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受宫体习染，多风花雪月，吴侬软语，而风格轻靡，姿态婉娈。入北朝，则稍涉清刚之气，江河山川，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开篇先叙述作者归隐后的林泉之乐，他以欣赏的笔触去描绘故乡的山野风光，说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直截了当地告诫阳休之不要被名缰利锁所牵缠，又以历史教训为鉴。作者想象如果阳休之能幡然醒悟，与他一同把臂入林，携酒登山，该是多么快乐。但是，作者又不得不意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感慨“缅寻此旨，杳若天汉”，戛然而止，却余音无穷。全篇层次清晰，语言清朗，以比喻和对比手法说理论事，理随文而成，挥洒随意，流转自然，全无雕琢之气，在六朝骈文中不失为上乘之作。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此文是祖鸿勋辞官归里后写给阳休之的信，共分两个部分。作者先叙述陶冶山水，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后规劝阳休之急流勇退，知足而返。作者为人耿介，不与世俗同流，虽入仕朝廷，常心寄霄汉。他位至高阳太守，而在官清廉朴素，妻子不免寒馁，时议颇以为清高。所以他最终辞官归里，完全是适心应性而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来看开头第一句“吾比以家贫亲老，时还故郡”，纯粹是托辞而已。所以作者仅用一笔带过，立即转入对家乡山庄田园风光的描写。先写居处环境：雕山地处闲远，水清石丽，四周有重峦叠嶂相拥，中间有数顷良田相伴；家有野舍于斯，虽遭荒废，而经过修复，已焕然一新。作者以十分欣赏的心情描绘他的“野舍”：依山就势，即石成基，援木为梁，凭林起栋。上有萝蔓攀援，高映屋宇；下有清泉潺暖，环绕石阶。庭中有月松婆娑，绿草生翠，溪边有日华浮动，云光徘徊。时有流烟飘过，随云气氤氲而舒卷汗漫；再看园中桃李，共香椿翠柏而比丽争姿。短短几十字，就将其雕山野舍的大好风光描摹出来，运笔幽峭简劲，清丽而生动，令人不胜企羡。
至此，作者转换笔法，变客观描绘为主观介入。作者果然耐不住山川风光的吸引，尽情陶醉了。当他不时褰裳涉水、拄杖登攀的时候，不禁产生了“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的感觉，仿佛不是立足人间，而已置身仙山琼阁，羽化而登仙了。“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一句，直将作者误把人间作仙境，盘桓其间流连忘返的心情和神态，勾画得出神入化，宛然若现。所以，他余兴未尽，归来仍“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举酒望月”，不但勾勒出了作者寄情山水、啸傲江湖的潇洒形象，还暗寓了时间的流程，表明作者从褰裳涉水到举杯望月，已在山间徜徉了一天，时已至晚了。眼观之景渐已朦胧隐去，惟耳聆之声与心想之象，则络绎奔会，粲然成章。所以接下来“听风声以兴思”四句，既暗寓了时间的流程，也揭示了作者心理变化的过程：观景—聆声—兴想。这样，文章从写景到抒情的转合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其笔法之老练纯熟，可见一斑。随后八句，则从这具体的情境中跳出来，略写归隐后的生活。戴斗笠，穿蓑衣，躬自耕耘，奉养双亲，以散步代车马，以无事为和贵。他认为这是人间最为适意快心的事了，连挥麈清谈的风雅也难以与之媲美。“岂必抚麈哉”，把作者身居山间、心性俱足的感情和盘托出了。
