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乙未年（万历二十二年），袁宏道做吴县县令，念及我们兄弟三人有的出仕、有的隐居，分散在四方（不能相见），就取苏轼思念苏辙之意，为自己的休息闲坐之所题写匾额“听雨”。这一年的十月，我去吴县探望他，见到听雨堂后（不由）感叹道：“我看苏轼为官四十多年，在颠沛流离之时，家室妻子全然不顾念，却唯独没有一刻能忘记苏辙，对儿时两人风雨对床的人生乐趣的感念，没有一天没有的，可是最终他也没能和苏辙相聚。
唉！宋朝自宋仁宗以后，都不是安定太平的时代。苏轼高亢耿直，无所保留地进谏忠言，苏辙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他俩都有隐居山林的风骨气度，（本质上）不是迎合世俗谋取功名之人。古代的君子，有一个人了解他，就可以隐居了。何况苏轼、苏辙两人互为知己？两个互为知己的兄弟，一起隐居山林，讲究性命之理，弹琴论道，在瑞草桥、何村中著书，恐怕也不会太寂寞吧。可是他竟然违背本性，在功名仕途上努力，最终被世人嫉妒，几乎处于死地。那黄州之行也就罢了，元祐初年得以回到阳羡，在那时，富贵功名的滋味已经尝过了；世路坎坷的苦楚，也经历过了；自己的为人，足以招致怨恨和忌妒，也大约可见了，可谓历经磨练而富有经验了。或者招苏辙到常州，或者搬家到许昌，或者兄弟二人一起回到故乡，让不能在中年实现的乐趣，在晚年实现，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八年之间，荣华富贵得到了多少呢？结果是被贬谪惠州、儋州，飘零寂寞，最终不能与苏辙相见。这是我不理解子瞻的地方。人贵在自我了解。陶潜可以做到出仕却不为外物所役（而辞官），是因为他性情刚毅啊。子瞻被贬到海南以后才想学陶渊明，他不在年轻的时候学，却在老年的时候学，这和贼逃走了以后才想要弯弓射箭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兄弟三人，相亲相爱的程度不亚于子瞻和子由。子瞻没有哥哥，子由没有弟弟，他们的快乐要比我们兄弟三人少。然而我福薄，或许可以免于功名。只是我看两个哥哥修道的根基深，俗世的缘分浅，终究不是功名之人。而且中郎心胸宽广而外显激切，心态平和而行迹孤傲，尤其适宜隐居。现在在吴县担任县令，政令清简，全然不见繁忙，但是他的心中常常好像不快乐。莫非从子瞻的覆辙中有所鉴戒，子瞻想在年老的时候学陶渊明，而中郎想要在年轻的时候学陶渊明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兄弟对床听雨的快乐，不用等到老年就可以实现了，请让我回去等待这一天。
注释
中郎：即袁宏道，为本文作者袁中道之兄。
子瞻怀子由：苏辙在《<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中写道：“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
嗟乎：感叹词，相当于“唉”。
狷介：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
偕：一同。
不啻：不止；不只。
赞美说
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主要有毛齐鲁韩四家，其中毛诗的解释来自《毛诗正义》，而齐鲁韩三家诗几乎都已亡佚。 现依据王先谦之说，取其书《诗三家义集疏》中认定的齐鲁韩三家诗说观点。在《羔羊》篇中，“羔羊”、“素丝”、“退食”、“委蛇”四词是该诗的关键词，其中“羔羊”是主旨的代表，故理解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应先从后三词开始，再分析“羔羊”所代表的主旨。
“素丝”。在《诗三家义集疏》的资料中，齐氏认为“素丝”指“君子朝服”；韩氏则认为素喻絜白，丝喻屈柔；注鲁诗的谷永注“素”为“行絜”，王逸注为“皎洁之行”；毛氏注为“白也”。《诗三家义集疏》总结为：“薛以性言，谓其心之精白，谷王以行言， 美其行之洁清也。‘丝喻屈柔’者，屈柔以行言，立德尚刚而处事贵忍，故屈柔亦为美德。 ”; 可见，齐氏是从“素丝”作为社会服装的角度进行分析以确定身份地位为大臣，而其余诸家则抓住其本身“白”与“柔”之特性，认为“素丝”是用来赞美大臣之高洁、谦忍。
“退食”。 王先谦先生梳理齐鲁韩三家诗注，认为“‘退食自公’者，自公朝退而就食，非谓退归私家。 永疏‘私门不开’，正释‘公’之义。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于朝，不遑家食，故私门为之不开也。 ”; 而《毛诗正义》中先列郑玄笺，云退食意谓减膳。再引孔颖达正义释“减膳”之意：“减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为节俭减之也。 ”后引王肃、孙毓“减膳”论“减膳”为合理合制之举。故从身份属性上来讲，两种解释都将对象定义为朝堂之臣，非宦官等类属。 从特征属性来看，则知此人尊制守法，依朝廷之律，依传统之令，非标新立异或先斩后奏之人，可谓是遵从、执行制度法令的模范，是朝廷形象的代言。
