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游泰山六首》为连章古诗，其中每一首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审美境界，而全诗六首从整体上展示了更广阔、更深邃、更完美的意境，描绘了一座雄浑壮丽的自然之山，一座奇异可感的神妙之山，令人体悟到这是寄寓着作者人生理想、人格向往的情感之山，心灵之山。泰山方圆四百多公里，体势宏大，“意想之所至，皆山也”（张俯《岱志》）。其景观雄奇、险绝、曲幽，奥旷之特色俱臻。仅以登山中轴线而历，从王母池、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天街至玉皇顶，再及日观峰、月观峰，沿途凡峰崖，涧谷，泉瀑，奇松怪石，名禽异花，云岚烟雾极目难尽，即或为长文，亦觉语白言乏。而李白在《游泰山六首》中却能以超然的宇宙观和独特的时空透视，目揽泰山万象平方寸，驰思结韵平毫端，以写意山水笔法绘出了有声画卷，显示了李白诗歌独有的豪放风格。
全诗开头，“四月上泰山”，看似平叙交代时间，却暗蕴泰山时令奇观背景。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暮春时节，李白佩剑挂芦，抱琴捋袂。从王母池开始登山了。“石屏御道开”，眼前的泰山诸多峰峦如同扇扇屏风，次第打开，一条帝王封禅时开辟的御道豁然而现。古御道有十几里之长，逶迤出没平峰峦涧谷之中。诗人没有白描峰回路转。而是以遥思当年唐玄宗封禅时的登途盛景赋笔。“六龙过万壑，涧谷随萦回。马迹绕碧峰，於今满青苔。”万千山壑、涧谷、碧蜂仿佛都在尾随着皇帝御车马队的驰骋而飞动起来，寥寥几笔就形象地表现了泰山山势“高远”而曲折盘旋上升的生动情态。如果说盘道弯弯，层峦尽染是诗人对登山起步景色的几笔渲染的话，接着诗人采用散点透视的视角，移步换景，从不同层次以不同的“皴法”向读者描绘了沿途山水的奇险幽秘。登泰山至中途，过中天门，曲折的盘路便为天梯般的石阶代替了。仰望两侧，悬崖千仞，“飞流洒绝，水急松声哀”，“北眺 嶂奇，倾崖向东摧”。泉水若“飞”，峰崖之高绝可见，巨岩累接，险峻难以登攀之状可想。泰山的高泉飞流，不似庐山瀑布“静态”地“挂前川”，而是遇崖迭挫，进溅成珠，泼“洒”在层层悬崖之上，又聚汇成流潜入深谷，水声也就融入松涛呼啸之中了。这是泰山独特的山水景致。向北望去，山峦如扇、如柱、如剑、如兽，千奇百怪，那处处悬崖都像要向东面歪倒下去，令人心僳。诗人顺手拈来“倾”“摧”二字，泰山之高险便活现了。诗人视点又下移到涧谷，只见大大小小的岩洞嵌进崖壁，“洞门闭石扇”，巨石宛如扇扇石门又将洞府封掩起来。涧谷中岚气凝结成的云团荡漾，急流、松涛在神秘的山谷中反复回馈延绵如雷。这云雷，就像是从地底下直冒出来。“地底兴云雷”，诗人摹景拟声，形象地衬托出泰山山涧之深之奇。这又像山水画中的“深远”意境了。
诗人如同一位业务娴熟的导游，指引读者从登山所处的不同位置，不同的视角欣赏泰山千姿百态的奇景，可谓步步佳境。攀爬十八盘，登上寓天门，过天街，至极顶，“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才真的进入“如出天地间”的大境界了。东攀日观峰，“登高望蓬瀛”，“海色动远山”，诗人看到的是“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日观峰下的“云海”连接洋洋东海，与泰山融为一体，极写泰山之阔大。伫崖北眺，只见“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李白这里没有用摹写“黄河万里触山动，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那样壮大奔放的笔势，而是以线纹式的绘画手法表现了黄河的另一种“窈窕”姿态。这既有黄河下游平缓铺流的真实依据，也是从视觉形象上反衬出泰山之高。诗人抬头平视，丛峦迭嶂之上“长松入霄汉，远望不盈尺”，虽是写远望视点之实，却绘出了泰山“平远”奇逸之景。俯瞰脚下，则是“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历”，自下登山所仰见的万千巨大峰峦，从这极顶望下去，却变得像人头“攒聚”在—起，而条条涧谷更显得深不可测，令人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受。