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优美的意境和音韵，描写钱塘江畔歌妓的生活。上片以女子口吻出之，写梦中女子所歌，下片追忆梦中情景，抒写对远别情人刻骨的相思。
上片是梦中女子所歌，故以女子口吻出之。首句“妾本钱塘江上住”，写女子自道所居，看似平平，实在颇堪玩味。北宋时杭州已是繁华都会，多酒楼妓馆，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句中已暗示这位女子的身份。紧接“花落”二语，已含深怨。岁岁芳春，花开花落，更惋伤那美好的华年如水般流逝。这本是旧诗词中的常语，可是这里加上“不管”二字，所感尤大。等闲开落，何其无情，全不管人们的伤春心事，那就更加深了身世的悲感了。这位家在钱塘江上住的女郎，也许是司马旧日的情侣，作者托诸梦寐，以寄相思相别之情。前三句写一位风尘女子，感年光易逝，世事无常，想必也厌倦了歌妓生涯，而又苦于无法从中摆脱出来吧。“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写残春风物，补足“流年度”之意。燕子衔着沾满落花的香泥筑巢，仿佛也把美好的春光都衔去了。“衔”字语意双关，有很强的表现力。燕子归来，行人未返，又正是恼人的黄梅时节，不时听到几阵敲窗的雨声，楼中人孤独的情怀可想而知了。黄梅雨，是江南暮春的景物，蒙蒙一片，日夜飘洒，恰与在纱窗下凝思的歌女凄苦的内心世界相称。
下片写词人追忆“梦中”情景，实际上是写对远别的情人刻骨的相思。“斜插”句，描写歌女的发式：半圆形的犀角梳子，斜插在鬓云边，仿佛像明月从乌云中半吐出来。句意与毛熙震《浣溪沙》词“象梳欹鬓月生云”同。女子的装饰，给词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轻轻地敲着檀板按拍，唱一曲幽怨的《黄金缕》。《春渚纪闻》载，梦中女子歌“妾本”五句，司马爱其词，因询曲名，女子答是《黄金缕》。唐代有流行歌曲《金缕衣》，当时名妓杜秋娘曾经唱过它：“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花，象征着青春，象征着欢爱。歌曲的主题是劝人及时行乐，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梦中女子唱《黄金缕》，大概也是这个用意。联系起上片“花落”二语，益见其怨恨之深。情人远别，负却华年，花谢春归，使人满怀幽怨。
“望断行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全词至此，作一大顿挫。写词人梦醒后的感怀。“行云”，用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典故，暗示女子的歌妓身份，也写她的行踪漂流不定，难以寻觅。“南浦”，因用为离别之典。两句写梦回之后，女子的芳踪已杳，只见到明月在南浦上悄悄升起。这里的“梦回”，也意味着前尘如梦，那一段恋爱生活再也不可复得了。
这首诗是辽道宗耶律洪基为了回丞相李俨《菊花赋》而作。此诗通过巧妙的联想，写出秋菊独傲风寒的异质，并以此抒发诗人的敬慕之情，极富韵致。
首句破题，点出《黄菊赋》；次句即缘《黄菊赋》意脉拓展，对《黄菊赋》进行品评。
“金英”即黄菊，南朝梁王筠《摘园菊赠谢仆射举诗》“菊花偏可喜，碧叶媚金英”，唐陈叔达《咏菊》霜间开紫蒂，露下发贪英”，其中的“金英”皆指黄菊花而言。“碎剪”，犹言“细细地剪裁”。剪裁金英，斟酌词句，而组成一篇《黄菊赋》，由此可见李俨写作态度的认真和此赋辞藻的华美。不过，这还只是对《黄菊赋》表面辞藻形式的品评，
三、四两句便进入神髓的品评：诗作者从读过此赋之后的感觉入笔，突出表现了黄菊亦即《黄菊赋》品格中固有的清香与贞傲。这首诗的脉络是这样：其第一句无疑是写《黄菊赋》，第二句用“金英”由《黄菊赋》切入到菊，到了三、四两，更深一层着笔，从形到神，专写留在袖中的“余香”，而且是“冷落西风吹不去”的“余香”，这是写菊，也是写赋，是借赋写菊，更是为写赋而写菊，两者兼写，相得益彰。
这首诗的一、二两句，是用“赋”的笔法，即直陈其辞，未见其长，能见其韵味者全在三、四两句，第四句尤为神来之笔。诗家作诗，要求留好字以助警策，留好韵以助精神。这首诗的好字好韵皆在结句，因而警策，精神亦在结句，短短七个字，毫不见刀斧浪，却把全诗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从诗的结构看，结句的“冷落西风”不仅用节候特征呼应和回扣首句点出的黄菊——这正是菊花开放的季节，如《礼记》所云：“季秋之月，菊有黄华”，更重要的是为黄菊渲染了环境气氛，并借以深刻地表现了黄菊的品格：“涉变节而不伤，凌九秋以愈馥。”这是作者对黄菊的赞颂，也包含着对李俨的勉励，同时，从中也表现了作者的志趣取向和审美理想。这种志趣、理想的萌动，自然应是受了李俨《黄菊赋》的启迪（李俨作《黄菊赋》“献其主”，也可能有此讽谏目的）。
《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一诗，写作时间与植桂诗大致相同，心态也相拟，只是写法上略有不同，如果说植桂诗更多地表现了自己的孤悲之感的话，此诗则以自爱、自慰之情为主。
