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通过作者少年在书房中读书的事情，告诉人们：一个人是很容易适应外物的，适应了外物，也就由不习惯变为习惯。而习惯养成之后，对外物是否合理，对外物的是非优劣，往往也就不加详察，不予追究了。这篇文章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于日常琐事中寄寓哲理，于平淡质朴中透出思想力度。
“俯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这一描述，就生动地勾勒了一个善于思考的读书人的形象。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善于思考，就很难说学有所获，更谈不上什么有独到的见解。文章以“思”为经，贯穿始末。因“思”而“绕室以旋”，从“旋”而极其自然地引渡到主题的阐发。总之，这都是善于思考的结果。
书房里有一块洼地，愈来愈向外扩展。在这块地上踱来踱去，当然很不自在。可是时间久了，却习以为常了。等到填平这块洼地，却又感到“蹶然以惊，如土忽隆起者”，经过一段时间，这才恢复到正常的感觉。洼地踩惯了如履平地，一旦填平，反而感到不适应。这是什么缘故呢？作者深有感触地说：“习之中人甚矣哉！”这是一篇之警策，撮辞举要，统摄全文。习惯成自然，这是一个很朴素的真理。由此推论，如何培养良好的习惯，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意即治学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有了良好的习惯，就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一体会，不仅对育才树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做好一切事情，都有着普遍的借鉴作用。
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
金陵（今江苏南京）从三国吴起，先后为六朝国都，是历代诗人咏史的重要题材。司空曙的这首《金陵怀古》，选材典型，用事精工，别具匠心。
前两句写实。作者就眼前所见，选择两件典型的景物加以描绘，着墨不多，而能把古都金陵衰败荒凉的景象，表现得很具体，很鲜明。辇路即皇帝乘车经过的道路。想当年，皇帝出游，旌旗如林，鼓乐喧天，前呼后拥，应是无比威风。此时这景象已不复存在，只有道旁那饱览人世沧桑的江枫，长得又高又大，遮天蔽日，投下浓密的阴影，使荒芜的辇路更显得幽暗阴森。“江枫暗”的“暗”字，既是写实，又透露出此刻作者心情的沉重。沿着这条路走去，就可看到残存的一些六朝宫苑建筑了。“台城六代竞豪华”，昔日的宫庭，珠光宝气，金碧辉煌，一派显赫繁华，更不用说到了飞红点翠、莺歌燕舞的春天。现在这里却一片凄清冷落，只有那野草到处滋生，长得蓬蓬勃勃，好像整个宫庭都成了它们的世界。“野草春”，这“春”字既点时令，又着意表示，点缀春光的唯有这萋萋野草而已。这两句对偶整齐，辇路、宫庭与江枫、野草形成强烈对照，这将它的现状与历史作比较，其盛衰兴亡之感自然寄寓于其中。
接下去，笔锋一转，运实入虚，别出心裁地用典故抒发情怀。典故用得自然、恰当，蕴含丰富，耐人寻味。
先说自然。庾开府即庾信，因曾官开府仪同三司，故称。庾信是梁朝著名诗人，早年在金陵做官，和父亲庾肩吾一起，深受梁武帝赏识，所谓“父子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诗人从辇路、宫庭着笔来怀古，当然很容易联想到庾信，它与作者的眼前情景相接相合，所以是自然的。
再说恰当。庾信出使北朝西魏期间，梁为西魏所亡，遂被强留长安。北周代魏后，他又被迫仕于周，一直留在北朝，最后死于隋文帝开皇元年。他经历了北朝几次政权的交替，又目睹南朝最后两个王朝的覆灭，其身世是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动乱变化的。再说他长期羁旅北地，常常想念故国和家乡，其诗赋多有“乡关之思”，著名的《哀江南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人的身世和庾信有某些相似之处。他经历过“安史之乱”，亲眼看到大唐帝国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安史乱时，他曾远离家乡，避难南方，乱平后一时还未能回到长安，思乡之情甚切。所以，诗人用庾信的典故，既感伤历史上六朝的兴亡变化，又借以寄寓对唐朝衰微的感叹，更包含有他自己的故园之思、身世之感在内，确是贴切工稳，含蕴丰富。“伤心”二字，下得沉重，值得玩味。庾信曾作《伤心赋》一篇，伤子死，悼国亡，哀婉动人，自云：“既伤即事，追悼前亡，惟觉伤心······”以“伤心”冠其名上，自然贴切，而这不仅概括了庾信的生平遭际，也寄托了作者对这位前辈诗人的深厚同情，更是他此时此地悲凉心情的自白。
这首诗寥寥二十字，包蕴丰富，感慨深沉，情与景、古与今、物与我浑然一体，不失为咏史诗的佳作。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是一首赠别词，作者将离情写得深挚却不凄楚，有温柔蕴藉之美。
起笔“花不尽，柳无穷”借花柳以衬离情。花、柳是常见之物，它们遍布海角天涯，其数无尽，其广无边；同时花、柳又与人一样同是生命之物，它们的生长、繁茂、衰谢同人之生死、盛衰极其相似，离合聚散之际，也同样显露出明显的苦乐悲欢。“应与我情同”是以花柳作比，衬写自己离情的“不尽”和“无穷”，宛转地表露了离别的痛苦之深。“觥船一棹百分空”，一句出自杜牧的《题禅院》诗。作者这里强作旷达，故示洒脱，以一醉可以消百愁作为劝解之辞，而“何处不相逢”，则是以未来可能重聚相慰。对友人的温言抚慰之中，也反映了作者尽量挣脱离别痛苦的复杂心态，他既无可奈何，又故示旷达。
下片自“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应老”起，词情一转，正面叙写离别之情。高山流水，贵有知音，朱弦声悄，是因挚友远去，一种空虚寥落之感油然而生。“天若有情应老”，用李贺句意直抒难以抑止的离别哀伤。结拍“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二句，是作者对友人的又一次劝解。同为相劝之语，此处内涵上却与上片不同。上片劝慰之语只就当前离别着眼，以醉饮消愁、今后可能重逢为解，是以情相劝；此处劝语却透过一层，以利名如梦为解，属以理相劝，劝解之中包含着作者自身的感受和体验。晏殊一生富贵显达，长期跻身上层，但朝廷内派别倾轧，政治上风雨阴晴，不能不使他感到利名场中的尔虞我诈，宦海风波的险恶，人世的盛衰浮沉，抚念今昔，恍然若梦。
这首词明快、自然，读来如行云流水，与作者其它词风格迥异。其思想内核，一方面是藐视名利，一方面是寄情山水歌酒。全词抒写离情别绪中，反映了晏殊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