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蝶恋花”本唐教坊曲，多用仄声韵，其声情缠绵而凄婉。赵鼎此词，更于仄声韵中选用了“雪、洁、怯、月、铁、结、绝、切”等哽咽决绝的入声，借之倾吐了胸中积郁的愤激之情。虽然是　　一首和作，却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的块垒，无一丝应酬的痕迹。

　　这首词写的是梅花。张炎《词源》说：“诗难于咏物，词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赵鼎此词上片全用拟人化的手法，勾魂摄魄地刻绘了梅花的精神。“一朵江梅春带雪”，当然是白梅了。把它拟作藐姑射山上的女神，再恰当不过了。《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样一位不食五谷、肌肤若冰雪的女神，正是白梅的形象。然而，她毕竟是一位女神，所以还表现为“玉软云娇”，表现为“照影凌波微步怯”。这里似乎又用了《洛神赋》的故事，所谓“凌波微步，罗韈生尘”（《洛神赋》句）。但是，作者此处并无再把梅花比拟作洛水女神的意思。“照影凌波微步怯，暗香浮动黄昏月。”正是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诗句）那一联咏梅名句的脱胎换骨。这就是张炎所说的“用事合题”。整个上片也写得“畅而不拘”“明而不晦”，诚属咏物词作的上品。

　　过片处“谩道广平心似铁”，仍然是非常合题的用事。“广平”即唐人宋璟，璟封广平郡公，其为人也贞操劲节，《旧唐书》说他“在官清严，人吏莫有犯者。”人称之曰“铁肠石心”。所以这词里说“心似铁”。然而就是这位铁石心肠的人物，却曾写过一篇风华旖旎的《梅花赋》，可见纵令铁肠石心，却也免不了对梅花缱绻情深。这词里说“词赋风流，不尽愁千结。”说的是宋璟，却也关系赵鼎自己。从词前小序，知道这词写于长道县。时间当在赵鼎与秦桧因为在对金人议和问题上意见不合，闹翻了，赵被贬谪知绍兴的途中。赵鼎为宋室名相，当初曾荐用秦桧，后来却被秦桧逼迫得绝食自杀。临终自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何等忠义，何等刚烈。很有梅花的冰清玉洁的傲寒精神，所以说这里也关系着赵鼎自己。

　　结尾处“望断江南音信绝，陇头行客空情切”的用事，从表面上看是不够“合题”的。“陇头”即陇山，《秦州记》云：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巅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这里也还暗用了王维《陇头吟》：“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的诗意。这样就承接了上句的“愁”字。说它是用事也可以，说它是抒情也可以。如说是用事，作者恰恰借助于用事，把已经提起的百回千结的不尽的愁，作深入一层的抒发，所以说它是抒情也可，而且是涵蕴更深广、更加淋漓尽致的抒情。

　　第一首诗开头两句是汝南人民水灾后重建家园的生活写实。汝水“抱城”奔流的势头和火种田中的“烧痕”换新绿的场景，告诉人们：春色被“偷”到人间，人们正在为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努力。三四句把眼前景物与灾情回忆结合起来。“湘妃泪”、“杜宇魂”，借用虞舜二妃泪染斑竹和蜀王杜宇魂化子规的典故，喻指灾区人民家散人亡，拭泪招魂的凄惨情状。诗人眼中见到的修竹影，耳边听到的子规声，唤起他对灾民的深切同情。千万点血泪，一声声杜宇，汝南人民遭受洪灾，无家可归，惨不忍睹的镜头，如同就在诗人眼前。五六句回顾了造成水灾的历史根源：汉代、唐代留下的隐患和祸根。前句指西汉末年翟方进为相，奏废汝南水利工程之一的鸿隙陂，从此“水无归宿”，经常为害。下句指唐宪宗元和年间，吴元济割据蔡州等地，对抗李唐王朝，擅改汝水故道，虽为李愬讨平，却贻祸无穷。这些往事，追想起来，都是令诗人哀伤愤慨的。七八句说城堞倾圮已尽，希望太守重加治理。诗人以陶侃来拟向宗回，祝愿他像陶侃那样，为巩固赵宋王朝而效力。

