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小诗主要写景，而情隐景中，驱遣景物形象，传达了怀乡、思友的感情。在暮春三月的晴江之上，诗人仰视，有落日与绮霞；遥望，有远山如眉黛；俯察，有青青的芳草。这些物态，高低远近，错落有致。情，就从中生发出来。
首句炼在“低”字。在生活中可观察到，日低时才见晚霞，日愈落下，霞的位置亦愈低，就是“落霞”。一个“低”字写出此刻晚日沉沉，含山欲坠；落霞经晚日的金光从下面映射，更显得色彩斑斓，极为绮丽。晚日与绮霞，两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次句“远”字传神。青山一抹，宛如美人画眉的翠黛。这一美景，全从“远”字得来。近处看山，便非这种色调。
第三句“青”字最见匠心。这里“春”下单着一个“青”字，别有韵味。这个“青”与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同一杼轴。王安石的“绿”，由“过、到、入、满”等经几次涂改方始得来，足见锤炼功力。韩琮在此炼得“青”字，早于王安石几百年，应该说是“先得我心”。正是这个“青”字使全句飞动起来，春风唤醒了沉睡的河畔，吹“青”了芳草，绿油油，嫩茸茸，青毡似地沿着河畔伸展开去。这一盎然春意，多靠“青”字给人们带来信息。
全诗着力点最终落在末句“望”字上。“望”字承前启后，肩负着双重任务。前三句的景是在诗人一望中摄取的。由望景联想到望乡，望乡自不免怀旧，所以诗题不仅标出“晚春江晴”，而且缀以“寄友人”。然而诗人为什么不说“正是望乡时”，偏说“不是望乡时”？望景怀乡，望景怀人，本是常情，但诗人故意不直陈，而以反意出之。正如辛弃疾在《丑奴儿》下片中所说的：“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词不言愁而愁益深，此诗不言望乡而望乡之情弥切矣。
全诗四句，有景有情，前三句重笔状景，景是明丽的，景中的情是轻松的。末一句收笔言情，情是惆怅的，情中的景则是迷惘的。诗中除晚日、远山都与乡情相关外，见春草而动乡情更多见于骚客吟咏，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等都是。韩琮此诗从“晚日”、“远山”写到“春草”，导入“望乡”，情与景协调一致，显得很自然。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斯言可于这首小诗中得到默契。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
诗的开头描写山鹧鸪的生活环境和不安的情状：“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苦竹岭是山名，在今安徽省铜陵市西南。“秋月辉”，点明这是秋月高挂的夜晚；“鹧鸪飞”，写鹧鸪在月的辉照之下惊飞；“南枝”，点明惊飞的范围。夜鸟不能远飞；只能在枝头近处雀跃小飞。这正如辛弃疾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所写的“明月别枝惊鹊”的情景。
接着写鹧鸪的夜不安眠，惊飞不定，除了因为秋月高照之外，还因为她即将经历一场生活的变迁：“嫁得燕山胡雁婿，欲衔我鸪雁门归。”原来她被许嫁给燕山胡雁，燕山胡雁正以夫婿的身份来接她迁到雁门那里去。
底下写众鸟前来相劝、挽留：“山鸡翟雉来相劝，南禽多被北禽欺。”“翟雉”，长尾的山鸡。鹧鸪的好友或“左邻右舍”，山鸡、翟雉等纷纷来劝她不要走。说在南方生活的禽鸟到了北方，多被北方的禽鸟欺侮。这显然是众鸟们生活经验的总结，但这里并未展开，大概因为鹧鸪也是知道的，不必饶舌。
“紫塞严霜如剑戟，苍梧欲巢难背违。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鸣惊叫泪沾衣。”最后四句写鹧鸪的决心和悲哀处境。
鹧鸪说：雁门地方风霜严酷有如剑戟刺人，我决不到那样的地方去，我已决心在南方九嶷山上筑巢生活，再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心愿了。胡雁一定要我跟着它去，而我誓死不去，这该怎样了结啊!想起来不禁哀鸣惊叫，泪水沾衣。这四句写鹧鸪的心理活动，先是婉转：它不像山鸡翟雉那样直统统地说“南禽多被北禽欺”，而归怨于雁门的严霜如戟；次是坚定，誓死不违背巢居苍梧的心愿；后是悲哀：可以想到胡雁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而自己的处境能否安然无恙，实在担心，所以不免哀鸣落泪。这样写，曲折深入，合情合理。
全诗写的其实是山鹧鸪巢居南方、不愿北去的习性，但诗人用故事敷陈开去，在禽鸟生活中加进了婚嫁、逼迁、劝留、相欺、哀叫、落泪以及其他心理活动，仿佛人间生活的缩影，饶有风味。
《重阳》这首诗是文天祥被捕后，在元朝被囚禁期间所作。全诗没有一点过节的喜悦和快乐，也没有年轻有为、蒸蒸日上的朝气，更没有官场得意、登高望远的企盼；也许能看到一丝西风烈马、叱咤风云的影子，但那也只是过去式。更多的是凝重、自励、追忆、反省，但尽管如此，全诗却不曾给人一点消沉和沮丧，相反，它让人痛定思痛、发愤图强。文天祥这首《重阳》，远不止是重阳节这么简单，更多是隐含诗人的心愿：盼望重见天日、重获阳光，甚至希望能起死回生、东山再起！
