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这就把官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泪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良苦。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
此诗前四句写了深秋之意，秋深寒重，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其后两句言及诗人自己平日的修行状态，即独自参禅打坐，兼学道家；最后两句点题，写黎昕、裴迪二友的到访，于诗人有陶渊明载酒之欢。全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一番悠然。
此诗开篇，有意描摹深秋之意，秋已深、寒已重、雨已侵，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然而此际忽然一声疏钟透空传来，点晴处正在于此。由是作者瞬时感悟，豁然一切，白法已调狂象，玄言已问哲人。
此诗除沉稳之意趣外，另一别致处即在此“玄言”。诗佛并非是侍僧，终有“士子”之心。虽倾心于禅，但并未一心于禅，中国古代“士子”的明哲处即在兼包并蓄，无论何方神圣，于吾有用即为吾用。或被讥为心志不专，然人生之要义本在“护生”，志专而害生、妨生者亦有何义。所以“士子”此举最为温润、最有亲情。由于同是“士子”，王维此处佛、道并用，释、老并观，如十八般兵刃逐一对治，终于此凄风苦雨之际，调伏之悠然自得。最后一“空愧”语，自是惯常之以退为进之法。此一番自得之情，已是无言自喻耳。
此诗与《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意境相仿而更为浑成。此应缘于一者“夏日”，一者“秋夜”。而人生之年岁、境界似亦是“夏日”“秋夜”之别。故而心意尤为安稳，气象分外沉浑。深秋、虫鸣、凄雨、空堂、寒灯，此俱伤感之境象，自为抒愁感伤之良时。然此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颇为难得。概此晚挚友见访，兴会高论之余，兴致仍是盎然。由是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因之有此一番悠然。因亲情中缺失人生重要一环，故而王维于友朋之道甚为倾心，诗中与友朋唱和、同游，抒发相亲、相慕之作者众多。由是不难知晓，于此凄风苦雨之际，生性纤敏之王维，竟能如此安稳，狂象得以调伏、静心以问玄。黎昕、裴迪“见过”，于王维有陶渊明载酒之欢。
全诗写景抒情都十分自然，没有造作之感。前两句景中含情，意在写节序变换容易引起人的思念。后两句借黄莺的鸣啭表达对心上人的怀想，情中有景。诗虽简练，却表达了相思之情。
冬雪初罢，树木的枝条便已悄悄绽出青青的嫩芽，冰开始消融，水面荡漾着阵阵绿色的涟漪。在这大地回春之时，每日独守空闺的思妇，也走下绣楼。她来到春天的怀抱，尽情呼吸着春天的清新空气，仿佛自己干渴的心田也得到了滋润，开始复苏。当然，在这样美好的春光里，她也绝不会忘怀自己日夜思念的夫君。她与他分手，正是“杨柳依依”的时节，她还曾亲手折杨柳为夫君送别。那柔丝千缕袅娜低垂的杨柳，正象征着他们夫妻之间缠绵缱绻、难舍难分的一段柔情。如今柳色又一次泛出了青色，自己的亲人该回来了吧？何况冰雪已经消融，可以大大减轻道途上风雪跋涉之苦。
突然，树上传来了黄英的恰恰娇啼，打断了思妇的遐思。鸟儿的每一声婉转的歌唱，在思妇听来，都是一支深情的相思之曲。《诗经·豳风·东山》末章有云“仓庚（即黄鸟、黄莺）于飞，熠燿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这是归来的征人在途中想象当初结婚时的情景“记得那天黄莺的翅儿闪闪映太阳，那人过门做新娘，马儿有赤也有黄”。也许，此处的思妇也有黄莺的鸣叫，回忆起结婚那天的种种欢悦了吧?于是，她对夫君的怀念更加深沉，对夫君归来的企盼也更加殷切，更加难以抑制了。此诗意境与《诗经·小雅·出车》的后半句有些异曲同工。《出车》里写到思妇对征人的怀念，是“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最后一章更写到“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的时节，征人终于凯旋归来。王僧儒此诗可能受到《出车》的启示，而其笔墨中，重在写思妇因春怀人之情，特别是她听到黄莺鸣叫的刹那，所产生的心理感受，这与《出车》借景喻情的手法不同。
全诗寥寥四句，前三局皆是写景，直到第四局才将相思之情略略点明，因而给人以含蓄蕴藉之感，颇具唐人绝句的风姿。明人张溥称王僧儒“诗文新丽顿挫”，于此可见一斑。
该诗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诗人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让慧寂自己的事迹来说明吧。《五灯会元》卷九：“初谒耽源，已悟玄旨。……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吾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把祖师的画像交给慧寂收藏，意味着希望他能接过衣钵，承传法统。但慧寂却将画像烧掉了，因为他认为，要承传法统，重要的是得其意，而非得其像。他所要体认的是祖师的自性，这自性，无生无灭，永远存在，而像上所画，既然能够变灭，显然就是虚幻的，非本质的。如此而来，将其烧掉，正表明他强调的是心印，而非形迹。后来临济义玄“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五灯会元》卷十一）这种无凡无圣，向内求佛，打破偶像的精神，与慧寂正是相通的。另外，以喝浓茶、扛镢头代替了持戒、坐禅，也反映了作者对“平常心”的追求。这蕴含其中的多义性，无疑使得全篇语意丰厚，思理深微。
饮茶往往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酽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