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首联：“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陵墓”：皇帝的坟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终南山。“汉朝陵墓对南山”：是说汉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与终南山相对。如高祖长陵在咸阳北原，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十五里；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北二里。长安在终南山之南，是汉高祖建都之地，有险固可守，又在内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处，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东汉覆亡之际，陵墓却被发掘。“胡虏千秋尚入关”；这句紧接上句，好像也是说的汉朝。但“千秋”是指汉朝陵墓被发掘的千年之后，则早已是唐朝了。胡虏，指吐蕃、回纥等。关，指萧关，唐时萧关在宁夏固原县北。“尚”，又。这句是说：不料在千年之后（实际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于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数），吐蕃纠合吐谷浑、党项等族侵入萧关，攻入长安（唐时京都也在长安），陵墓同样被发掘。
次联：“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日金入出人间。”
这一联写陵墓被发掘的情况。昨日、早时，极写陵墓被发掘得快、景象之惨。玉鱼、金入均皇家用以陪葬的宝物。《西京杂记》：汉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鱼一对殉葬。“金入”：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入。”“蒙葬地”，是说殉葬的珍宝蒙藏在葬地。这又是说的汉朝事，其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长安，烧毁房屋、残害百姓、发掘陵墓、无恶不作。只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说，不忍直说，所以写得含蓄曲折。
三联：“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这一联，写杜蕃不断入侵。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纠合红谷等族，号二十万人入侵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河南陕县）。次年，唐将仆固怀恩背叛，引回纥、吐蕃十万人入侵，京城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族十万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严。所以说：“愁见汗马西戎逼”。“汗马”，是说在作战中，马奔跑出汗，指抵敌危急、紧张。“西戎”，指吐蕃等。这句是说，见吐蕃等的入侵而发愁。敌人声势浩大，十分猖獗，他们朱旗闪动，照耀天空，好像北斗星也成为红色了（北斗星下对长安）。“殷”，红色。
末联：“多少材官司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材官”：勇武有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泾渭”，指长安西北泾渭二水流经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泾渭”：有多少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良将，扼守泾渭要道呢？据《资治通鉴》载：召郭子仪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扬州。其中郭子仪当然是良将，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仪。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他听了这两人的谗言，曾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国难频仍之时，宠信的太监手足无措，才起用郭子仪，守泾渭之时，郭的兵力也不够。当时独孤及上疏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可见不少武官已趋于腐化，怎么能拥兵获胜呢？“材官守泾渭”，是说守泾渭的将领也不算少，但良将少，加之寡不敌众，于是肃宗决定凭借郭子仪的威望，使之与回纥谈判，借回纥之助。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无能，只以“将军且莫破愁颜”一句责诸将不能御敌，提醒他们不可忘忧失警。“且莫破愁颜”的“且”字，是暂且的意思，对诸将之腐化虽有讽刺之意，但笔锋是针对皇帝的。
其二
这首承上首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纥的史实。而借用回纥兵是出于肃宗的短见。当时李泌（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以图谋划策见重，位至宰相，封邺县侯，世称李邺侯）给肃宗制定的正确战略是：使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分两路牵制叛军。朝廷驻军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使叛军疲于奔命。唐军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再命建宁王李倓率兵配合李军攻占范阳，覆其巢穴、说可破贼。肃宗不用，他急欲收复两京，不惜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坚城，一切违反李泌的战略。这就使唐军陷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回纥，这就是肃宗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首诗，表面上在批评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实际是说肃宗无能。
首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韩公”，即唐张仁愿，封韩国公。“筑三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到了朔方军，治所在灵州（甘肃灵武），筑三受降城（城墙），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骄”：胡人自称为天之骄子，转指少数民族首领。“拔汉旌”：拔去汉人的旗帜，即侵犯。这一联是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断绝突厥的南侵。
