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通过乐观开朗的诗词来减轻柴侍御的离愁。而实际上自己却是十分伤感。这种“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抒情手法。更能表达出诗人浓浓的离愁。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点出了友人要去的地方,语调流畅而轻快,“流水”与“通波”蝉联而下,显得江河相连,道无艰阻,再加上一个“接”字,更给人一种两地比邻相近之感,这是为下一句作势。龙标、武冈虽然两地相“接”,但毕竟是隔山隔水的“两乡”。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运用灵巧的笔法,一句肯定,一句反诘,反复致意,恳切感人。也承接了一二句,表达出了诗人的思念之情。如果说诗的第一句意在表现两地相近,那么这两句更是云雨相同,明月共睹,这种迁想妙得的诗句,既富有浓郁的抒情韵味,又有它鲜明的个性。
读者可以感到诗人未必没有“离伤”,但是为了宽慰友人,也只有将“离伤”强压心底,不让自己的“离伤”感染对方。更可能是对方已经表现出“离伤”之情,才使得工于用意、善于言情的诗人用乐观开朗又深情婉转的语言,以减轻对方的离愁。这是更体贴、更感人的友情。正是如此,“送君不觉有离伤”,更能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和难得的深情。
这首诗通过想象来创造各种形象,以化“远”为“近”,使“两乡”为“一乡”。语意新颖,出人意料,然亦在情理之中,因为它蕴涵的正是人分两地、情同一心的深情厚谊。而这种情谊也是别后相思的种子。又何况那青山云雨、明月之夜,更能撩起诗人对友人的思念,一面是对朋友的宽慰,另一面已将深挚不渝的友情和别后的思念,渗透在字里行间了。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或756年(天宝十五年),封常清兵败削官之后,诗人感到更加孤单,无所依靠,因而诗中多漂泊之意。
当时,安史之乱初起,天下为之骚动,边塞也不得安宁。在此人心惶惶之际,久居塞外的诗人自然黯然神伤,更兼送友东归,孑然自处,因此说“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诗人供职封常清幕府颇见任用,可是如今封常清兵败洛阳,被削去官职,诗人不由有物伤其类、痛失知己之感,故曰“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觉得无所依傍,孤单伶仃。“梦去湖山阔,书停陇雁稀。”意即路途遥远,信息难通,愁郁之情无可排遣。“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两句是诗人强自安慰之语,实则是心伤故人远去后,自己将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将更加浓烈。全诗言辞凝滞,愁肠百结。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满目凄然。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此诗先说自己才华平庸,喜欢如孤云般自在,如和尚般清净,表达了一种闲适的生活意趣;然后写自己临上任前对长安的不舍,回望唐太宗的昭陵,表达了想出守外郡为国出力,又不忍离京的忠君爱国之情。全诗以登乐游原起兴,以望昭陵戛止,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在唐人七绝中,也和在整个古典诗歌中一样,以赋、比二体写成的作品较多,兴而比或全属兴体的较少。杜牧这首诗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之情,称得上是一首“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已尽而意有余”的名篇。
杜牧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具有政治、军事才能,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当时他在京城里任吏部员外郎,投闲置散,无法展其抱负,因此请求出守外郡。对于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环境,他当然是很不满意的。诗从安于现实写起,反言见意。武宗、宣宗时期,牛李党争正烈,宦官擅权,中央和藩镇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都有战斗,根本算不上“清时”。诗的起句不但称其时为“清时”,而且进一步指出,既然如此,没有才能的自己,倒反而可以借此藏拙,这是很有意趣的。次句承上,点明“闲”与“静”就是上句所指之“味”。而以爱孤云之闲见自己之闲,爱和尚之静见自己之静,这就把闲静之味这样一种抽象的感情形象地显示了出来。
第三句一转。汉代制度,郡太守一车两幡。幡即旌麾之类。唐时刺史略等于汉之太守。这句是说,由于在京城抑郁无聊,所以想手持旌麾,远去江海。(湖州北面是太湖和长江,东南是东海,故到湖州可云去江海。)第四句再转。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长安西边醴泉县的九嵏山。古人离开京城,每每多所眷恋,如曹植诗:“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赠白马王彪》)杜甫诗:“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自京金光门出乾元初有悲往事》)都是传诵人口之句。但此诗写登乐游原不望皇宫、城阙,也不望其他已故皇帝的陵墓,而独望昭陵,则是别有深意的。唐太宗是唐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皇帝。他建立了大唐帝国,文治武功,都很煊赫;而知人善任,惟贤是举,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诗人登高纵目,西望昭陵,就不能不想起当前国家衰败的局势,自己闲静的处境来,而深感生不逢时之可悲可叹了。诗句虽然只是以登乐游原起兴,说到望昭陵,戛然而止,不再多写一字,但其对祖国的热爱,对盛世的追怀,对自己无所施展的悲愤,无不包括在内。写得既深刻,又简练;既沉郁,又含蓄,真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