“委蛇”。 毛氏注曰：“委蛇，行可从迹也。 ”又言：“既外服羔羊之裘，内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从公门入私门，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动而有法，可使人踪迹而效之。 言其行服相称，内外得宜。 ”郑玄笺云：“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节俭而顺，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 韩氏注为：“逶迤，公正貌。 ”; 二者看似不同，实则互补。 恰如陈启源所云：“毛‘委蛇’传以为‘行可迹踪’，韩‘逶迤’训作‘公正貌’，两意义正相成，为其公正无私，故举动光明，始终如一，可从迹仿效，即毛序所谓正直也。 ”; 可知所美大臣之言行，首先是公正无私的，非弄权之人。 其次，该人言行有迹可循，则可使人仿迹模仿，谓其人有影响力，是值得他人对其进行赞美乃至宣扬的。
“羔羊”为此诗篇之题，也是该诗主旨的代表，因而应以“羔羊”为核心来分析该诗主旨。 《毛诗正义》：“《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后注：“《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 《诗三家义集疏》：齐说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辅政扶德，以合万国。 ”韩说曰：“诗人贤仕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 据此可知，该诗的主旨是赞美有德行之君子， 不同在与有的学者认为是在赞美召南大夫，而当时其他的学者认为是美召公， 毛氏则只说 “在位卿大夫”。实际上，召公于周朝亦是在朝之臣，故综合来看，可将《羔羊》一诗的主旨定为赞美有德之大臣。
讽刺说
对这首诗表现特点的理解，要反美为刺。即是说，全诗不用一个讥刺的词，更没有斥责之语，诗人只是冷静而客观地抉取大夫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一个小片断，不动声色用粗线条写真。先映入诗人眼帘的是那官员的服饰——用白丝线镶边的羔裘。毛传说“大夫羔裘以居”，故依其穿戴是位大夫。头两句从视觉来写，暗示其人的身份，第三句是所见也是所想，按常规大夫退朝用公膳，故诗人见其人吃饱喝足由公门出来，便猜想其是“退食自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双鸡。”杜预注：“谓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这与当时民众的生活水准相对照，有天上地下之别，《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阐述的符合王道的理想社会，在丰收年成，也才是“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而大夫公膳常例竟是“日双鸡”，非常奢侈。诗人虽然没有明言“食”是什么，以春秋襄公时代的公膳例之，大约相差无几。诗人生活在同时代，一见其人“退食自公”必然有所触动，想得很多，也许路有饿殍的惨象浮现在他眼前。正因为如此，所以厌恶之情不觉油然而生，“委蛇委蛇”诗句涌出笔端。这第四句“美中寓刺”，可谓点睛之笔，使其人仿佛活动起来：你看他，慢条斯理，摇摇摆摆，多么逍遥惬意。把这幅貌似悠闲的神态，放在“退食自公”这个特定的场合下，便不免显出滑稽可笑又丑陋可憎了，言外诗人的挖苦嘲弄可以想见：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实则是个白吃饭的寄生虫！三章诗重复这个意思，回环咏叹，加深了讥刺意味。各章三、四两句，上下前后颠倒往复。
这首散曲讲述作者辞官后精心作诗，纵情饮酒，面对眼前的杨柳轻烟、梨花明月，沐浴着海棠清风，早已不想进入虚荣煊赫的相府王宫，从而表现出主人公执着的人生追求和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肯定，以及他对现实还有不满和牢骚。此散曲格调高远，文字显白流畅，感情真朴醇厚，无论抒情或是写景，都能出自真情而较少镂刻。
“诗磨的剔透玲珑，酒灌的痴呆懵懂”，起首的这两句领起全篇，是对作者生活状态的总体概括：精心作诗，纵情饮酒。作者辞官回乡之后，寄情诗酒，对诗文穷尽心力、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对醇酒，则是甘之如饴，如饥似渴，沉溺其中而难以自拔。这两句虽然十分简括，但却含蓄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此时的心境：“诗言志。”在诗文之上如此尽心竭力，说明张养浩并未完全忘却世事，也并不想将自己胸中的锦绣才华彻底埋没于乡野田园。沉浸于酒，更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平静，作者满腹的牢骚和不满只是碍于当时现状不敢明言。
“高车大纛成何用，一部笙懵断送”，这两句乃自嘲之语，自问自答中对往昔混迹官场、虚荣煊赫的生活进行了否定：纵然生前有高官厚禄加身，佳人艳妇环绕，死后也不过是一抔黄土埋葬，一部笙懵发送罢了。至于坟墓是否豪华， 丧懵是否热闹，已经毫无意义。
