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这是一篇长诗。全诗结构严密，层次清晰，前后呼应。通篇运用对比和暗喻，由现实的人间，而虚幻的星空，展开东方人民遭受沉痛压榨的困苦图景和诗人忧愤抗争的激情。思路递进而奇崛，意蕴丰富而深厚。
首章写“食”。由“有饛簋飧”联想到与如砥如矢的周道的关系。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境遇，抒写了诗人的悲伤。
二章写“衣”。姚际恒《诗经通论》曰：“杼柚其空，惟此一语实写正旨。”织布机上的布帛全被征敛一空，寒霜上小民穿着破草鞋，而公子们还在经过那吸血管似的周道来榨取。这样的揭露相当深刻。
三章写劳役。以薪柴为喻，通过烧柴不能水浸，隐喻疲病的人民应该休养生息。严粲《诗缉》解曰：“获薪以供爨，必曝而干之，然后可用，若浸之寒冽之泉，则湿腐而不可爨矣；喻民当抚恤之，然后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则劳悴而不能胜矣。”
四章写待遇不公平。“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而“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连周人中身份低贱的也“熊罴是裘”，家奴的子弟都“百僚是试”。通过这样典型的形象对照，反映了西周统治者与被征服的东方人民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悬殊。
五章是全诗前后的过渡，前半继续写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郑笺云：“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职，非其才之长也。徒美其佩而无其德，刺其素餐。”下半就自然地把视野转向上天，姚际恒《诗经通论》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此二句不必有义。盖是时方中夜，仰天感叹，适见天河烂然有光，即所见以抒写其悲哀也。”下面两句也是仰天所视有感，“跂其织女，终日七襄”，正是呼应二章的“杼柚其空”，并引出下章的“不成报章”。这一章承前启后，过渡自然。
六章面向灿灿星空驰骋想像。诗人怨织女织不成布帛，怨牵牛不能拉车运输，朝启明，夕长庚，有名无实，讥笑毕星在大路上张网，徒劳无功。整个运转的天体都不能为小民解决困苦。
七章对星座的意象描写更深一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分析道：“下四句与上四句虽同言箕斗，自分两义。上刺虚位，下刺敛民也。”簸箕星不能簸米扬糠，南斗星不能舀酒浆，都是徒具虚名，而且簸箕星张开大口，吐着长舌，斗星由西举柄向东。如欧阳修《诗本义》所释：“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张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东。”这样的“怨天”，正是怨现实，揭露所谓“天”是为周王朝服务压榨东方小民的。这个结尾更深化了主题。
象征、隐喻、鲜明的对比、丰富而奇幻的想像交错运用，是此诗艺术手法的特色。吴闿生《诗义会通》中说的“俶诡奇幻”，就是驰骋无羁的想像，奇特的比喻，创造丰富的奇崛的形象，从人间飞到星空，又从星空飞到人间，把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相结合，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想像融合为有机的整体。吴氏说的“开辞赋之先声”，正是指出这种艺术手法对屈原赋的深刻影响。
《吴山图》是作者的朋友魏用晦离任吴县县令时，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一幅山水画。《吴山图记》即以这幅画为线索，先寥寥数笔概写吴县的风物名胜和湖光山色，然后自然而然地写出魏用晦在担任县令时与当地百姓结下的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并以北宋苏轼和韩琦的故事，揭示出“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己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以此来称颂魏用晦对吴县的缱绻深情。作者不刻意雕饰文字而写得清新淡雅，着眼吴县山水画而寓意于山水画外，构思颇为新巧。
文章首先介绍了吴县诸多的崇山峻岭、吴王故宫、西子遗迹、名胜风景以及沉浸着七十二座山峰的广阔太湖，给读者展示了一派“海内之奇观”的吴县秀丽风光。作者在这里并非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下文中颂扬“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作好铺垫。接下来记叙了魏用晦做了不到三年的吴县县令，因考绩优等，被召入朝做给事中，吴县百姓念其恩德想挽留他没有成功，便赠《吴山图》以作为纪念。作者在这儿记叙的是临别赠图而不是赠送其他贵重物品，这既表明了吴县百姓对其思德惠政的感谢，也表明了魏用晦为官清廉的品德。
第二段，归有光以极为感慨的口气，论述了县令对于百姓的重要。“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县令如果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叨他的恩泽而享有荣耀；县令如果不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遭到他的祸殃而蒙受耻辱。这些议论是为了直接引出下一句“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魏君之于吴县的山川，实在是为山河增添了光彩。这一句与文章开头写吴县秀丽山川、名胜古迹的文字相互照应，使议论和写景有机地配合在一起，将魏用晦治理吴县的功绩形象地表现出来。最后以“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结束此段，不仅写出了魏用晦对吴民的怀念之情，也起到了承上起下的作用。
末一段，归有光以苏轼称赞韩琦不忘情于黄州，并替黄州人将韩琦的《思黄州》诗刻在石碑上的故事，引出“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的道理。并以魏用晦已离开吴县三年，仍时常拿出《吴山图》深情地叹息，来说明魏用晦为官贤明，不忘百姓的品德。文章最后紧扣主题，深深地感叹道：“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使对魏用晦的颂扬之情达到高潮。文章写得婉转情深，意蕴悠远，笔墨更在山水之外，颇具情韵。
从这篇不长的散文中可以看出归有光把握此类文章的功力。他以县令和吴民相互思念之情作为文章之魂，以《吴山图》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无论是描写吴县秀丽山川、抒发感慨的议论，还是记叙古代贤人的故事，都离不开烘托魏用晦的贤明和政绩。文章以舒缓的语气叙说平平常常的事，却又紧扣着抒发深情这个中心，因而不使人觉得他颂扬好友牵强、琐屑。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归有光善于把生活小事引摄到“载道”的“古文”上来，以及善于以触景生情、见物思人等方式来抒发情致的为文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