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太史公司马迁说：学者多称赞五帝，久远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书》，记载的独有尧以来，而不记载黄帝、颛顼、帝喾。诸子百家虽言黄帝，又涉于神怪，都不是典雅之训，所以当世缙绅们都不敢说，不可以取以为证啊。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虽称孔子所传，但儒者怀疑不是圣人之言，所以不传以为实。我曾经西至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北到黄帝尧舜之都涿鹿，东到海，南到江淮，我所经历的地方，所见过的长老，往往称颂黄帝尧舜的旧绩与其风俗教化，固来与别处有所不同。那么别的书说到黄帝的，也或者可以为证。总之，大要不背离《尚书》所记载的接近这些。我看《春秋》《国语》，这两篇发挥阐释《五帝德》《帝系姓》很彰著。顾儒者但不深考而且有的不传讲。这两篇所发挥阐述得很显著，验之风俗教化固然不同一般，都是事实，一点也不虚。况《尚书》缺亡的内容多了，岂能因为它缺亡而算了呢？它所遗失的，像黄帝以下的事情，就时时见于其他的传说中，如百家《五帝德》之类，都是其他学说。有怎么可以因为缙绅难言，儒者不传，而不选取了呢？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人，不能择取。而浅见寡闻者本来就难为它讲说。我按照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次序，选择其中语言比较典雅的。所以写成本纪的开头。
注释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因他曾任西汉太史令。
《史记》各篇多有“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对史实加的评论。
《尚书》：即《书经》，简称《书》，我国最早的史书，是有关尧、舜、禹史事和商、周帝王言论及文告的历史文献汇编。
百家：《汉书》卷三?《艺文志》记载有《百家》篇三十九卷。
一说为诸子百家。
雅：正确。
驯：通“训”，准则。
事有所依，文辞又美，也就是有规范的意思。
荐绅：即缙绅，有官职或作过官的人。
缙：插；绅，大带。
古时官员腰系大带，上插笏版（上朝用的记事手板）。
《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中均收有这两篇文章。
空峒：山名，传说是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在今甘肃省平凉市西。
峒，音tóng。
指《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等上古文字写成的典籍。
顾弟：只不过。
弟，同“第”。
表见：记载。
见：通“现”。
虚：虚妄。
书缺有间：《尚书》缺亡，空白很多。
轶：通“佚”，散失。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而《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而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而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而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本文选自司马迁所著的古部记帝。古部记帝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部，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前后三千余年的历部，共52万字，130篇。其中“本纪名12篇，“表名10篇，“书名8篇，“世家名30篇，“列传名70篇。全书对三千年来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演变发展，作了既概括而又详细的叙述。它不但是一部历部杰作，为我国部学纪传体奠定了基础，而且还是思想内容异常丰富的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古部记帝中的许多篇章，均颇具文学价值。这些作品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特征与相互间的矛盾冲突，结构与布局既尊重部实，又颇具开阖跌宕之势，再加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也正因为如此，古部记帝历来被推崇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古代散文的楷模，鲁迅称之为“部家之绝唱，无韵之古离骚帝名。
