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娄山关战役胜利之后所写，最早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发表时没有标明写作时间。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时，将写作时间标明为“一九三五年二月”。这首词上阕写的是红军向娄山关进军的途中，下阕写的是娄山关战役胜利之后的景象。
这首词以“西风烈”三字起笔，气势如虹。在苍茫的云贵高原，时常有大风吹过。会值清晨，诗人置身此地，首先感觉的就是无处不在的西风。毛泽东在形容西风的时候，用了一个“烈”字。此处这个“烈”字通“颲”字，《说文解字》中释道：“烈，火猛也”；“颲，烈风也”。颲、烈，二字同源。毛泽东拿本意形容火猛的“烈”字来形容西风，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西风的阔大和威猛，像熊熊大火燎原而至，成功地烘托出苍茫甚至有点悲凉的氛围和基调来。
第二句是“长空雁叫霜晨月”。在辽阔的高原上，秋风如此之大，任何声音都可以传得清晰悠远，尤其是声声感发人思的雁声。循着雁叫之声，诗人抬头望去，只见霜降四野，月照八荒。“霜晨月”三字，简洁扼要地写出了月色下的情景和氛围。“霜晨月”，既可按照字面意思解释为在下了霜的早晨看到了高空的月亮，但如果理解为晨月之光皓洁如霜，亦未尝不可。意境浑然，思致动人。
紧接着，按照词牌要求，诗人叠韵而继用“霜晨月”。如果说前面的“霜晨月”写的是皓月当空，霜降晨曙的话，第二个“霜晨月”写的应该是月光泻地的意境了。顺应着这个叠韵效果，很自然地从天上转到地上，从而自然地引出了“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以此来收结上片，深得作诗“不烦绳削而自合”（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之妙。
上阕这四句写景，实则非自然之景，实是作者眼中之景，如王国维所说的“景中有我”，实在是写情中之景，以表达景中之情，写作者之所感所想。所以，这里的景物描写其实不过是作者的真实感受的外化景象，是作者当时的心情投射在周围景物时所看到的事物。正因为寒冷，才觉得西风烈，正因为路难行，才觉得霜重；正因为心情沉郁，才听得雁叫凄苦，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而这也正是红军当时冬夜行军的真实写照。上阕的整体色调的灰暗的，天色未亮，凄风冷月，行军困苦，可谓没有一点亮色。上阕确定的基调是阴沉抑郁的，一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让人变得心情沉郁。
下阕上来起始二句，一片的凄厉悲壮，豪气突升，一笔宕开，并不写攻占娄山关激烈的战斗，而是指明即便关山漫漫，长路艰险，但已定下从头做起。照一般的章法写来，下阕可以写人之困顿，路之艰难，以抒行军艰难之慨，进而深化这种基调，写成一首写长征路难的抒情之作。但作者没有如此，而是笔锋一转，横空出世，全词的调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下阕的开头，虽然语调比较舒缓了，但“真如铁”三字，突出了夺取这座雄关的艰辛——作者通过“铁”这一物象的坚硬、沉重，艺术地把“艰辛”具体化、形象化，这是很精巧的构想，“真如铁”这个“铁”字用得极妙，让人有超现实之感。因而已被广泛传诵，成为佳句。而句中的“漫道”二字却又展露出藐视艰辛的豪迈情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这个句子的内涵极为丰富。
“而今迈步从头越”是上句的自然延伸。“迈步”就是举大步，经过战斗，“雄关”而今已变成通途。“从头越”这三个字凝结了多少内心的奋发突破之情。这支革命队伍跨越雄关，踏平险阻的坚强决心和无畏勇气就出来了。激抒自己一腔英雄豪气以及对获胜的信心。诗人感到即便过去遭过一些失败，但可以“从头越”。
词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两个景句来收笔，极有情味。前一句写山。“苍山”即青山。既写出了山的颜色，也隐约流露出作者的喜悦。“如海”是说山峦起伏不尽，就像碧波万顷的大海。不仅展现了壮阔的山景，也表明了作者是站在高处眺望，一股雄壮的气概萦绕于句中。后一句写夕阳。“如血”是说夕阳像鲜血那样殷红。它点出了红军胜利越关的具体时间，还使人通过这一壮丽的图景联想到红军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这也是对词的前阕及后阕首句中“真如铁”所蕴含内涵的回应。这两个色彩鲜明的比喻句既描绘了景物，又饱含着感情。写的是黄昏景象，从凌晨写到黄昏，乍看跳跃起伏，前后不太连贯，但作者正是利用了这种时空上的错位，描写了这样的一幅景象：天亮复天暝，红军经过一夜又一天的急行军，早已过了险峻的关口，击败敌人，占领了娄山关，把困难和艰险抛到了身后。一天激战后，遍地硝烟，血流成河，英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战场上，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娄山关的崇山峻岭，而红军的旗帜在烈烈西风中飘扬，在夕阳中显得格外地鲜红。
此时诗人伫立于娄山关之巅遥看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莽莽苍苍，如大海一般深邃，而黄昏的夕阳渐渐落下，剩余的一抹霞光如血一般映红了天际。画卷之美正符合苍凉沉雄的大写意之境界，而这种大写意之境界正是汉风众美之中一类。李白《忆秦娥》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曰：“寥寥八字，遂关千年登临口。”而毛泽东这最后二行博大苍茫之气与李白有同气相呼应之感，同时毛泽东这二行还更多一些英雄之气与壮丽之气。