值此，诗人“精神似飞扬”，“如出天地间”，身心完全融化在无垠宇宙之中，神思驰骋，襟怀浩荡，不禁张开双臂，“天门一长啸”。这长啸令群峰震撼，这长啸令云雾顿开，这长啸令“万里清风来”。至此，一位逸态凌云、吐纳天地精华的诗仙屹立泰山极巅的傲岸形象跃然纸上。一千多年过去，李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便成了泰山山顶的一大人文景观，令后人登此也要或有所体悟，或附庸风雅地“长啸”一次了。
如果仅以上所析，诗人对泰山的描绘或只可作山水诗高手而论，然而《游泰山六首》更独具艺术特色的是，李白借助泰山神话传说，在诗中幻化出一个情节生动，亦真亦幻的泰山仙境，大大丰富了诗的内容，拓展了诗的意境，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泰山历来有神仙出没的传说。《列仙传》曾载仙人稷邱君为“泰山下道士”。《神仙传》传说汉孝武皇帝巡狩泰山曾遇“泰山老父”，头上白光数丈，寿三百岁。秦始皇羡慕的仙人安期生，更是怀揣“不死药”往来平泰山和东海仙山之间。传说中的神仙人物惝恍渺冥，泰山的山水雄奇神异，诗人将二者融为一体，就越发增益了诗意的一种朦胧虚幻色彩，并由此诱使人们去憧憬神话中的细节，去品味其中的绵绵幽情。
诗人登上高高的南天门，东望蓬瀛仙岛，遐想联翩，似乎真的看到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大海波涛中“银台出倒景，自浪翻长鲸”。心弦激荡，仰面长啸，回响遏云，打破了天宇的宁静。“玉女四五人，飘飘下九垓”，佩玉鸣环，皓齿微启，向李白亲切致意。大概酒仙大名已声闻仙界，玉女赠给李白一杯流霞仙酒品尝，又似乎是在探问：谪仙何故不再来修行，像我们一样自由自在！“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李白长揖感谢且显窘容。这“自愧”不知是谦辞，还是有难言之隐。“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诗人竟有点要放弃世事烦恼，随仙人而去的意思。这表明了仙女的不期而至牵惹了李白的思绪。李白在泰山之巅边赏景边思索之际，偏偏又遇到了一位“方瞳好客颜”的羽衣仙人。“扪萝欲就语，却掩青云关”，仙人没有同他说话，只赠给他一卷仙书，即消逝在云霞之中了。诗人拾起仙书翻阅，“其字乃上古”，如同“鸟迹”一般，“读之了不闲”，不知所以。李白想等仙师归来指点迷津，等了半天，可“从师方未还”，唯有“感此三叹息”。虽然求仙难，泰山美景却尽可赏心悦目。李白登上日观蜂，“凭崖览八极，日尽长空闲”，“举手开云关”，远观黄河玉带，正在惬意无限之际，不知何处又转来一位“绿发双云鬟”的小仙童，竟然“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诗人刚刚平静的心绪又被打乱了。他想自己二十多岁辞亲仗剑远游，至今又是二十多载，年华蹉跎，朱颜已谢。仕途理想既然不能实现，那就只好寻求捷径修仙了。“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仙童已倏忽逝去。但仙童的莞尔一笑却给李白留下一个不小的刺激，他真的要尝试一下修仙了，第四首诗如同使用蒙太奇手法剪接进了李白曾有过的修仙体验，描绘了一段美妙的幻境。李白确曾跟随著名道士吴筠同隐剡中，“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也曾“吟诵有所得”，出现过“众神卫我形，云行信长风，飒若羽翼生”的幻觉。此时登泰山他仿佛就是“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的仙人了。朦胧之中，诗人在山巅看到东海巨灵之鳌背负蓬瀛仙山飘动，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海水中浮出倒影，巨鲸搅起冲天海浪，面且听到天鸡鸣叫。诗人回眸山顶，“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自”。泰山高耸入云。虽已近五月，山顶依然白雪晶莹，山花竟然在雪中绽放，人间不会有如此美景。天上乎，人间乎，真幻难分。诗人似乎要安下心来修仙了。他自慰“终当遇安期”，教他“於此炼玉液”，并能得到“不死药”，也能骑鹤“去无云中迹”，“高飞向蓬瀛”。