第二部分掉转笔锋，直指阳休之本人。据《北齐书·阳休之传》记载，阳休之“俊爽有风概，少勤学，爱文藻，弱冠擅声，为后来之秀”。可见他出名很早，且仕途通达。但在作者看来，名声之事不过缰锁而已，为其所累，就像一块天然好料，被木工左砍右凿，削刮得面目全非。所以他转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而吾子既系名声之缰锁，就良工之剞劂”，直截了当，切中要害。接着八句描绘阳休之官场得意、文坛擅名之状，用语精丽，文辞华美，俨然歌颂褒扬的口吻。但归为八字，甚具振聋发聩之响：“兹自美耳，吾无取焉。”这不过是阳休之的自鸣得意，作者根本就看不上。这段文字很值得玩味。以腴词裹讥意，用颂调唱哀声，仿佛先要让阳休之高兴一下，然后当头棒喝，使之猛省。这种先扬后抑、明褒实贬的欲擒故纵之法，运用得非常成功，颇具奇峰突起、耳目顿开之效。然后再展开正面论证，而获水到渠成之势。作者先以积玉光泽者前毁，丛桂芳茂者先折为喻，再以历史教训为鉴，反复开导，多方引证，告诫阳休之应注意敛锋藏迹，免遭“象由齿毙，膏用明煎”的命运。他还拈出老子的虚无之道，奉为圭臬，举出张良的急流勇退，作为楷模，希望阳休之能够幡然悔悟，悬崖勒马。他竟禁不住把假设悬想为现实，憧憬起二人归隐山林的生活：把手入林，携酒登山，天为被，地为床，昼论道，夜谈玄，摅心志，畅胸怀。人生得此足矣，“何必富贵乎？”一语既出，表明了作者对于这种生活的倾心向往和追求，同时又把自己从热烈的遐想拖回到了清冷的现实。他不得不认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力强而致，所以最后忍不住以感慨作结。其中既有埋怨、责怪，也有希望、期待，蕴含丰富而复杂。“若能”以下一段，以想象设辞，再以“去矣阳子”的棒喝拦截，悬想滔滔，戛然而止，笔法颇与此前的先扬后抑相类似。
全文在结构上截然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写己，写归隐，写山川风光，写愉情快性；下段写人，写在朝，写名缰利锁，写跼蹐蹭蹬。两相对照，效果强烈，泾渭分明。且以高尚映低卑，用委琐衬潇洒，二者互为比照，高者愈见其高，低者愈显其低。这是此文的艺术特色。另外，此文虽取骈文形式，但文思清省，运笔简洁，虽有风花雪月之姿，而无轻软丽靡之质。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情如之何”三句，以一“情”字总合全词。此言词人年已垂暮，然仍旧羁旅在外，且还要送亲如兄弟的翁五峰赴鄂州前线御敌，不由思绪万千。“便江湖”四句，临别赠言。词人说：我俩虽然将要分离，今后两地相隔，千里之远。但秋高气爽，仍可在中秋佳节，同赏明月，所以说即使是隔着千山万水也是“千里共婵娟”啊！可是如今战火纷飞，何日才能重新回复宁静的生活？这是词人对时局的担忧。“玉尘”三句，状翁之外形打扮，并赞之。“玉尘”，即玉柄拂尘。魏晋时清谈家常手拿拂尘，泛泛而谈。此言翁五峰到鄂后，很快就要入冬，故词人想象中，翁将手执拂尘，身穿貂裘，在贾帅幕府中与人讨论时政，议论战况。词人说：但不知道贾帅府中如今还有几个像你那样的英雄人物？“行须早”三句，述离别。言翁应该为国事硬起铁石心肠，尽快起程义无反顾地奔赴前方，不要为儿女情长搞得难舍难分。