综观全词，上阕写景，下阕抒情，景中含情，情中又有景，情景一体，水乳交融。而且其结构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上阕沉郁，下阕激昂，上阕取冷色调，下阕取暖色调，色彩对比强烈，感情对比亦同样强烈，上下阕的强烈对比，恰恰反映了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作为一代伟人指挥若定的气魄。通篇只有四十六个字，篇幅虽短，但雄奇悲壮，气势如虹，寥寥数笔，“份量”很重，像一幅出自大师手笔的简笔画，笔简而意无穷，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的冬夜行军图，表现了作者面对失利和困难从容不迫的气度和胸怀。
诗开头照应题目中的“留别”，写诗人将离汴京乘舟东下。“新霜未落汴水浅，轻舸唯恐东下迟。”两句诗既点明留别的时光节令，又借助对景物的描写，隐隐透露出诗人孤凄落寞的情怀。“绕城假得老病马，一步一跛令人疲。”则是作者为自己勾勒的一幅落拓失意的自画像，于幽默的笔调和自我调侃的语气中包含了许多内心难言的隐痛。
“到君官舍欲取别”以下八句叙作者告别及友人饯别情景，表现出挚友间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在这里作者没有花费许多笔墨描述主客对饮情景，只借“便步髯奴呼子履，又令开席罗酒卮”等细节的点染和对席上肴撰的罗列，写出主人款待的盛情；借对室外“萧萧细雨”景色和诗人“冠帻欹”的恹恹醉态的描写，反映出席间不拘形迹、开怀畅饮的亲切气氛和作者沉醉于眼前美好时光的快意微醺。笔触细腻生动，富有情趣。
“文章或论到渊奥，轻重曾不遗毫厘，间以辨谑每绝倒，岂顾明日无晨炊。”这一段描写笔墨酣畅，兴会淋漓，生动地传达出宾主契合无间、畅谈不觉忘情的动人情景，将诗情推向高潮。
正是在这样亲切随意的气氛之中，在心曲相通的知交面前，作者才在樽前放歌，一吐胸中块垒：“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谈兵”，即研读兵法，在这里并非泛指，作于同时的欧阳修《圣俞会饮》也提到梅尧臣注《孙子》一事，说：“遗编最爱孙子说。”可见梅尧臣有志从军。这两句发自肺腑的心声，是作者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既包含了爱国忧民却报效无门的痛苦，也有诗人屡试不第、沉沦下僚的酸辛。其中虽有对个人穷通得失耿耿于怀的牢骚，但仍然是对封建社会里无数爱国的正直知识分子共同遭遇和思想感情的高度概括，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酒酣耳热”之际倾诉肺腑，原本应当滔滔不绝，一吐为快，作者却又出乎意料地陡转笔锋，刹住话头。“露才扬己古来恶，卷舌噤口南方驰。”语气骤然变得平缓，但在欲说还休的背后，却更清楚地表现出他那郁结心头无法排遣的苦闷。结末写诗人强烈的思归之情，并说明分手时不宜过于伤感，既是安慰友人，也是宽解自己，强作豁达。首尾衔接，更显得情味深长。
这是一首留别之作，却不落专写凄切之情的窠臼，而是借留别以抒怀，将对国事的忧虑、个人的不平以及离情别绪尽寓其中。此诗笔力苍劲，承转圆熟，自然流畅，质朴简淡，鲜明地体现出梅尧臣诗语淡情深的艺术特色。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作者面对对朋友的离去，流露出浓重的悲伤。前两句直写，说张巨山在福建住了两年，即要要离开福建前往浙江。三、四句转换角度，以虚拟笔法，想像张巨山走后，人去楼空的情景，寄托自己对他的深情与怀念。
“二年寄迹闽山寺，一笑翻然向浙江。”句直写，说张巨山在福建住了两年，如今要离开福建，前往浙江。“二年寄迹闽山寺”，表面全写张巨山，实际上带出自己与张巨山在这两年中过往密切，引出对分别的依依不舍。次句写张巨山离开，用了“一笑翻然”四字，看上去很洒脱，其实是故作达语。张巨山离开福建去浙江，既非回乡，又不是仕宦升迁，此词离别，肯定愁多欢少，因此诗人写他洒脱，正带有不得已处，加强自己对离别的不快。
三、四句转换角度，以虚拟笔法，想像张巨山走后，人去楼空的情景，寄托自己对他的深情与怀念。书房依旧，但是人走了，如果是直写，便索然无味。历来诗人都喜欢通过明月来寄寓自己的情思，如李白“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苏台览古》）、“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刘禹锡“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都是如此。刘子翚这首诗也借明月来说，强调明月仍然照进书窗，增加冷漠的气氛，同时通过无情的明月表现多情的举止，衬出人的多情，等于说自己日后见到空空的书房，将更加为眼前的别离而惆怅。这样一转折，加深了诗的底蕴，把情感也表现得更为丰富。
自然界的风物，谁都知道是无情的，但由于诗人的观感心情不同，便有意对它们进行人格化，刘子翚这首诗就是如此，把明月拟人化，说它不知人已去，仍然多情地照着读书窗。这样的构思，在古代被普遍运用。著名的如唐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以桃花依旧，表现人事变化所产生的伤感。又如岑参《山房春事》云：“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把庭树拟人化，说它没体察到人已离去。其他如张泌《寄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都是如此，刘子翚这首诗，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表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