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对友人别墅的赞美，其向往之情毫无掩饰。下片写世间的功名利禄之事不过过眼云烟，表达出对官场斗争、人海沉浮的厌倦。全词借景抒情，看似套语，却露真情。
上片写词人平日身在繁华都市之中，见惯了车水马龙，如今来到友人幽屑的山间，实在心生羡慕。对友人的别墅毫无掩饰地赞美，到处都是车马如龙，羡慕友人能寻到一个如此清幽的住处。在这里，眼见的是满山柿叶殷红，听闻的是四面萧萧清风，多么美丽。但是，容若出身钟鸣鼎食之家，享尽荣华，什么优美的住所他未曾见过，何需对友人的别墅艳羡不已。
下片说世间的功名利禄之事，只不过是镜中之月、河中之影而已。看镜中自己的容颜渐老，越发感慨功业无成。结尾两句“安得此山间，与君高卧闲”则直接地表达了纳兰也渴望归隐山林的愿望：真想和友人一道隐居在此，以明月和银河为伴，何等逍遥自在。至此，终于明白容若的真意，对见阳山庄的向往是假，对官场斗争、人海沉浮的厌倦才是真。容若真正想对友人说的，乃是结伴从红尘喧嚣中逃走吧，躲开这肮脏的一切。
小词有景有情，借景抒情，看似套语，却露真情。纳兰性德虽身在高门广厦，内心深处“其于世味也甚淡，直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一位承平时代的贵公子，能够作如此之想，古今难得。
此诗第一句“初疑夜雨忽朝晴”，写诗人夜宿山寺，听到屋外水声，初疑夜雨，待次日早晨起来，才知夜里根本没有下雨。一个“疑”字，暗示诗人当时未尝实地观察，“夜雨”的判断乃是出于推测，这就为以下“忽朝晴”三字留下余地，显得极有分寸。
“夜雨”的错觉来自第二句：“乃是山泉终夜鸣。”原来扰了诗人一夜清梦的原来是急湍而下的山泉。山泉下泻，冲击山石，终夜响个不停。在睡意朦胧中产生某种错觉，这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此句是符合生活逻辑的。
第三句紧承上句，进而写出山之后的山泉在山中“终夜鸣”，那是因为水道弯曲不平，故而潺潺作响。这一句说山泉“流到前溪无半语”，那是因为河床变得宽阔平坦，故而静寂无声。可见由于所处环境的改变，同一种事物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末句“在山做得许多声”，是诗人针对上述事实所发的议论。冷冷一语，讽刺辛辣有力，有如画龙点睛，全诗的主旨在这句议论中被明白地点了出来。从字面上看，诗人讥讽的对象是山泉，其实弦外有音，别有深意。它讽刺了那些在做官前指点江山，高谈阔论，慷慨激扬，忧国忧民，但是一但掌握了权力，有了一定地位，就和其他昏官一样尸位素餐、了无建树了。此诗说明很多官员一但成了利益既得者，就把自己的抱负和群众利益抛于脑后了。
此诗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第一，它采用了传统的“比”的手法，借事寓意，以物比人，构思十分巧妙。第二，叙述与议论有机结合，使议论立足于具体事件的基础上。第三，语言平易浅近，笔调幽默轻快。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 此情此景， 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 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夜深许许，风自清，月自明。不堪秋意萧条，叶落去还聚，心有留念意，奈何不由己。孤鸦自栖息，是夜过黑还是风过寂，顾自心惊。 秋风。秋月。落叶。寒鸦。俱是引人心生悲凉之物象，又加以拟人，眼前全然勾勒秋意凄紧，萧条之气自字里行间悄然浮起。闭眼凝神，有断肠人枝下负手而立，背影寂寥，无限心事氤氲，秋气更添几分萧条。忽而颔首远眺，叹秋气盛起，寒鸦栖独枝。思及一段情事，怎生刻骨铭心，诗起便萧索之意盛极。当真声声诉相思，字字寒情苦。
“相思相见知何寒，此时此夜难为情。”
那旧岁月里，你我也曾是相聚相知相爱。再寻不得，竟也是再见无期。此时此刻的我在这秋意阑珊的深夜，不忍重温那段旧事，让我情何以堪。 文起之时，萧索的秋之意象为这忆情情不得的无奈心境做下渲染，读至此，叫人心中悲叹之意更胜。往昔，曾深爱相伴的女子，现下竟是再见无期。苦天涯隔人。更苦，我思念你至深，只是不知你是否也念我一丝。夜凉如秋，因有相思于胸，夜也难度，情也难熬。此处诗人做完美内心刻画，致诗哀婉动人。凄怨悠远，哀怨如诉，从文辞中可以感受相思之情至无穷，从吟唱中可以感受相思之苦至无奈。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
《青楼曲二首》的第一首诗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两个场景：一个是白马金鞍上的将军，正率领着千军万马，在长安大道上行进，越走越远，到后来就只见地上扬起的一线飞尘；一个是长安大道旁边的一角青楼，楼上的少妇正在弹筝，那优美的筝声并没有因楼外的热烈场景而中断，仿佛这一切早就在她意料之中似的。前面的场景热烈、雄伟，给人以壮丽的感觉；后面的场景又显得端庄、平静，给人以优美的感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境，前后互相映衬，对照鲜明。
诗人把这两个不同的场景连接在一个画面上的方法，就是通过楼头少妇的神态，将长安大道上的壮丽场景，从她的眼中反映出来。表面上她似乎无动于衷，实际上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欣羡，情不自禁地一路目送着那马上将军和他身后的队伍，直到飞尘滚滚，人影全无，还没有收回她的视线。
这少妇与马上将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如此关注他的行动，这可从《青楼曲二首》的第二首诗中找到答案。原来那马上的将军是她的夫婿，他正立功回来，封侯拜爵，就连他部队里许多骑将都受到封赏。他们经过驰道回来时，把满路杨花都吹散到御沟里去了。把这两首诗合起来看，前一首描绘的是一支皇家大军凯旋的场景。因为这次胜利的不平常，连皇帝都亲自出迎了，作为将领的妻子，她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诗人未用一句话直接抒写她内心的激动，而是写她从楼头“遥见”的热烈场景，读者却可想象到她看到这热烈场景时的内心感受。这正如北宋诗人梅尧臣对诗创作所概括的两句话：“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诗人是借用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图景反映盛唐时期的现实面貌。这幅描写大军凯旋的历史画卷，使人联想到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一支千军万马的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就不能够整齐地在市街上前进，连楼头弹筝少妇都丝毫不受惊动。诗里还再现了唐代都城长安的一片和平景象，不言而喻，这支强大的军队，维护了人民和平美好的生活。从楼头少妇的眼中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尚武风气。唐代前期，接受了西晋以来以及南北朝长期分裂的痛苦教训，整军经武，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在这两首诗中，一种为国立功的光荣感，很自然地从一个征人家属的神态中流露出来，反映出盛唐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