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乙未年（万历二十二年），袁宏道做吴县县令，念及我们兄弟三人有的出仕、有的隐居，分散在四方（不能相见），就取苏轼思念苏辙之意，为自己的休息闲坐之所题写匾额“听雨”。这一年的十月，我去吴县探望他，见到听雨堂后（不由）感叹道：“我看苏轼为官四十多年，在颠沛流离之时，家室妻子全然不顾念，却唯独没有一刻能忘记苏辙，对儿时两人风雨对床的人生乐趣的感念，没有一天没有的，可是最终他也没能和苏辙相聚。
唉！宋朝自宋仁宗以后，都不是安定太平的时代。苏轼高亢耿直，无所保留地进谏忠言，苏辙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他俩都有隐居山林的风骨气度，（本质上）不是迎合世俗谋取功名之人。古代的君子，有一个人了解他，就可以隐居了。何况苏轼、苏辙两人互为知己？两个互为知己的兄弟，一起隐居山林，讲究性命之理，弹琴论道，在瑞草桥、何村中著书，恐怕也不会太寂寞吧。可是他竟然违背本性，在功名仕途上努力，最终被世人嫉妒，几乎处于死地。那黄州之行也就罢了，元祐初年得以回到阳羡，在那时，富贵功名的滋味已经尝过了；世路坎坷的苦楚，也经历过了；自己的为人，足以招致怨恨和忌妒，也大约可见了，可谓历经磨练而富有经验了。或者招苏辙到常州，或者搬家到许昌，或者兄弟二人一起回到故乡，让不能在中年实现的乐趣，在晚年实现，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八年之间，荣华富贵得到了多少呢？结果是被贬谪惠州、儋州，飘零寂寞，最终不能与苏辙相见。这是我不理解子瞻的地方。人贵在自我了解。陶潜可以做到出仕却不为外物所役（而辞官），是因为他性情刚毅啊。子瞻被贬到海南以后才想学陶渊明，他不在年轻的时候学，却在老年的时候学，这和贼逃走了以后才想要弯弓射箭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兄弟三人，相亲相爱的程度不亚于子瞻和子由。子瞻没有哥哥，子由没有弟弟，他们的快乐要比我们兄弟三人少。然而我福薄，或许可以免于功名。只是我看两个哥哥修道的根基深，俗世的缘分浅，终究不是功名之人。而且中郎心胸宽广而外显激切，心态平和而行迹孤傲，尤其适宜隐居。现在在吴县担任县令，政令清简，全然不见繁忙，但是他的心中常常好像不快乐。莫非从子瞻的覆辙中有所鉴戒，子瞻想在年老的时候学陶渊明，而中郎想要在年轻的时候学陶渊明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兄弟对床听雨的快乐，不用等到老年就可以实现了，请让我回去等待这一天。
注释
中郎：即袁宏道，为本文作者袁中道之兄。
子瞻怀子由：苏辙在《<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中写道：“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
嗟乎：感叹词，相当于“唉”。
狷介：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
偕：一同。
不啻：不止；不只。
《山花子》这首词从“记前生”句可以看出，是写怀念亡妻的。这是残荷引发的怀人之作。
上片前两句是荷塘败落的实写，以“飘残”而感知了季节之悲，同时也是人生之秋的写照。而泥莲被藕丝萦绕，既是实景，又是不绝的情思。后两句“珍重别拈香一瓣，记前生”，追忆当初，因景诱情，前生珍重，后世亦珍情。情重更见心苦。
下片承上抒情，前两句化用杜牧诗句《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句意，“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作者后悔妻子在世的时候，没有对她深情相待，自觉对她薄情。因作者与妻卢氏结婚时，他心中还惦念着姓谢的表妹。自己因为对表妹谢氏的多情，而对卢氏薄情。如今想来人在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而今人不在了，只有偷偷流泪的份了。“悔”字为反语，不悔之意。这是对于“情”的一种特殊感受，是更深沉得情的告白。后两句是真情的率性表露，“断肠”和“泪”恰是因多情而伤痛彻骨，凄苦惆怅。
同一题材，在不同的作家笔底，表现各异；试听“琵琶”，一到作者手里，即翻作新声，不同凡响。这首词借唐玄宗年间有关琵琶和音乐的典故，抒写北宋沦亡之悲，讥讽南宋小朝廷耽于安乐。全词以弹琵琶为喻，事实上“弹”（谈）的是国家兴亡之曲。
此琵琶，乃檀木所制，尾刻双凤，龙香板为拨，何其精美名贵！“凤尾龙香拨”。这杨贵妃怀抱过的琵琶，它标志着一个“黄金时代”。作者在此，暗指北宋初期歌舞繁华的盛世。而“霓裳曲罢”则标志着国运衰微与动乱开始。借唐说宋，发端即点到主题而又不露痕迹，可谓引人入胜之笔。
“浔阳江头”二句，一转，用白居易《琵琶行》所叙事。源自“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交代了地点，是浔阳江头。浔阳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市；浔阳江头也就是前边序中所说的湓浦口。白氏在江边关罢“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诗序云“是夕始有迁谪意”，是听了琵琶曲与弹奏女子自述身世之后的所感。词以“最苦”二字概括，表明作者也有同感。“画舸”句用郑文宝《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句意。作者以白居易的情事自比，并切琵琶，其“天涯沦落”之感亦可知矣。
“记出塞”接连数句又一转，从个人遭遇写到国家恨事。“望昭阳宫殿”等句分明是写一种特殊感情，与当日昭君出塞时去国怀乡之痛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恐怕是在暗喻“二帝蒙尘”的靖康之变。这种写法在南宋词家中也不乏其人。姜夔《疏影》词中亦有“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之句，郑文焯亦云“伤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