　　第二首诗开头两句展开了一幅郊野萧条景象的素描：炊烟袅袅，郊野的孤村，依稀可辨；天色清寒，村舍的痕影，一点也看不见。洪水给汝南人民带来的后果，还未消除。三四句写汝南两个名胜车网湖和壶公祠的傍晚景色。湖边梅花盛开，祠畔明月初上，风景原本很迷人，但前一年的灾情，诗人记忆犹新，前村的景象，宛然在目，他触景伤情，泪溅魂销。这景况和诗人同时之作“风将沉燎萦歌扇，雪带梅香上舞衣”（《次韵裴秀才上太守向公》），风格迥然不同。五六句说汝南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古城。早在春秋时代，它就是蔡、沈等国的封地，颇多“先贤”，人们立庙祭祀以示追怀“恩”泽。七八句则从另一角度指出：历史上蔡州也有秦代李斯（上蔡人，上蔡宋属蔡州）这样的人物，他官至丞相，却终遭杀戮之祸。诗人以提问的口气，把李斯临刑时“牵黄犬出上蔡东门”的“长叹”反说出来（《史记·李斯列传》），意在从他身上引出经验教训。

　　这组诗表现了汝南的地理历史概况，却各有特点。第一首诗，上半部分写人民重建家园的辛勤劳动和水患带来的严重后果，下半部分指斥汉、唐两朝当国宰相和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对太守向宗回寄予了希望。诗人从国家利益着眼，向地方长官提出建议，对人民生活表示关切，是应该受到肯定的。“茫茫”二句写汝水抱城奔流，春色中带有烧痕，诗人主要借助“烧痕”于无人处写出人来。而“偷”字从诗人眼中来发现、辨认，尤为传神。“千点”二句假物寓人，借景抒情，也于无人处写出人来。它既有烘托前两句的作用，也能增强对读者的感染力。“遥怜”二句由汉代的昏庸宰相说到唐代的乱臣贼子，也是句句有人。回顾汝南历史，一正一反，给人不少启示。末句“陶侃梦天门”的祝愿指名道姓，对照明显。而第二首诗，上半部分写水灾之后的情景，下半由蔡州在春秋时代已是封疆之国和恩泽民众的将相祠庙依然受人供奉，表现出这里民风淳朴，并引李斯之事为戒。这对太守向宗回也有讽劝作用。诗人从国家利益着眼，向地方长官提出建议，对人民生活表示关切，是应该受到肯定的。“庖烟”二句写诗人通过炊烟遥认孤村，主要借“庖烟”于无人处写出人来。而“认”字从诗人眼中来发现、辨认，尤为传神。“车网”二句假物寓人，“封疆”二句由春秋的封国说到庙食的将相，也是句句有人。回顾汝南历史，一正一反，给人不少启示。末句写李斯“牵黄犬”的“长叹”，指名道姓，对照明显。诗中说，古代的将相之所以到后来仍然受到祭祀，是因为恩及于民，作者劝勉太守之意自在言外。

　　秦观是小小的教官，向宗回曾多次请他代撰境内受祭祀之神的文章，可见对他是尊重的。在郡守登楼眺望时，他的次韵之作，咏史悯时，发了很多感慨。这首诗能摆脱一般“次韵”诗的窠臼，所以能成为名作。

　　荀巨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他的病友，是因为他们的友谊建立在道义基础上，这样的友谊，才是君子之交。义气，不会因富贵贫贱或生死祸福而改变立场与做法，义气是为了正当的事情，而主动愿意替别人承担危险，甚至不惜舍弃自我，成全他人的气度，这也是“真”、“诚”的一种体现。一桩舍生取义的义举，不仅救了朋友的性命，更让敌军自惭而退，可见“义”以及道德的强大感化力量。 这则故事除了让我们见证到患难见真情的可贵外，荀巨伯在生死关头还能不忘圣贤书所言，而表现出大义凛然的行为，更让我们学习到读书人笃行真理的精神。

　　从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做人应该讲情意,舍生取义的义举不仅救了他人性命,更是拯救了一座城,乃至一个国家! 坚守信义、大义凛然、对友忠诚、舍生取义、重情义、把情意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样的人是我们去尊敬的，也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是文章的点睛之笔.