至此，李白泰山遇仙的“故事”看来就要结尾了。不料诗人又宕开一笔，另辟出第六首诗群仙夜娱的一幕，不仅泰山仙境描写的更加完整真切，而且把诗人复杂的情感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泰山之夜是那样幽秘，诗人怀抱绿绮名琴，漫步青山野径。“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玉真连翠微”。松涛平息，仙人的宫观掩映在苍翠之中，月华为山野披上一层透明的轻纱。诗人窥见众仙人在山巅开始了自己的夜生活：“处处笙歌发”，“想象鸾凤舞，飘飘龙虎衣”。“寂静娱清辉”，寥廓苍穹在屏息静听着自由的生命唱出的颂歌，高悬的明月好像仙人们的灵魂之光，也照射着诗人的心灵。李白此时已融进了仙人世界。“恍惚不忆归”，他忘记了自己来自何处，他也不愿意归去。他望见匏瓜星在闪烁，银河就在头上，几可摸到织女的织布机。诗人盼望天不要再亮，仙境不要再消失。“扪天摘匏瓜”，诗人举手向河畔，干脆要把匏瓜星摘下，急切之中却误摘了织女星，天还是亮了。仙境消失了，泰山秀姿依然，五彩祥云飘荡在晨曦之中。“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的仙境之旅戛然而止，仙引、问仙、学仙、慕仙的思绪统统被晴明消蚀了，只留给诗人些许失意甚或现实的思考：通过求仕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是艰难的，没有权势者举荐，只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求仙也是艰难的，因为仙人并不真的存在；可是泰山这样的人间“仙境”却常有，在这样的仙境中大可让自己的情感自由驰骋，无拘无束，尽情享受精神的愉悦。
《游泰山六首》在李白全部诗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当可与《蜀道难》《将进酒》等名篇相媲美。其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以游仙体来写山水诗，形成了完美的独特的诗歌创作范式。自《诗经》以后的中国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两脉各显神彩的文学传统，一是自楚辞演进而来的表现游仙内容的诗歌，一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山水诗歌。前者描绘出仙人和仙境的美好的艺术境界，多以寄托作者或政治理想难酬或愤世嫉俗的隐逸情怀；后者则以自然山水以及附丽平山水的自然现象和人文景观作为描写对象，抒发诗人的喜怒哀乐、愁闷悲慨等各种情怀。自刘宋谢灵运山水诗起，将游仙内容与山水诗相结合，偶有所见，但未为大观。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似乎曾有这样的尝试：“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想象昆山娄，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尽得养生年。”虽不乏情致，但诗中的“昆山姿”“区中缘”“安期术”等仙人仙境的化用，不过是为诗用典增致，尚不能称为—种独特风格。而李白则集游仙与山水二体之长为一体，在《游泰山六首》中形成一种新的构思风格。诗中既用雄健粗放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勾勒了泰山壮丽开阔的艺术画面，又将游仙诗中常用的人物（玉女、绿发青童、安期生等），事典（巨鳌负仙山、仙人居住金银台、仙人饮流霞等），语汇（九垓、清斋、裂素、玉液、瓠瓜等），结合泰山神话传说，重新演绎描绘出仙人与仙境的新鲜的艺术形象，构思出诗人与仙人交往的生动故事情节。诗中既有仙境不同时空的具体情景描写，又有情节发展的连贯性，从而造成了强烈的美感和生动的形象。而这种美感和生动形象又是叠印在泰山神妙山水的真实背景上的，这不仅增强了诗歌飘渺奇逸的意境之美，而且使人有一种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艺术感受，其艺术效果就大大超过了其他以泰山为题材的山水诗作。