司马迁（约前145—前87），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自幼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诵读古文经书。20岁开始远游大江南北，访问了许多遗址，考察了历部遗迹，调查了许多历部人物的事迹、轶闻以及地方风俗和经济生活。司马谈逝世后第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父职做了太部令，此为他写作古部记帝的起点和重要条件。太初元年，他42岁，正式开始了这一工作。后因李陵事件，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但他忍辱含垢，更加发奋地写作古部记帝，直至遇赦，改做中书令，约在53岁时终于完成了古部记帝这部空前绝后的巨著。除古部记帝外，他的著作今存的还有古感士不遇赋帝和古报任安书帝。
本篇是古部记帝第一篇古五帝本纪帝的最后一段，用以说明“本纪名的部料来源和作者见解。此种颇似于评论的“赞名的形式，乃司马迁首创，并被后世部书所沿用。这篇赞语历述有关五帝——黄帝、颛项、帝喾、尧、舜的记载；根据传说的紊乱和缺漏情况，说明整理五帝部迹的必要性，从而反映了司马迁著作部书的求实精神。
《史记》的首篇为《五帝本纪》，本文就是司马迁为首篇作的赞语，列在该篇的末尾。赞语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重要篇章之后，以“太史公曰”的口气发表的议论、总结或补充的文字。在这篇赞语中，司马迁说明了《五帝本纪》的史料来源和他对这些史料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司马迁对待史料的审慎态度以及他在验证史料时跋山涉水的艰苦过程。
首两句写诗人的“饶睡”，不只是由于春夜的短暂。三四两句进一步写“饶睡”的程度，直到黄昏还依稀未醒。五六两句才写出诗人昼眠不醒的缘由；梦中所见，其实正是现实的反映。结尾两句则是诗人醒来之后的愁思和愿望。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此诗用比兴手法较多，末以议论作结，写得气势苍莽，在杜律中别开生面。
“二月饶睡”四句，解释昼寝入梦的缘由。冬至以后，白昼渐长，黑夜日短，二月桃花盛开，蜂蝶成群，暖意融融，催人昏昏欲睡。除此之外，前四句诗还说明一个问题，即诗人神志倦怠。造成这种倦怠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操心焦虑，积劳成疾。杜甫平生忧念家国，身值乱离，忧思更深。诗人不说自己如何关怀时事，积劳成疾，反说自己如宰予一样碌碌无为，白日深睡，还推说“桃花气暖眼自醉”。但“不独”二字，却深婉曲折地透露了诗人忧劳积思的心态。这样，“不独”二字，就为下面记梦暗中留下伏笔。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以梦的形式，表现了诗人的家国之思。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日成梦，可见思情之深。这两句所写梦景，荒凉萧瑟，与前四句所写春景看似不太协调，却真实地将诗人晚年心境刻画出来。一合上眼，诗人仿佛回到故园，自安史乱军掠夺烧杀后，那里已是荒凉冷落，加之回纥、吐蕃屡次侵犯，战火烧残了村庄，蒿草丛生，荆棘遍地，墙头门前除去栖鸦野狐，更无人迹。故国君臣前门拒狼，后门遇虎，唐王朝面临着种种困扰。这两句诗，用一“底”、一“边”字，将国家的危难、社会的灾难刻划得淋漓尽致，又一次抒发了诗人乱离伤痛的悲哀。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这两句是梦醒后的议论，它紧承梦境写来：中原君臣处在虎狼之中，故国门巷为荆棘所蔽，国事凋零，民不聊生，唐王朝向何处去？诗人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让农民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普天之下没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唐王朝才会恢复“煌煌太宗业”。结尾两句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以及对清明政治的向往。沉痛中渗透着希望。
全诗前后所写虽有景物气氛的不同，但丽景的描写，是为写心境愁惨服务的，诗人以对美好春光的描写反衬忧国忧民的心情。故贯穿全诗的感情是悲哀沉重的。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
这是十二支曲子的第一首，以《前身误》为曲名，点明主题是“误了前身”。曲子以宝玉的自诉口吻，演唱自己与宝钗感情始前不能融洽的不幸婚姻，抒发对黛玉怀念和眷恋之情，表现出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强烈不满。
曲子开首两句就以强烈的对比总起，显示了宝玉思念前情的心情。前句中的“金”指宝钗，“玉”指宝玉，后句中的“木”指林黛玉，石”自指宝玉。语意是尽管他人都异口同声称赞宝钗与宝玉如金玉般匹配，强迫他们结合，但当事人宝玉却不以为然，怀念和眷恋的却是他与黛玉的，被他人认为比不上“金玉”的木石前盟。
三、四句仍以对比的手法，分写宝玉对宝钗、黛玉的不同感情与态度。前句中的“高士”本意指品德高尚的人。贾府中许多人认为薛宝钗品德高尚，为人温柔敦厚，可以称为“高士”。”雪“与“薛”同音，既点出宝钗的姓氏，又写出了宝玉与宝钗相处时冰冷的感受。后句中的“世外仙姝”与“林”均指林黛玉，林黛玉因不能与宝玉结合，最后抑郁而死，“寂寞”一词表现其境遇。前一句中的一个“空”字既描述了宝玉与宝钗结婚后因意志情趣不合的难堪境遇，表现宝玉对宝钗的冷漠，又反衬出宝玉对黛玉前生难忘的眷恋之情。