“平生”两句，既赞翁之才，又誉翁之忠。“帐动”句，化用东晋郗超故事。郗超，晋高平人，有文才，善谈论，为桓温参军。温怀不轨，超为之谋。谢安尝诣温论事，温令超卧帐中听之，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此言翁五峰如太白再世，“斗酒诗百篇”似的借酒助文才，且秀句迭出；而且他忠心耿耿，能为贾似道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地办事。“听夜鸣”四句，联想翁到鄂后情景。言五峰若到了鄂州（汉阳），夜晚闲暇可以到黄鹤楼登高访古，探访胜迹；白天可以驰骋骏马，练武备战，若要赶写告敌檄文，相信他必能倚马可待，文势可以横扫千军。“贾傅”三句是说：鄂州前线如今有了五峰这个像贾谊那样的高才辅佐军事，再加上士气高昂得如岳家军一样的宋军，必定能够大败元兵，还能乘胜收复失地，勒石在燕然山上。“燕然”句，用窦宪故事。据《后汉书·窦宪传》：“东汉永元元年，窦宪破北单于，登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按：燕然山，即今蒙古杭爱山。梦窗忧元兵侵宋，故发此议论。“松江上”三句，转言自身。词人说：你（指翁）如果在鄂建功立业，不要忘记吴地松江旁边还有我这个老迈的朋友在家中象闲云野鹤般的无所事事啊。结句含有希望友人功成名就，并推荐自己之意在。由此可见词人虽已至暮年，却壮心不已。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这首词，上片以景衬情，下片则描绘人物时蕴情会意。全篇借春风杨柳绘写浓春美景，衬比香阁女子的绰约风姿，曲传离思别意，景与情谐，物与人合，宛转含蓄，情致缠绵。词中化用金昌绪的《春怨》和王昌龄的《闺怨》诗，但有神无迹，如轻霜溶水，泯融无痕。诗词都写到莺声惊梦生恼，春柳触发怨情，但诗中闺妇听莺声而小庭追打，见柳色而直说悔意，明朗爽利，感情真切；词里的香阁女子却只是浓睡不起，宿妆不整，娴静温婉，含而不露。二者相比，感情表现上有隐显曲直之别，声情口吻上有坦露含蓄之殊，语言上有质朴明快和清丽优雅之异，意趣、韵味也自判然不同。
上片起笔“东风杨柳欲青青，烟淡雨初晴”先绘出一幅如画春景：东风吹温送暖，催引生机；杨柳因春风吹拂而萌发春意，虽未青青成阴，却染得人满眼春色；柳丝纤细，柳烟疏淡，似有若无，自有一种迷蒙意态；一番春雨初霁之后，柳色显得倍加清新，翠意撩人，秀色可餐。这两句将春风、春柳，春雨、春晴，编织一起，色彩明媚，春意盎然，令人心醉神迷。
“恼他香阁浓睡，撩乱有啼莺”二句，词意陡生顿挫。面对烂漫春光，不是览景生欢，而是意趣索寞，“香阁浓睡”，情态异常。着一“恼”字，既是贯下，也暗暗承上。上两句描绘春景，是为了衬示香阁女子的怨思，即以乐景而反衬哀情，从而形成鲜明对比，把离情怨思烘托得更加强烈。由于人物内心状态的异常，观景亦有异常之感：春色娱人，莺声悦耳，是常情；而春色恼人，闻莺心烦，则是变态。词中香阁女子所以对春色视而不见，恹恹无绪，黯黯思睡，听到莺声却生恼恨，实际是因春感怀，睹景伤情。莺声惊睡，也许还惊破了好梦。
下片“眉叶细，舞腰轻，宿妆成”为人物描写。眉叶、舞腰，既是咏柳，也是写人，杨柳枝叶的纤细袅娜，女子眉腰的秀美窈窕，词人生花妙笔的晕染下，相互叠印复合。柳如美人，美人似柳，形象隽丽，比喻贴切，既写出柳的风神，也显出人的韵致。“宿妆”，隔夜未整的残妆。词里的“宿妆成”，是指香阁浓睡的女子醒来，无心梳洗，懒于修饰。此处虽不明白言情，而从“宿妆”不整的容态中自然溢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幽怨。结拍“一春芳意、三月和风，牵系人情”三句正面点示题旨。
“一春芳意”与“三月和风”为对偶句，同是“牵系人情”的景物。这三句意思是：柳芽茁长的春意，萦拂柳条的春风，以及柳枝上的莺啼，柳树间的烟锁，无不牵系着闺中人的情思。“牵系”二字，切柳丝。全篇明以柳起，暗以柳结，中间所及，关涉到柳，联想古诗词中常用的柳的内涵自知“人情”为何。
全词着意描写浓春烟景中，巧妙地将杨柳的丝缕和人物的纷乱心绪牵连绾合，衬写出香闺女子的春怨，情景交融，别具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