与以游仙写山水的构思风格相匹配，在《游泰山六首》中，诗人采用了山水实景与仙人仙境两条发展线脉绞结起伏，交相显隐的结构形式，展现了作者进行艺术构思的别具的时空意识。中国传统的诗歌抒情表意方式是在外象之中寻求心灵的对应物，借以实现感情的外化，使情意与物象构成默契。李白在这里的感情外化的对应物，不仅是实际的泰山山水景物，又是虚构出的仙境景物，二者组合在一个艺术整体中，共同完成一个艺术使命：传达出诗人游泰山的深层情怀。诗人笔下的实景以“四月上泰山”的登程总领引起，一线贯穿全诗六首。或写全景，或写局部，或用特写，笔势纵横，重染淡抹，舒缓有致，气象阔大神奇而又气韵贯通。但通读全诗六首，读者又感觉到诗中的山水描绘分明是在构建出一种大的环境氛围和场景转换，成为仙境赖以产生和情节发展的底素、背景和烘托。诗人笔下幻化出的仙境和仙人的活动景况，则以遇仙、仙引、思仙、学仙、慕仙的一条情节线索曲曲折折穿行在诗人描绘的泰山实景之中。作者在诗中表现出的或自由舒放、或惊异迷惘、或无奈失望等复杂的情愫则融化进实景幻景线脉的绞结之中，起起伏伏释放平虚实真幻之间，不仅多层面地展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谐振着诗人情感的律动，唤起山水境界中类似的审美心理，并引发对世事人生的无穷品味。
《游泰山六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结构不但是连章古诗的精巧写法，又是李白写作此诗时特殊的情怀背景所致。李白是一个怀有“鸿鹄”之志者，他的抱负是很大的。他希望做帝王的辅弼大臣，在政治上有赫赫的建树。但由平他不肯向权贵“摧眉折腰”，只能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李白《游泰山六首》，既从表层诗境上展示了泰山山水和神仙仙境之美，又蕴含着萦平李白心底的矛盾彷徨情绪。泰山雄刺云天，登山目尽长空，凭览八极，或“举手开云关”，或“天门一长啸”，既是诗人傲岸、狂放性格的自然表露，也是诗人长期压抑下的慨愤不平在寥廓宇宙中的暂时放解。但这种性格表露和情绪放解与潜存心底的壮志难酬的情结又不时产生反差和碰撞。因而诗人运用或夸张、或险奇、或清丽的语言幻造出的仙境仙人虽然极具魅力，但并没有表现出诗人追求仙道的挚诚和狂热倾向。相反，诗中时隐时现的却是那种追求自由人格、追求宏大理想而不得实现的心境，有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叶燮《原诗》）的味道。全诗每一首大抵都是由实景入幻境，又由幻境结尾，若连缀起来，就可以品味出诗人是以奇思妙想遣怀去闷，在恍惚迷离的幻境中寄托自己的情思。从诗中可见，诗人对玉女“仙引”的回答是“自愧非仙才”，仙人指点门径的仙书是“读之了不闲”，“感此三叹息”，诗人欲与仙人攀谈，却“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即使想跟仙人“练玉液”，得到“不死药’，与仙人同娱同乐，但最终结果却是“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憧憬的自由驰骋的美好仙境，在全诗的结尾却是以“坐相失”的遗憾现实而结束。诗中所要表达的意旨不正是诗人彷徨无奈的惆怅情绪吗？如果联想李白在四月登泰山后的秋天突然奉诏入京，竟然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就更会体会到本诗这一意旨了，《唐宋诗醇》曾评李白此诗“若其体近游仙，则其寄兴尔”应是很有见地的。只不过由平李白生性狂傲，胸怀旷达，遇事愤而不怒、愁而不苦，加之诗风飘逸豪放，诗中的意旨不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那样直白，“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罢了。
