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临歧徘徊，执手相送，构成了送别诗的基本情调。要在这同一基调上奏出不落窠臼、自成体格的送别曲，确非易事，张籍《送远曲》就是个中唐佳品。
“戏马台南山簇簇，山边饮酒歌别曲。”戏马台，在今江苏铜山县，相传即是项羽掠马台。南朝刘裕曾在此大宴群僚，饮酒赋诗，由是著名，遂成胜迹。起首点明事由、地点：戏马台南，送别友人。看似语意平平，内中却含深意。“戏马台”三字并非信手拈来、率尔下笔。遥想当年，霸王灭秦，叱咤风云；刘裕伐胡，气吞山河。而今旧迹依然、昔人何在？站在历史悠远的名胜古迹旁，顿感宇宙之永恒、人生之短暂。而匆匆人生，聚少离多，愈加难以为情。送别惆怅，古迹旁送别更为惆怅，诗歌借名胜给送别增添了一层感伤色彩。“行人醉后起登车，席上回尊向僮仆。”行人既醉，则设宴送别的主人自然不会清醒。诗人对面落笔，暗点其人醉倒，下语含蓄。下句述敬酒僮仆，则攒足上句，写出醉态可掬。主仆之间，等级森严。主仆不可能平等同桌，主人更不可能向僮仆劝酒。而今居然事出反常，可见主人醉意醺然。然而醉酒只是表面现象，求醉的目的在于离愁浓郁，无以排遣，这才不择对象，以醉自遁。诗人以反常举止，写出正常心绪，角度新颖，写形得神。与王维之“孤客亲僮仆”（《宿郑州》）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半部分赋事已尽，后半部分转入抒情。“青天漫漫复长路，远游无家安得住。”行人去去渐远，主人目送不已。由眼前别离预想别后行程，选材自出新意。诗人慨叹友人只身飘零、行踪难止，无复室家温馨，只有羁旅困顿，以室家反衬行役，其苦愈明。下一“复”字，由“覆盖”之意，强调空间狭隘见出心情压抑，又符合青天长路、交于一点的眼前实景，造语精致却又浑成。篇末结句，更加出人意外。“愿君到处自题名，他日知君从此去。”题名，唐人习俗，行旅之中，每有所感，无论野寺村店、断壁颓垣，即时赋诗题名。一般送别诗，经常以景作结，止于伫立凝目，远送行人。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张籍突破藩篱，不仅写出别离当时，更悬设别离之后，寻踪追忆。从眼前到未来，精心延展了时间长度，否定了“人间别久不成悲”，以突出友情之真挚深沉，此其一也。行人上路，远游无家，固是一悲，张籍他日追寻题名，则本身也难免远游，更是一悲。诗人两面落笔，绾合人我，将送人之悲融入自行之悲，离愁别恨，顿时倍加浓郁，此其二也。全诗力避俗套，自造新意，足见其思深语精。清人沈德潜评此诗曰：“从前送远诗，此意未曾写到。”此评点出了这首诗的独到之处。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莺啼序·重过金陵》凭高所见实景入手，从而引出对三国、六朝的疑问，咏史怀古。全词四片，借用“赋”的笔法依次铺叙开来。
第一片是总写，点题之后，写出词人心情、时令。起首“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两句化用了南朝诗人谢朓的《隋王鼓吹曲·入朝曲》：“江南嗟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词人借它作为点题之用，截取了“迢递朱楼”四个字，令读者勾起对谢朓那首诗的联想。金陵古都，金陵故事，全都浮现于词句之中。点题之后，透露出词人的心境。“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嗟致。”这两句，含义深婉。词人自称“倦客”，他经历了亡国、被掳、出家、放归等等一系列巨变，饱尝丧国之后带来的屈辱和悲痛，对人生产生了一种心灰意懒的厌倦情绪的缘故。“倦客”二字，透露了词人对现实不满但无奈的悲苦心境。在这种心境之下，重游故地，眼前仍然是“迢递朱楼”，在他眼里，已失去“嗟致”。接着“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词人连“成憔悴”和“少嗟致”在一起，叙心境和写时令的两层意思就密合起来了。“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词人用疑问句点出主题：怀古之幽情。”少嗟致“”成憔悴“的景况和”金陵故都最好“的观念在词人看来已不能相称，使人疑窦顿生：难道这就是那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和奇人伟士迭现的六朝时代的故都吗？疑问的实质是感叹，是一种对历史逝去，豪杰已成古人的咏叹。唯有青山不变，不谙人世沧桑，仍可作历史之见证。这首词的首片的作用只引领下文，故而写得比较概括。
第二片转入具体的写景和抒情的描写。“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三句着眼于虚拟的景物。值得注意的是，词人通过景物描写，暗喻世事之更替，另外用典表意。如“麦甸葵丘”、“荒台败垒”皆有典出。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是“麦甸葵丘”之典出。宫殿崔嵬、歌舞升平已不在，如今却只任凭麋鹿野猪去奔走践踏。《史记·淮南王安传》“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伍子胥苦谏吴王而不见纳，愤然自慨。词人把这两个曲故合起来看，用意甚明，慨南宋之不奋，抒己之伤悲。“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化用了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和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词人隐括唐人诗句采取的手法是把唐人的句子拆开，但仍保持着前后的呼应，同时又把自己的句子融合进去，根据词调的要求，重新组合。词人在隐括、化用前人诗词，重新进行拆改组合的过程中，是煞费苦心的。把前人的句子放得十分妥贴，对于那些完全出于自己手笔的句子，如“未把酒、愁心先醉”，作了周到的安排，熔借来的句子和已句于一炉，且使其错落有致，密合无间。这几个句子直接抒发作者的怀旧情丝，强烈表达词人的主观感情，故而在全词当中位置重要。起到统率全段的作用，从而显示了词人的主导作用和作品的创造性质。抒发故情旧绪，转入了对历史的评述。
第三片开始两句“凄凄惨惨，冷冷清清。”连用叠字，加重了悲凉凄惨之感，“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接第二片最后杜牧《泊秦淮》诗句，流露出亡国之痛。面对故都两座楼阁“临春”“结绮”，感叹国家衰亡，昔人已去，无不饱含对亡国之君的强烈谴责。白居易《和关盼盼感事诗》里道：“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词人在词中写成了“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两句，并暗用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的句意和刘禹锡诗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抒发了他面对历史陈迹而萌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
第四片叙述东吴、东晋的史事。用意非常明显，喻指南宋王朝覆灭的历史悲剧。“铁索千寻，谩沉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词人有针对性地评述了这几个发生在金陵的历史故事，很有现实意义。当时南宋王朝刚刚覆灭，他所抒发的兴亡感慨也是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性的。“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以儿戏喻兴亡，含义很复杂而用语却似乎很轻松，这里面既有词人的感慨，也有对历代亡国君臣的遣责，为的是把“人间今古”一笔带过。词人实际上是假借轻松的心境，引出一个沉重的话题。全词的结尾，又回到金陵景物，并照应篇首的“倦客又此凭高”登高远眺“春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自然界不因人世之变迁而按照它固有的规律，照常轮换。钟山依旧，只是人事不再。因这种怀旧情结作为全篇的一个总结，意味极为深长。
这首词着眼于金陵的历史、人物、街巷、江河、城郭，描写古今兴亡的大主题，是借古伤今抒写亡国之痛的作品。全词多处化用古人典故及诗词，却稳妥贴切，语意自然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