次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岂谓”，哪里料到。“尽烦”，太烦劳。“回纥马”，回纥的骑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以称他统帅的部队为朔方兵。这一联是说，如果按李佖的战略，完全可以破贼，却弄得反而要求助于远处的回纥，真是太烦劳别人了。语含讽刺。也说明这种作法和张仁愿筑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贯主张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对借助回纥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写的《留花门》一诗中鲜明地反对借兵回纥（花门即回纥），其诗曰：“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铺，百里见积雪……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宝。花门即须留，原野转萧瑟。”
三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胡来不觉潼关隘”：这句是承首联，说筑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将士起作用，否则即使是潼关的险要，安史叛军来时，不觉得它的险要，被攻破了。从而显出人才的重要。
“龙水犹闻晋水清”：听说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晋水清了；又听说至德二年（757年）夏历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代宗）收西京。“犹闻”，是说过去听说，现在又听说。但情况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晋水，以有天下，建立了唐朝，也曾请兵突厥，其后突厥恃功侵犯，却能制伏他。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当时大将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士；广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里，他借兵回纥却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这说明为国家的能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人谓“圣人出则黄河清”，原是对皇帝的恭维话，不足为据。这就自然地归结到末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责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图报国。明是批评诸将，暗是指责代宗。透露出作者对国难关切的心情和对借兵回纥是失策的感叹，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和深心。
这首诗指责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错误地借助外力，实则指责朝廷大政方针的失策。
其三
这首是承上首“胡来不觉潼关隘”，接写安史乱平后，其余党并未真正归顺朝廷。
首联：“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洛阳宫殿化为烽”，这是指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毁于史思明。“秦关”，指潼关。“百二重”：“百二”，是说潼关二万兵足以当敌百万。“重”，险固。“洛阳”二句是说，宫殿都保不住，不要夸口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次联：“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沧海”，即现在的河北、山东东部。“蓟门”，即今河北北部。“禹贡”、“尧封”：这里是指国家版图。这两句是说，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正己等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所据地区未归入国家版图。
三联：“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兵储不自供。”“衮职”，朝中大臣。“预”：参与。当时朝中大臣多兼地方节度使重任，将相不分。“兵储”，指军需供给。“朝廷”二句是说，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他们不屯田积粮，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所说“天下兵储不自供”。这实际是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所致。
末联：“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王相国”，即王缙，作过相国，迁河南副元帅。“事春农”：指让军队屯田以自给。“稍喜”二句，说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国还能注意让边军屯田，以减轻一点朝廷的负担。
这首表面上是责诸将不知屯田积粮以解决军食，实际上也是指责朝廷无能。
其四
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写宦官专权。
首联：“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 未全销。”
“回首”：杨伦注：前三首皆北望发叹，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带。唐时岭南道有扶桑县，属禺州。“铜柱”：东汉马援所立，以为汉之极界；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氛：妖气，指战乱叛离之气。时南诏背唐，与吐蕃连结。广德元年（763年）夏历十二月，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大掠（见《旧唐书·代宗记》）“回首”二句是说，回首看到铜柱标志的南方疆界，战乱之气未歇。“越裳”：南方国名，地接交趾，《后汉书·贾琮传》载：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王毒瑁、异香、美木之属。南海明珠：《太平御览·珍宝部》二，引《邹子》：“珠生于南海。”“越裳”二句，说南方各地，因战乱离贰，贡赋皆绝。
三联：“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特殊的宠赐，犹异宠。“大司马”即太尉。“总戎”，总兵，即元帅。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其冠以貂尾为饰，所以说“总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新唐书·官专》）。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事实证明，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他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末联：“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炎风”，指南边疆土；“朔雪”，指北边疆土。“天王地”：春秋时称周天子为天王，以借指当代君主，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奠非王土”。这又联系到上一首中的“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即祖国领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盘据任何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在忠良翊圣朝”，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了。这两句，是勉励诸将为国效命，恢复国家旧有版图。