这首词抒发的是多情才子月夜相思的别情愁绪。起首二句点出时间是在深夜，隐含的背景是在酒醉之后，交代的事情是“清无梦”和“愁倚阑干”。用“清”字描写夜深人静酒醒之后神志的极端清晰和周围环境的极端宁静，见出词人当时索寞无聊的意绪。“无梦”二字，十分准确地描绘出酒醒之后神经依旧麻木思绪却骤然清醒之后，脑海里出现短暂的思维空白时的惶恐、无聊和失落。
接下来两句写倚阑干时所见。“雨打”一句，化用唐代白居易《长恨歌》诗意：“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而抒情色彩更浓。这两句写景，实际上饱含着作者的主观色彩。
过片交代愁因：与佳人一别之后，彼此音讯全无，而一片痴情，却日甚一日，纵然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瘦损不堪，也毫无衰竭之势。“瘦尽难拚”，可见出其愁情的深挚。
最后两句，又转回写愁倚阑干所见。陷入沉思之中的词人，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夜已更深了，明月已经移过红楼十二间了。透过其“愁倚”时间之久，精神之集中，折射出其相思之深挚。“无端”二字，露出怨意，看似怨月，实则是词人内心无绪、愁怨难排时的痴语。
这是一首夏日词。词的上片白描，侧重写净业寺观莲，将荷花塘描写得美不胜收。下片以虚写为主，抒发怀思之意。全词字里行间皆是怀念、追昔之意，末尾更是显出纳兰心中无限的怅惘。
起首一句直接写景，将净业寺的景色描绘得十分美丽，“藕风轻．莲露冷”，清冷的空气仿佛扑面而来。藕风轻抚面庞，让人感到神清气爽。容若站于岸边，看着池塘里的荷叶，荷叶田田，这番景象的确怡人。而接下来的一番景象，更是美不胜收：“断虹收，正红窗初一上帘钩”，应该是刚下过一场雨，不然也不会出现彩虹。彩虹并不完整，只是残留在天边的一段而已。但这又何妨。彩虹挂在天际，映红了窗纱，“田田翠盖，趁斜阳鱼浪香浮”，池塘里大片的荷叶飘来阵阵清香，鱼儿在水里欢畅地游荡，卷起了层层波浪，这番景致，美不胜收。“此时画阁垂杨岸，睡起梳头”，华丽的楼阁前垂下了丝丝杨柳，风景娴静，人儿倦怠着方才起床梳头。看来，净业寺的荷花塘带给容若的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还有心灵上的安抚。上片在悠闲的韵律中结束。
容若的内心则充满了愁绪，这是他曾经来到过的故地，这番美景，他曾见到过。“旧游踪，招提路，重到处，满离忧”，当日与友人一起游玩，内心自然清爽。而今，容若独自前来，虽然美景依旧，但身边没有了友人的陪伴，总是不免感到有些孤单。“想芙蓉湖上悠悠，红衣狼藉，卧看少妾荡兰舟”，想到过去，不知友人现在是否也在某处泛舟游玩。当日看到美人在舟船上躺卧，那番闲情逸致，今日竟是多么想再重温一下。“午风吹断江南梦，梦里菱讴”，这首怀念的词在一片怀念声中结束，容若应当知道，岁月如流水，世事无法留住。既然如此，那便在这个惬意的下午，独自来到这里，看着美景，感怀故人。
这首词从京城的荷花联想到江南严绳孙家乡的荷花，从对眼前实景的描写转入对幻想中的江南荷塘的描写，两人之间的情谊就这样不待言而自明。词的字里行间全是怀念、追昔之意，而末尾句更是显出纳兰心中无限的怅惘。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此诗一、二、三章叙述了周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鲁国的建立，并不是纯粹介绍民族历史，赞美所有先祖的功德，而是突出两位受祀的祖先后稷和周公，以说明祭祀他们的原因。至于诗中提到的其他人，则只是陪衬而已。后稷是周民族的初祖，为姜嫄所生，其出生有一些神话色彩，《大雅·生民》记载较为详细。诗写到这些是因为姜嫄有端正的德性，但主要的却是体现后稷的不凡与神异，和《生民》诗的用意一致。后稷的发展农业，固是上天赐之百福，更和他个人受命于天分不开。以下叙述太王、文王、武王，重点在于灭商，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而文王、武王“缵太王之绪”，“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发展线索极为清楚。