诗人创作此诗，心态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孤寂无依，世无知音之感。当时诗人刚贬谪永州，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作为被贬官员，行动很不自由，处境与囚徒相差无几。所以他常自称为“罪臣”、“楚囚”。心理常惶恐不已，彻夜难眠。再加上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都远贬荒凉遥远之地，贬官的身份也不便与他人接触。因而，伴随他的只是孤独、寂寞和无奈。另外一种心态特征是：怀才不遇又矢志不移。柳宗元的才能是全面的，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柳宗元主要是散文家和诗人。但被贬之前，柳宗元的理想绝不是做文人，而且有点不屑于做文人。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道：“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信中他向自己好友表白了昔日的理想。他的《冉溪》诗中“少时陈力希公候，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句子，更是直接说明了他的理想是辅助时政，建政立业，为此而不怕牺牲。事实上，他也确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三十四岁成为朝廷要臣足以说明了这点。永贞革新的失败，他失去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机会，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一性格很类似流放中的屈原。在贬永时期，他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民生的疾苦，常与朋友以书信的形式讨论历史、政治和为官之道，希望被朝廷起用，再度施展政治才能。为了理想，他提携后进，培养人才，积蓄力量，正如《冉溪》诗中写道：“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西园待成器。”这些大概是柳宗元在不自由状态下最大的所为吧。了解了柳宗元这样的心态，就很容易把握此诗的深层次的含义。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点，就是采用拟人化手法，把自己的心态物化成木芙蓉，木芙蓉自然成了他感情的载体、心灵的镜子和与读者沟通的渠道。诗中的木芙蓉具有鲜明的诗人的色彩：她孤寂、独自长在湘水西岸，任秋风疾吹，繁霜严打，无人爱怜顾惜；她完美，“盈盈”，是婀娜多姿的体形，“丽影”是艳丽动人的身姿，“浓香”是沁人的芳香，可谓集众美于一身；她自信，“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这种自信来自于“有美”。这种美与其说是木芙蓉的姿态、丽影和浓芳，不如说是诗人的才华、理想。因此，即使在孤独、冷落，被人诋毁、抛弃的处境里，他也没有沮丧、消沉和自暴自弃。他坚信自己总会有被人赏识的时候；他很有原则，处于世上，就只能像木芙蓉一样，扎根高高的陆地，绝不与浮于水上的摇摆不定的芰荷同处。诗人对木芙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高文先生道明了诗人的用意：“此诗写木芙蓉美丽而孤独，深受风霜欺凌，诗人同情它的遭遇而移栽于住所轩前。乃以木芙蓉自比，怜花亦即自怜”。诗人爱花，护花，实为自爱自慰。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抚平内心创伤，驱走孤独幽愁的常见方式。
这是一首拟古诗，通过描写汉初与匈奴的边境战争，歌颂了当时边防将士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功绩，反映了唐初对外战争的某些现实。
诗的首联是严整的对句。“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指出交战的双方，又介绍交战的地理背景。能征善战的单于冒顿，杀父自立，灭东胡，逐月支，征服丁零，侵入秦之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势力强盛。西汉初年，不时进一步南下侵扰，严重影响西汉王朝。这里以“冒顿”对“将军”，冒顿既已如此勇猛，那么“将军”自然也是身手不凡的。这里为下文的酣战作铺垫。“乌贪”与“紫塞”相对，说明是在异域的。“紫塞”是古代人们对长城的习惯称谓。紫色，象征着高贵、庄严，不可侵犯，正与乌相对。“乌”字后再加以“贪”字，更易使人产生鄙薄感。诗歌利用字词的形、义及色彩在人们心中的定势，巧妙地造成一种邪不压正的气势，既为下文作铺垫，又表现必胜的信心。
“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照应首句，指出“将军出紫塞”的原因。敌人如此猖狂，汉军自然要奋起抗敌。下句的“阵翼龙城南”也因此有了着落。不但正面迎击，还左右包围，两翼的战阵已达“龙城南”——直捣敌巢。足见汉军之强大，英勇抗击外敌的浩然正气充斥字里行间。
“雕弓喧宛转，铁骑晓参驔”，进一步描写抗敌将士的战斗生活。他们严阵以待喧不释弓，晨不离鞍，随时准备飞矢跃马，追奔逐北。比起“枕戈待旦”，“喧抱玉鞍”这样的描写新颖而有气魄。“宛转”“参驔”，既恰当地表现了前方将士紧张而又镇定自若的心情，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里虽没具体说明这次交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白日即将结束，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将士们等待迎接决战的胜利，因此从心底发出了呼唤：“太阳呀！请您留下来，让我们与敌军决一雌雄！”日出日落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应须驻白日”的呼唤，表面悖理而近痴，实则生动地表现了将士们高昂的斗志。这是由“安得长绳系白日”诗句变化来的。结尾以“战方酣”三字，并未直说战争的胜负，但孰胜孰负已然明了，因为第二联已表明直捣敌巢——阵翼龙城南了。总体来说，这是一首裁乐府以入律的佳作。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