　　诗文中流露出感伤颓废的情调、缥渺虚无的色彩。他自己曾在《樊南乙集·序》中说：“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开居忽忽不乐，始克I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这首诗就是他这种思想的具体反映。“楚公”其人，历来无确考。现此诗中之意。可能是一位老衲。

　　“白石莲花谁所共。六时长捧佛前灯。”诗一开头，便切题描写寺院中的石灯台。“白石莲花”即石灯台。《道源》一书注日：“番白石为莲花台，捧灯佛前。“共”是“供”的通假字。“六时”一词《大唐西域记》一书中有所说明：“六时合成一日一夜。”佛经中所谓“六时”等于如今的二十四小时。寺院中放置着白石凿成的莲花灯台，它整天整夜都在佛前捧着灯火，为佛家不可缺少之物。

　　接下两句：“空庭苔藓饶霜露，时梦西山老病僧。”因见院中秋色而忆念西山老僧。前一句写秋色：深秋时节，木叶尽脱，连那院中碧绿的苔藓也逃不掉寒秋的淫威，在重生的霜露之下，显出衰败之态。目睹眼前凄凉的秋景，诗人不由得想起南山那位体衰多病的老僧，此时他的情况怎样呢？于是诗人便引经据典，设想僧人所处的佛家圣地的情况：“大海龙宫无限地，诸天雁塔几多层。”《法华经》上说舍利佛文殊师“乘千叶莲花从大海娑竭罗龙宫自然涌出（水面），住在虚空之中”。此处之“天”与我们如今所说的天不同。按佛经所说，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共有二十八天。欲界有六天，色界有十八天，无色界为四天，此处之“天”指佛家所处的清净光明的胜境。“雁塔”一词出自《大唐西域记》，此书中载：有佛比丘在路上行走，忽然发现群雁飞翔．于是开玩笑说：“今天众和尚饭不够吃。”一只大雁向后退着飞，投身自杀。佛家感动，便建一塔，把雁葬在下面。在诗人的想象中，佛境不仅广大无边，而且清静光明。诗人用这样的笔法，把南山老僧所处之境描绘得如此之好。同时，此联也是借大海和雁塔暗暗点出佛家教义之“博大精深”。

　　最后两句：“漫夸骛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上乘。”这是对“楚公”的赞语。此处“骛子”指舍利弗。舍利弗名字与母亲名相连。其母名为舍利，眼如鹙鹭，身形特剐好看。“罗汉”本意是修行得道的圣者。《四十二章经》中说阿罗汉能飞行变化。随愿久住，而其所居之处，天地为之感动。言其道法之高深。这里是在说舍利弗为修行得道之圣。“不会”即不理解。“牛车”、“上乘”都是佛家语。按佛书《妙法莲花经》中所说：“如来佛曾为众僧说三乘，三乘即声闻乘，辟支佛乘和佛乘，声闻乘如求羊车，辟支佛乘如求鹿车，都不如佛乘，因为佛乘‘利益天人，度脱一切’，如求牛车。”因此“牛车”为佛家大乘也即诗中所说的“上乘”，其根本意思是指佛家圆通广大的要道。

　　诗人在这最后两句中首先称赞舍利弗是“真罗汉”，即修行得道的长者，但他还没有理解佛家的“上乘”即那圆通广大的要道，言外之意便是“楚公”才真正懂得了佛家的“上乘”之法，即佛家要道。

　　这首诗在思想性上无足可取，只是玄而又玄的禅家之语。不过在用典上还有些特色。不见牵强与堆砌之痕，比较自然。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