前文写对现实生活的摒弃、否定，不过是为下文描写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做铺垫。其后，作者极尽铺张谊染之能事，将自己辞官后的生活描写得乐趣备至，令人心驰神往：“金波”“银瓮”“翠袖”“玉钟”，这两句以器具的精美珍贵、衣饰的华丽精巧来反映府中生活的奢华； 皎洁明亮的月光之下，微风夹杂着海棠香气拂面而过，“绿杨烟”“梨花月”“海棠风”将作者的生活环境渲染得十分雅致。本来极为寻常的田园生活，在摆脱了俗世羁绊、无牵无挂的作者心中，却生发出了无限奇思妙想，产生了十分惬意的感受。
因此，“闲受用”的作者， 对“丞相府”“帝王宫”中尔虞我诈、污浊不堪的生活才毫无留恋之情，坚守自己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执著于自己所选择的远离官场、忠于本心的生活方式。这既是作者对自我价值的发掘和重视， 也是作者与黑暗社会决裂的坚定心声。
此诗是集春景、乡思、归梦于一身的作品。前二句述写异乡的春天已经过去，隐含了故乡的春色也必将逝去的感慨；后二句想象春风非常富有感情而且善解人意，仿佛理解了诗人的心情而特意为他殷勤吹送乡梦。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这是一个细雨初晴的春日。杨柳的颜色已经由初春的鹅黄嫩绿转为一片翠绿，枝头的残花已经在雨中落尽，露出了在树上啼鸣的流莺。这是一幅典型的暮春景物图画。两句中雨晴与柳暗、花尽与莺见之间又存在着因果联系。“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触动羁泊异乡的情怀。触景生情，悠悠乡思便不可抑止地产生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是两个出语平易自然，而想象却非常新奇、意境也非常美妙的诗句。上句写春风吹梦，下句写梦逐春风，一“吹”一“逐”，都很富有表现力。它使人联想到，那和煦的春风，像是给入眠的思乡者不断吹送故乡春天的信息，这才酿就了一夜的思乡之梦。而这一夜的思乡之梦，又随着春风的踪迹，飘飘荡荡，越过千里关山，来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在诗人笔下，春风变得特别多情，它仿佛理解诗人的乡思，特意来殷勤吹送乡梦，为乡梦作伴引路；而无形的乡梦，也似乎变成了有形的缕缕丝絮，抽象的主观情思，完全被形象化了。
不难发现，在整首诗中，“春”扮演了一个贯串始终的角色。它触发乡思，引动乡梦，吹送归梦，无往不在。由于春色春风的熏染，这本来不免带有伤感怅惘情调的乡思乡梦，也似乎渗透了春的温馨明丽色彩，而略无沉重悲伤之感了。诗人的想象是新奇的，奇妙的想象将强烈的乡思形象化、具体化了。在诗人的意念中，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梦，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末句的“又”字，不但透露出乡思的深切，也流露了诗人对美好梦境的欣喜愉悦。
唐代诗人写过许多出色的思乡之作。悠悠乡思，常因特定的情景所触发；又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悠悠归梦。武元衡这首《春兴》，就是春景、乡思、归梦三位一体的佳作。这首诗所写的情事本极平常：看到暮春景色，触动了乡思，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下，做了一个还乡之梦。而诗人却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首美好的诗来，在这里，艺术的想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农历七月初七夜晚，俗称“七夕”，又称“女儿节”、“少女节”，是传说中隔着“天河”的牛郎和织女在鹊桥上相会的日子。古代，七夕的民间活动主要是乞巧。所谓乞巧，就是向织女乞求一双巧手的意思。乞巧最普遍的方式是对月穿针，如果线从针孔穿过，就叫得巧。这一习俗唐宋最盛。
《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是一首想象丰富、流传很广的古诗。诗句浅显易懂，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表达了少女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碧霄”指浩瀚无际的青天。开头两句叙述的就是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家家户户的人们纷纷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后两句将乞巧的事交代得一清二楚，简明扼要，形象生动。诗人在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而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愈加体现了人们过节时的喜悦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