五、六句是宝玉经历了不幸婚姻后的人生认识。即在未与宝钗成婚前，尽管宝玉也看到他人生活的一些不幸，听到他人对生活的某些抱怨，但他自己对生活和爱情毕竟还存有信心和美好幻想；与宝钗的结婚及婚后生活，打破了他的美梦，因此发出“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的慨叹。
最后两句，表达了宝玉对封建社会造成他不幸婚姻的愤懑不平心情。既然封建包办婚姻使宝玉不能与自己所爱的黛玉结合，那么新妇宝钗纵使变成了孟光那样举案齐眉的贤妇，也不可能抚慰平息他痛苦不满的心情。
整首曲以强烈的对比手法，通过宝玉之口表现了作者曹雪芹对没有爱情的封建包办婚姻的否定和不满。
这首词抒发了作者收复祖国山河的雄心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上片写重游太湖的感触。太湖之景天下胜，而今沦陷，可自己又报国无门，只好终老江湖。下片着重抒情，作者先用鲈鱼、美酒来强调太湖的美和平静的生活，接着写和平生活遭受破坏，激起报国雪耻的爱国热忱。全篇悲怆激愤，波澜起伏，首尾呼应，唱出了爱国志士的心声，风格沉雄、豪放。
此词系题于吴江桥上，因而全篇紧紧围绕江水立意。“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这里的“几”含有说不清多少次的意思，它与“平生”“短棹”配合，把往日太湖之游写得那么轻松愉快，为下文抒写愁绪作了铺垫。“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陡然转到当前。接下去的词句是感情的连续抒发。一方面留下悬念，另一方面先把感情凸显出来产生感染力。
“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以剑换舟，暗示报国无门，只好终老江湖。但是这三句用“拟”字领起，分明说只是打算。“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这两句申足前三句句意：先说自己无意做官，后说归隐不能。上片把出处进退的各个方面都已说尽，全篇似乎可以就此收束，然而作者并没有说明，他何以有进退之想，以及最终是进是退，这又预示着必有新意要说。用这种似收似起的句子结束上片，是填词家所追求的胜境。
下片起头“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三个三字句，音节疾促，势如奔马，作者的感情从中喷涌而出。“脍新鲈”字面上直承“渔蓑”“丘壑”。不过上边已说“归去老渔蓑”未成，”丘壑”之隐也已蹉跎，因而它同上片又好像无关。这种似承似转的过片法，也是大手笔的绝技。从内容着眼，“新鲈”“美酒”都是至美之饮食，但后面接上的是“起悲歌”。此所谓以乐衬悲、愈转愈深者也。“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这里开始回答“何事愁与水云多”，也呼应“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岂谓”表达作者没有想到、出于意外。全句意谓自己生长于太平盛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饱尝了兵戈之苦。
“欲泻三江雪浪，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挽天河”出自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杜甫这首诗，是东、西两京收复后，官军继续进击安、史叛军时所写，设想天下大定之后，便如周武王既克殷，可以“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史记·周本纪》）。词用这句气势磅礴的“挽天河洗甲兵”，移用于“净洗胡尘”，这是一个改造；接着又说“不用挽天河”。只须“泻三江雪浪”去“净洗胡尘千里”。这又是一个改造。以“三江雪浪”这一“本地风光”代替“天河”，构想新奇。南宋爱国诗词运用“挽天河”这个出典，多只用其字面，要“洗”的已不是“甲兵”，而是蒙了“胡尘”的山河。这首之外，如张元斡词《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陆游诗《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阅》“要挽天河洗洛嵩”都是。不过，这三句用“欲”字领起，也分明说只是有此打算。正因为有了这一打算，上片中所说的以剑换舟的打算才未实现，丘壑之隐也才蹉跎。结尾“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霄汉”这里暗指朝廷，作者满怀报国志向，可是面对朝廷只能使浓愁变成伤心的双泪，因为统治者并不允许人民通过战斗收复失地，作者的一切设想，也都因朝廷的妥协投降而变成了泡影。
这阕词慷慨悲壮，每个字的后面都激烈跳荡着一颗被压抑的爱国心。词中不断掀起的波折，反映了在国事不宁的情况下个人身心无处寄托的彷徨和苦闷。千百年后读之，仍然使人感叹无已。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