这一首，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诗人正为此心忧。
其五
这一首赞严武，责镇蜀诸将平庸。
“锦江春色逐人来”，诗人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夏历五月离开成都草堂，虽然已入夏令，而“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来”指紧紧跟随人后不肯离去。“锦江春色”因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艺术效果。诗人用他对成都风物的美好回忆作为最佳赞辞，以此开端，也使人立即忆起了他写于成都的《登楼》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
“巫峡清秋万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时，曾入严武幕府。严死不久，他出蜀东下，流寓夔州。此时距严武之死，才过一年。夔州地接巫峡，又值秋季，诗人回忆成都旧游，不禁百感交集，顿觉“万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触动了对去世未久的严武的深切悼念。通过描写锦江巫峡两地不同时令特征，为后面展示诗人对严武的回忆制造了适宜的气氛。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二句追“忆”在严武幕时，曾陪严武于望乡台“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谁知严已成古人。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而称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宫中特使。“望乡台”，在成都县北。“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怀。”接前两句写了严武镇蜀业绩。上句写唐“主恩”宠之隆，严武剖符“持节”一任东川节度使，两任剑南节度使。“三持节”是对严这一经历的最好概括。下句写严武的儒将风度。严武治军甚严，赏罚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与杜甫“举杯”饮酒，开怀赋诗，不愧兼擅文经武略。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西蜀北有剑门，东有夔巫，“地形”号“天下”“险”阻。严武坐镇其间，堪称李唐王朝最“须”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对严武镇蜀整个历史过程的艺术概括，也是对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严武再次镇蜀，后为高适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乱及松、维、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三次镇蜀，曾大破吐蕃兵。后“以疾终”，郭英乂代之，不数月而有崔旰之乱，英乂被杀。“安危”指转危为安。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总结。诗人的激情在这里再次得到艺术体现。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峻形势。
这是一首“议论时事”，可当“纪传”读的七律诗。开头、结尾都以激情取胜。中间两联将严武治蜀业绩与自己有关活动，用追“忆”形式娓娓道出，与一般“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迥然有别。没有杜甫“忧时之真心”和“识学笔力”（《杜诗本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诚如黄生评说：“他人诗皆从纸上写出，惟公诗从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俨然可想，所以千秋犹有生气”。
《诸将五首》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以来的军政大事为中心展开议论，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他极度希望君主明智有为，文臣武将用得其人，语言慷慨蕴藉，诲人良多。因每首都与诸将有关，故以“诸将”为题，实则笔锋指向当时皇帝，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危须仗出群材”，这即是第五首的结语，也是《诸将五首》的中心论点，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以来军政大事的感愤。
《诸将五首》是政论诗，在议论中深含诗人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不仅使读者明其理，而且激动着读者的心灵。
这首词虽然是容若无聊之时所写，但所写的内容依然离不开一个“愁”字。“晚来风起撼花铃，人在碧山亭。”在夜晚起风的时候，吹动了护花铃铛，在碧山亭里的人听到了这铃声。远山之中，小小的亭子中，站着一个满怀愁绪的人。他独自想着心事，忽然听到风吹动铃铛，发出声响。那声响如此孤寂，简直要比独站山中还要孤寂。
这是容若心事的开头，他站于亭子中央，沉默望山，郁郁往事缠绕在容若心头，无法散去。本就十分忧愁，偏偏还听到了那孤寂的铃声，更是愁上添愁，更何况这山中的泉水声、雨声相互夹杂，混杂到一起，更是让人不忍去听。
“愁里不堪听，那更杂、泉声雨声。”这是一句写实的词句，更是一句无可奈何的阐述。但是词人却无处可躲，世界之大，无处清静。容若有着独一无二的才华，他的故事广为流传。但他不为所累，想要遗世独立，可是照此看来，他如何能够独立，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出世者自说自话的一个圆满的谎言罢了。
容若这首词，上片是写山间声响，下片则是开始了对现实的抒情。“无凭踪迹，无聊心绪，谁说与多情。”自己的心究竟能告诉谁。“无聊心绪”，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一个天真忧郁的男子，在最好的年华，却是已经往事萦怀。
只怕只有这世间难得的真情，会让他动心，在春日里，容若只身立于山中的亭子下，看着远山，听着寂寞的声响，伤怀。仅此而已。容若就是这样，简单地生活着，无论是快乐还是忧伤，都不需要理由。
“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这份忧伤或许入梦可以缓解，但是那山中的响声，又生生地将梦叫醒。找不到一个毫无烦忧的地方，这也是纳兰疑惑的地方。