“辽阳驿使”数句转到眼前的现实。词人怀念北方故土，联想琐窗深处，当寒气袭人时，闺中少妇正在怀念远戍辽阳而杳无音信的征人。她想藉琵琶解闷，结果愈弹愈是伤心。“推手”等句，指弹琵琶，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欧阳修《明妃曲》本此而有“推手为琵却手琶”之句；所弹之曲为《梁州》。《梁州》即《凉州》，唐西凉府所进边地乐曲，梁、凉二字唐人已混用。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谓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白居易诗：“《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可见其声哀怨。“哀彻”两字加深了悲凉的意绪。“云飞烟灭”已将上文一齐结束，“贺老”句便是尾声。
这尾声与发端遥相呼应，再次强调盛时已成过去，已成为历史。贺老即贺怀智，开元、天宝间琵琶高手，他一弹则全场寂静无声。元稹《连昌宫词》云：“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定场”即无消息，则“沉香亭北倚栏干”（李白《清平调》）的贵妃面影当然也不可见，这“凤尾龙香拨”的琵琶亦无主矣。故作者云“弹到此”即“鸣咽”不止，写悲慨无穷的国难家愁。
此篇手法新颖，从章法上看与《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可并为姊妹篇，都列举了许多有关的典故，而其中皆有一线相连。即所用典故中情事都与词人内心的情感和生活经历有关，与当时时代特点有关，故典故虽多，却不为事所累，且抒情气氛浓郁。仍觉圆转流丽。由此可联想到唐时李商隐的《泪》（永巷长年怨绮罗）一诗，也是列举古来各种挥泪之事，最后归结为一事。辛词章法可能学自李诗，而又有出蓝之妙。再上溯可找到江淹的《恨赋》、《别赋》，李白《拟恨赋》等类篇章，作者用之以为词，可谓创新。
此词除使用典故多能流转自如外，还显示了辛词的另一特色，即豪放而兼俊美，所谓“肝肠似火，面目如花”者。词中如“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句，不独用昭君出塞之典故，且含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的诗意，形象很美，韵味亦深长。又“轻拢慢捻”四字，不独是用白居易诗点出弹琵琶，而好在将闺人愁闷无意绪、心情懒慢的神态也随之描画出来了。“泪珠盈睫”，令人想见那长睫毛闪动的晶莹珠泪，非而见美，更渲染了哀怨气氛，烘托了主题。
前人评辛词曰“大气包举”，所谓“大气”，就是指贯穿在词中那种浓烈的爱国之情，沉郁而激昂。而他的词风却不见粗犷，反倒是思理细腻绵密，语言华丽高雅，虽“用事多”，不嫌板滞。“情”在其中，密处见疏，实中有虚，令人读后有荡气回肠之感。
这是一首咏物词。咏物抒怀历来是文人骚罢常情，但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写作。稼轩此词，初看不过是有关琵琶典故的堆积，所以有的评家不太看好；但是细推敲来，所用之典皆不是随意捻来，而是用心良苦，所以此词也为真正识家所赞美。
凤尾龙香拨：此句是指杨贵妃所用琵琶。
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霓裳》指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霓裳》曲罢指杨贵妃之死。白居易《长恨歌》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句。
最苦浔阳江头罢，画舸亭亭待发：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
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指昭君出塞。昭阳殿，汉朝未央宫中的殿名。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寒窗、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沈云卿《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辽阳，唐代边防要地，在今辽宁境内。白居易《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欧阳修《明妃曲》:“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家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梁州》，唐代教坊曲，亦名《凉州》。
贺老定场无消息：元稹《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指唐代琵琶高手贺怀智。
想沉香亭北繁华歇：沉香亭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活动的场所，李白《清平调》：“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此词不是风花雪月之笔。开头写唐，实则写宋。作者自比浔阳江罢，有天涯沦落之感。昭阳宫殿已不可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让人联想起靖康之难。读至此，痛感之情不亚于岳武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长安难望，辽阳呢？音信全无！凉州呢？一曲哀彻！汉朝故都，唐代边镇，如今都沦落金人之手！那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游乐的沉香亭，早已是一片荒芜了！读此有“黍离之悲”也！
琵琶，好音者看来，乐器也；闺怨者看来，倾诉也；无关者看来，一物也。而稼轩看来却有无限家国之恨！此与碌碌鼠辈之别也！
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