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这是一首送行词。此词上片赞赏郑汝谐胸怀天下，气概英武，才略不凡；下片赋写作者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同时抒发了收复失地的爱国激情。全词多用典籍和前人语汇成句，体现了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特色。古来临别送行的赠词，或情深意长，或缠绵悱恻，但这首词除历叙友人间的真挚情感外，还饱含着对友人的热切期待。
上片赞赏友人胸怀天下，气概英武，雄才大略。首句写郑舜举的远大抱负和豪情风貌，虽是通常赞语，也刻画出了友人情貌。接下来说，皇上有意于治国良策，此次郑舜举被召入京，必可有所作为。“此老”二句说友人有雄才大略，可当雄兵十万，被金兵占领的广大北方领土就等他去收复了。这既是夸赞，也是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期待。收拍点题，从凤凰飞诏，归结到友人被召晋京，贺其升迁，含有激励友人乘机奋进、实现卫国壮志之意。
下片赋写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开始四句描写郑舜举即将离任时的天气状况和百姓泣送的情形，既渲染临别气氛，又暗写郑舜举之勤政爱民。此极言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看野梅”二句宕开一笔，以自然为象征，说这一去，春回大地，梅柳新发，预示着友人此去将春风得意，喜讯频传。“莫向”以下，折回自身，折回送别，悬想人去宅空情景，非惟笑语难追，松竹且为之失色，一片凄黯空寂。此为加一倍写法。最后两句劝友人一心向前，不要回味昔日蔗庵相聚时的欢愉，就接着杯中酒，一浇离别愁吧。结尾以自我问答放笔直抒，谓此后唯以杯酒排遣离愁。
此词通篇体现出友情的执着浓重。与辛弃疾词中许多赠别作品一样，这首词依然带有他一贯希望北图中原，重整河山的强烈情感。
击壤歌是一首淳朴的民谣。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所歌的歌词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击壤歌》。
这首民谣描绘的是在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这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于这首歌谣的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指“帝王的力量”，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而君王对此并没有什么作用，歌者反问：帝王的力量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如此闲适安康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与帝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此也有评论云：“能使民安其作息、饮食即帝力也。得末句翻空一宕，调便流逸。”另一种解释是把“帝力”解释为“天帝的力量”，从而突出了此歌谣反对“天命论”的色彩，歌者感叹：老天爷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不管持哪一种解释，这首民歌的主题都是赞颂劳动，藐视“帝力”。
《击壤歌》也许是中国歌曲之祖。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在咏梅诗中仅以早梅为题的就为数不少。这类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突出一个“早”字。这首《早梅》诗，用极富表现心理状态的手法，写出了梅花的坚强性格。
诗题是《早梅》，却并没有具体描写早梅的形象、姿韵，而是在议论早梅“早发”的原因。“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为了迎接美好的春天的来临，梅花不畏严寒，不惧风霜而早于众花开放。“迎春”二字，回答了“早发”的原因。“不疑寒”，化入了梅花不怕严寒的坚强性格。这些均从诗人口中说出，倍感亲切。同时，在诗人观赏早梅生发出来的感叹中，隐隐寄寓着诗人的情怀。
“畏落众花后，无人别意看”。承上联，继续抒写早梅的原因。唯怕百花开在先头，自己落了后，没有人再来观赏，所以，争先恐后，早早放出了芳香。“畏”字引出的意义深远。原来，梅花独自早早开放，是有着一种追求的，不能落在“众花后”，而要开在“百花前”。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了梅花人的个性，用“疑”“畏”等极富于表现心理状态的字眼，生动描写了梅花不怕严寒的坚强性格和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而且，巧妙地寄寓了诗人自己怀才不遇、孤芳自赏的情怀。
诗里没有直接出现梅的画面，也没有任何对梅的形象描绘，但读后，早梅的形象却鲜明可触。这是因为诗人的议论，紧紧扣住了一个“早”字，突出了早梅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