此词表现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上片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状环境之寂，组成一幅幽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下片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画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一种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全词以描写为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写人写景细腻精致，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用一幅幅无声画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整首词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
上片写初夏已悄悄来到一个少女的身边。
“绿槐高柳咽新蝉”，都是具有初夏特征的景物：枝叶繁茂的槐树，高大的柳树，还有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一片阴凉幽静的庭院环境。“熏风初入弦”，又是初夏的气候特征。熏风，就是暖和的南风。古人对这种助长万物的风曾写有《南风歌》大加赞颂：“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据《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意即虞舜特制五弦琴为《南风》伴奏。这里的“熏风初入弦”，是说《南风》之歌又要开始入管弦被人歌唱，以喻南风初起。由于以上所写的景物分别诉诸于视觉（绿槐、高柳）、听觉（咽新蝉）和触觉（熏风），使初夏的到来具有一种立体感，鲜明而真切。
“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进入室内描写。碧纱窗下的香炉中升腾著沉香（即水沉）的袅袅轻烟。碧纱白烟相衬，不仅具有形象之美，且有异香可闻，显得幽静闲雅。这时传来棋子著枰的响声，把正在午睡的女主人公惊醒。苏轼有《观棋》四言诗，其序云：“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诗句有云：“不闻人声，时闻落子。”这首词和这首诗一样，都是以棋声烘托环境的幽静。而棋声能“惊”她的昼眠，读者可以想象，在这么静的环境中，她大概已经睡足，所以丁丁的落子声便会把她惊醒。醒来不觉得余倦未消，心中没有不快，可见首夏清和天气之宜人。
下片写这个少女梦醒来以后，尽情地领略和享受初夏时节的自然风光。
歇拍二句，写弄水叶面，琼珠碎而复圆，更觉清新可爱。“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又是另一番园池夏景。小荷初长成，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去，轻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色本鲜红，经雨一洗，更是红得像火焰。这生机，这秀色，大概使这位少女陶醉了，于是出现了又一个生动的场面：“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这位女主人公索性采摘荷叶后到清池边玩水。水花散溅到荷叶上，像珍珠那样圆润晶亮。可以想见，此时此刻这位少女的心情也恰如这飞珠溅玉的水花一样，喜悦，兴奋，不能自持。
在苏轼之前，写女性的闺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孤闷、疏慵、倦怠、种种弱质愁情，可是苏轼在这里写的闺情却不是这样。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贪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已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与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一种和谐的情调。苏轼的此种词作，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闺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
描写是这首词的主要表现方法。它注重景物的描写、环境描写与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上片由绿槐、高柳、鸣蝉、南风等景物描写与碧纱窗、香烟、棋声等环境描写，以及午梦初醒的人物描写共同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初夏闺情图。下片又以微雨、小荷、榴花等景物描写与洗弄清泉的人物描写结合，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图，女主人公的形象卓立其间。同时他还注意了动态描写，且不说“棋声惊昼眠”、“玉盆纤手弄清泉”的人物活动，就是景物也呈现出某种动感。小荷为微雨而翻动，可以想见它的迎风摇曳之姿。榴花本是静物，但用了一个“燃”字，又使它仿佛动了起来。这些动态描写对活跃气氛，丰富画面无疑起了有益的作用。
此词景中含情，将众多的景物以情纬之，故散而不乱，给人以整体感。作者善于抓住细微的心理感受并在无形中将客观环境的细微变化加以对比，通过景物描写、环境描写，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并在其中寄寓女主人公的单纯、天真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词中的少女形象，与一般闺情词中疏慵倦怠、孤闷愁苦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充满了美好清新的勃勃生机和青春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中活泼健康的少女形象，与初夏时节富有生气的景物、环境，构成了一种和谐、清丽、灵动的情调，令人流连忘返。
“白玉谁家郎”借用了西晋文人潘岳在洛阳道上的风流韵事，潘岳又叫潘安，潘安之美有多处记载，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这也就是著名的“掷果盈车”的来历。
“回车渡天津”句，将笔墨集中于洛阳贵公子出游回车过桥之状，间接陈述出洛阳繁华风物及士女冶游盛况。
“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句，“东陌”是洛阳城东的大道，那里桃李成行，每到阳春时节，城中男女多去那里游乐赏花。此句描绘出白玉郎本不想惊动世人，观赏桃李花美时却惊动洛阳人的热闹景象，颇具戏剧色彩和民歌风味。洛阳人多喜欢于桥上闲步顾盼周围美景，而在桥上行走也成为期望获得游人关注的一种方式。诗人提到高车轩驾中的如玉少年，兼有魏晋风流般的行为举止，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描绘其眼中所见情郎的身影，突显出其春情春思，可谓春风得意。
全诗语言率直自然，确实是“清水芙蓉”，间接地写城东桃李花美，熙熙攘攘，观赏人多。虽然诗中没有具体描绘“白玉郎”的美貌，而是写白玉郎在东陌看花时惊动了洛阳人，以此赞美洛阳的春景和游人的热闹景象，令人流连忘返，通过“谁家郎”的春风得意与诗人作鲜明对比，隐隐流露出诗人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