“万里飘零两鬓蓬，故乡秋色老梧桐。”是写实、写景。“万里”是指地理距离，“飘零”是指他自己一个人，“万里飘零”实则孤身被囚于元朝监狱的写照。“两鬓蓬”是形容他自己在被囚禁过程中的形象，也是年龄和景况的实际写照。“万里飘零两鬓蓬”，一个长期被囚于远离故土的监狱中的犯人形象跃然纸上。
“梧桐”是囚室中能看到的窗外景象之一，看到这老梧桐，就让诗人想到自己的家乡，这是写景，触景生情。梧桐在古诗词中常有多种意像及寓意，其中包括高洁品格、孤独忧愁、离情老绪等，诗人在此特老写梧桐，恐怕这些意义多少都有一点。“故乡秋色老梧桐”是诗人被这秋天景色勾起的对家乡、故国的眷念，也是诗人以梧桐自勉、自励，希望自己最终能成为凤凰向往的、有用的栋梁之材。
“雁栖新月江湖满，燕老斜阳巷陌空。”是诗人的向往、是抒情。诗人祈望自己能象大雁或者燕子，自由自在地在天地间翱翔。我们都知道，大雁是候鸟，雁至秋而南翔，故称秋天为雁天。雁南飞正是文天祥所希望的。燕子到了晚上也要回巢守家，享受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这是多么美妙的景象。不过这些虽然简单，但对文天祥来说，却是可望不可及的。这里诗人将它们安排在颌联里，严格的对仗更显形式上的美感，它既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有转换的用意。这一句重在真情流露，诗人将自己比作南飞雁和归巢燕子，盼望能最终再获自由。
“落叶何心定流水，黄花无主更西风。”颈联又是一句工整的对仗，这是这首诗的核心，更是其灵魂。没有这一句，全诗必然落入俗套，有了这一句，全诗都活起来了：出众、清奇、典雅、高尚。“落叶”对“黄花”、“何心”对“无主”、“流水”对“西风”，几乎无懈可击。落花流水春去也，那是一种无可奈何，落花都如此，何况是落叶，随波逐流、顺其自然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谁也不能说什么。
当然，水流代表大势所趋，大江东去势不可挡，谁想阻挡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只能自取灭亡。作为自身难保的落叶，更不可能有任何力量可以造成一点影响，落叶如果想去挡住流水，哪是自不量力。这是狱中文天祥的隐喻，流水是指元朝推翻宋朝，进入新的历史纪元。这时文天祥非常清醒，当时全国都已沦陷，包括当时的皇帝、皇太后等都投降了，他要想靠自己一已之力去阻挡这一潮流，这是绝无可能，也是非常可笑的，因此，他用“何心”、“定”来入诗，“何心”可以理解为“那有这样的心”、“任何这一类的心事”，“定”是“定下来”、“定住”的意思，他在此用诗句表明自己的态度，换言之，他声明，自己无意要去阻挡这一历史必然趋势。
“黄花无主更西风”中的“黄花”是指菊花，即黄菊、秋菊。“无主”当然是指没有主人的、是野生的、是自然生长的。
重阳（农历九月初九）赏菊，是我国的民俗之一。历史上文人写菊花、黄花的诗篇数不胜数，当然他们之间各有千秋、难分高下，含义也各不相同，有纯粹的咏叹、也有无病呻吟，有情深意重、也有杀气冲天。历史上黄巢的《菊花》：“待到秋来九月八，此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就很有让人不寒而栗的感觉，还是元稹的《菊花》：“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相对朴实与平和一些。
文天祥也写黄花、菊花，当然他也看重菊花的高贵品性，“此花开尽更无花”这一点上他与元稹有共同之处，但文天祥强调的是“无主”，“无主”让文天祥更自豪，因为皇帝都投降了，而且反过来劝他也投降，如果说文天祥是为了效忠宋朝小朝廷，那已经完全解释不通。
因此，文天祥通过用“无主”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是对古往今来说他是“愚忠”的反驳和反击，他在告诉世人，他的抗元行动是自觉自动的，是不受老人指使的，他为的是心中的理想、为的是民族的大义、为的是中华文明的传承。
他要告慰后人，无主的黄花特立独行、无主的黄花巍然屹立、无主的黄花永不言败，凛冽的西风根本不算什么、凛冽的西风只能自叹不如、凛冽的西风最终无可奈何，所以，文天祥用了一个“更”字，他让后来人知道，“无主”的“黄花”“更”在“西风”之上。这里的深意，只有用心聆听，才能有所觉悟。
“乾坤遗恨知多少，前日龙山如梦中。”这一句是回顾和反省，是收尾。
“龙山”隐喻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的发源地，也有称为“方山”的。方山是指中岳嵩山的南麓两山之间，是夏族群的生息繁衍之地，也是中华第一个王朝夏朝、夏禹国的诞生地—河南登封。夏后自方山北麓迁徙至方山东麓的颖水之滨，即夏都夏邑—河南禹州。方山颖水，就是指华夏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当然，文天祥这里的“龙山”，也有他个人的隐痛。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