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词。上片写送别的情景。词人的朋友宇文德和被召赴行在所，词人为他饯行，坐在榕树之阴，痛饮美酒，以壮其行。二人依依难舍，全然没有顾及到叠鼓频催，促人登舟。二人一直饮到暮色苍茫新月已经悄悄地徘徊于山巅。离愁缕缕，有如秋水，二人不忍遽别。友情之深，留恋之意尽在不言之中，场面由热烈而渐次清静，又为二人留下许多畅叙衷肠的机会。由月上暮山，到次日天明，晓帆将开，二人皆已醉意朦胧，纵然难舍，也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候。
换头，化愁为慰，友人被召赴行，词人对他寄予殷切的希望，也许可以为抗金贡献力量，现在友人全家都欢欢乐乐地走了，江上行船要忘掉一切疑虑，江边的鸥鹭也不要猜疑。最后他借苏轼鸿雁归来的典故说明南宋朝廷的形势是好的，此去也许会一帆风顺。词人和他的友人都是主战派，当时秦桧之流为了卖国求荣，陷害了许多爱国大臣，鉴于宇文德和被召、吉凶未卜，尚有隐忧，故词人写词鼓励他、宽慰他，同时也把抗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词人襟怀坦白，眼界开阔，忧国之意常现于笔端，虽为送别之词，却未写一般的离愁别绪，政治上的志同道合使全词充溢着浩然正气和豪放之情。
这是一篇游子伤春怀人之作。
上片写惜春思归。“急雨收春，斜风约水”。写暮春时节，雨急风斜。这第一句写得别致新颖，其中“收”字尤见功力。不言春将尽，不言春归去，而曰“急雨收春”，看一“收”字，至使“急雨”反客为主，造语生动俏皮。急雨收回春天，斜风拂掠水面，而“浮红涨绿鱼文起”接着写暮春时节水面上的景致。红化凋零，飘飘洒洒落满江面；江水上涨，绿波荡漾；鱼儿游弋，激起阵阵波纹。这里的“鱼文”二字最易引起人的暇思。中国自古就有鱼雁传书之说，书信常被称为“鱼书”或“雁书”。这“鱼文”仿佛就是幻化了的书信，勾起游子无尽的相思。“年年”两句直写惜春。游子珍惜春天，舍不得春天离去，见春将尽，落红飘零，意绪万千。正如辛弃疾所云“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游子惜春，可春并不理会，春归时也不懂得招呼游子，不知约游子结伴而还。春本无知，春本无晓，如此怨春，似乎无理，然而更显其情真意切。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无理有情之妙。
上片惜春思归，下片自然而然地转入怀人。“留恨城隅，关情纸尾。”写当初与妻子的离别及日后的书信传情。城隅，即城角，当初与妻子离别之处。不忍离别，却又不得不离别，于是便有“留恨城隅”。一个“恨”字笼罩了下片，也为读者理解全词提供了一个契机。不能相见，只能在书信纸尾看到妻子的一片关切之情了。接下去作者描摹了抒情主人公凭栏远眺的镜头。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借凭栏远眺写愁绪。李煜有句云：“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辛弃疾有句云：“休去依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阑干长对西曛倚，”写抒情主人公倚着栏干长久地凝视着西天的落日。熟悉中国古典诗词的人都懂得这是一个痛苦的形象。结尾化用杜甫《春日忆李白》诗句，杜诗云：“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以遥望对方所见的景致极写了两人之间深厚的情谊。贺词云：“鸳鸯俱是白头时，江南渭北三千里。”写夫妻老矣，却关山阻隔、江南渭北天各一方。这结处用语质拙，不雕饰，不张扬；江南渭北已溢出无限情思，而鸳鸯白头更让人感慨万端。
贺铸善于写情，往往情真意切，此篇便是一例。贺铸善于处理结处，此词上片结处的无理而妙，下片结处的质拙含蓄，都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和启迪。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