关于周公功绩，诗中没有明载，但“（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分明见出周公于建周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衅社，告纣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在灭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虽位极人臣，却不能和天子并提，故诗人用比较隐晦的方法突出了周公的功绩。第三章末诗人写道：“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诗意就豁然明朗了。“周公皇祖”之“皇祖”，郑玄以为伯禽，朱熹谓为群公，皆误。明指周公，倒文以协韵耳。
诗人对鲁国辉煌的历史进行讴歌，叙述鲁公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绩。“戎狄是膺”是北部边境平安，不受侵扰，“荆舒是惩”则指僖公从齐侯伐楚之事。“泰山岩岩”以下，写鲁国疆域广大，淮夷、徐宅、蛮貊、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因为此时鲁国对淮夷用兵最多，成绩最大，故诗人一再言之。大致鲁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初封的土地或有损失，而此时又有所收复，故诗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从全诗看，诗人着重从祭祀和武事两方面反映出鲁国光复旧业的成就，而又统一在僖公新修的閟宫上，閟宫之祭本是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礼遇，同时诗人又认为鲁国的种种成功也来自那些受祀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样，诗的末章又描写作庙情况，和“閟宫有恤”前后呼应，使全诗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鲁颂·閟官》是《诗经》三百篇中最长的一篇，全诗共一百二十句，《毛诗》原分八章，朱熹《诗集传》分九章，五章每章十七句，二章每章八句，二章每章十句。各章之间，意义相互连贯，前后叙述僖公作庙，并以奚斯作颂结束全诗。中间写祖先功德、僖公祀祖、僖公武功及家人群臣情况，同时穿插了对僖公福寿的反覆祝颂，而其中六个“俾尔”句型分置三处，使本来恢宏的气势更起伏跌荡，如钱江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在语言方面，极铺张扬厉之能事，叙事细密，写秋尝则“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騂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各种祭品，各种容器，一一陈列，以显出其规模之盛大。写鲁公军旅则“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威武的戎装，精良的武器，体现军队无坚不摧的士气。此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徂来之松，新甫之柏”等以繁密的语言组成排比整齐的句子，也为增加诗歌气势起到推助作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该诗对于汉代辞赋的影响，是很有眼力的。但是，在诗中诗人表达的是周公后裔们对于僖公光复旧物所产生的共鸣，是对于再现过去辉煌的向往，这是一个衰落宗族特定时期的真实感情，作为鲁国诗人代表的作者抒发了这种感情，它既是充沛的又是复杂的，只有长篇巨制才能容纳得下，只有细致的描写和深透的论说才能尽情倾吐。刘勰《文心雕龙》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这就是《鲁颂·閟宫》和扬、马辞赋的本质区别，也是方氏未曾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