，上天就能成全，使之成功，所以她才长相思，并且发出“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的美好心愿。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二者几乎雷同，不过是把“比翼鸟”换成“比肩兽”罢了。诗人以“步步比肩行”的“远方兽”及“枝枝连理生”的“深山木”为喻写女子的心愿，具体形象地写出了抽象的感情。
这首诗中有不少数量词，如“一夜”“九”“十五”“二十三”等，大多两两相对，如“九月”对“二月”。这些数量词与其它词的巧妙搭配，使语言更加通俗，别具一格。前八句和后四句又用了隔对法。“九月”四句用蒸韵，与“二月”四句用灰韵，句句隔对，交错回环；后四句是隔句对，既是排句，又是比喻。这些手法的运用，使诗思丰富深刻，情感缠绵俳恻，情调凄婉哀怨，更能激荡读者的心灵。
此篇与其说是思夫词，不如说是思妇词。词上片写春天夜晚的景象；下片写春之归去无留意，过渡处一气流贯，不着痕迹。此词表面全是写景，但联系明朝将亡的形势，细味“辞却江南三月，何处梦堪温”诸句，工丽婉曲，语极含蓄，当是有所寄托。
上阙写日落黄昏，晚鸦投林，余晖即将收尽，唯有“一枝花影”依稀可见。“送”字含脉脉惜别之情。“春归”三句，情致更深一层。一夕春晖收去，而整个春三月也即消逝，春之去意已决，纵有道道“重门”也难以将其阻拦。宋人诗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之句，说春来关不住，此则云“一枝花影送黄昏。”
于是“春归不阻重门”，说春去关不住，情致何其哀婉。春归匆匆，要做什么，是寻找好梦，这是女主人的猜测，“何处”是提出疑问，挑明了说，就是并无欢乐之梦可以重温，没有必要辞别江南，仍是留春之语。而“何处”句，又可解为抒情主人公之自问自伤，嗟叹春已归去，而已有鸳梦亦何堪重温。但春执意要走，“阶前新绿”虽有勃勃生机，但也只能“空锁芳尘”，留不住坚决归去的春天，这可苦了闺中人了，她无伴无侣，只得凄然苦对一片伤心碧。至此，文情由惜春转为怨春。
下阙继续写春之归去无留意，过渡处一气流贯，不着痕迹。“随风曳云”二句，写春之踪迹来去自由，随风带云，轻快之极，却不假不恋人间华美的物事如“兰棹朱轮”等等，总见其无情。但偏偏在梧桐枝上留下三分春色，“碧梧栖老凤凰枝”（唐杜甫《秋兴》其八），这可怜的三分芳意，也将片刻即逝，非但不足以慰藉人情，反而更惹人怅恨。春似有情而实无情。以下文情又作一折，感谢明月“多情”，怜悯愁人，和她为伴，“明宵还照旧钗痕”但又冠一“恐”字，将信将疑，也许“皓魄”和春一样，会将她抛撇。“望”字则点出所思在远方。末二句以写景作结，一片混茫，无限情思。闺中人以春拟人，与春对话，丝丝缕缕，曲曲折折，抽绎出幽思深情。词人体情入微，唯至情之人，有此至情之词。
《铜雀妓》是乐府诗题名，也叫《铜雀台》。铜雀原名榭台，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建造，台上有铜铸大雀。《铜雀妓》诗，多是凭吊怀古或咏史之作。据《邺都故事》记载，曹操命其子将其葬在邺之西岗；妾妓都住在铜雀台上，早晚设酒食祭奠，每月初一、十五在灵帐前奏乐祭礼；诸子也经常登台瞻望西陵墓田。
王勃的《铜雀妓二首》是“裁乐府以入律”的。这两首五言律诗都描写歌妓的凄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在其中，诗人对终身被幽禁于深宫的歌妓的不幸生活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不平。
第二首开头“妾本深宫妓，层城闭九重”，是以歌妓的口吻感叹自己的不幸身世，使沉郁悲凉的气氛一开始就笼罩了全篇。据史书记载，铜雀台很高，上有宫房一百二十间，歌妓们被关闭在重重宫门之中。这里的“闭”字表现出了深宫里歌妓没有自由的痛苦。颔联“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进一步描写歌妓内心的孤寂。
她们本来是用自己的姿色、技艺娱乐君王，博取君王的欢心的。而此时就连这样的机会也已经结束了。曹操死了，还为谁歌舞，为谁修饰容貌呢！然而她们仍然得按照曹操的遗命，“每月十五，辄向帐前作妓乐”，为曹操的“魂灵”歌舞。这更可悲。君王就连死后都操纵着她们的命运，她们唯有终老宫中，永不得见天日，其中悲苦可想而知。颈联“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是写歌妓没有任何希冀，在死寂绝望的心情中，心灰意懒，华贵的铺盖没人再折叠，绫罗的衣裙也不想再缝制，“谁再缝”的“谁”字用得好，以疑问代词代替否定词与上句的“不”字相对，含意双关而有力。“谁”实为“人人”，说明有这样命运的人很多失去自由，没有欢乐没有理想，虽生犹死。尾联“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承上联之意而作结，言有尽而意无穷。此恨绵绵，歌妓在那高入云霄的铜雀台上放眼远眺，只看到西陵苍松翠柏，不觉凄然泪下。
诗人写《铜雀妓》诗，是为了以古喻今，针对当时幽深的宫廷生活有感而发的，通过生动的形象抒发对历史事实的评价，借曹事以讽唐，“用意隐然，最为得体。”此诗不同于一般的凭吊怀古诗，对于史事不着力显微阐幽，而能别寓兴意；不采取直抒胸臆或议论，而以歌妓的口吻自叹自哀，真情实感，分外动人。
这首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接着四句主要讲述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中间六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结尾四句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这首诗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通篇又具有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
“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是仕，是隐，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
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果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