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十二峰：指巫山十二峰。
瞿塘：即瞿塘峡，险峻为三峡之首。
孤舟客：作者自指。
“握手西风泪不干”，劈头便是一派依依惜别景象，奠定了全词的感情基调。握手、西风、泪不干，每个词都带着萧瑟的意境，组合在一起便营造出了极强的感染力。这里的“握手”不是西方的礼节，而是离别时真情流露的动作，同义的词是“执手”。
如果说“握手西风泪不干”通过描写送别的画面，奠定了这首词的基调，那么“年来多在别离间”一句就是通过纳兰容若的怨恨，来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哀伤。每个人都会经历离别，偶尔的分别尚可接受，但是“年来多在别离间”，知心之人难以聚首。
“遥知独听灯前雨，转忆同看雪后山。”这两句描绘出了两幅迥然不同的画面——离别后，在风雨之夜不能成眠，独坐灯前，且听一窗冷雨；忆曾经，两人雪后初晴兴致盎然，携手同游，共赏一山银装。“遥知”已是人海茫茫，“转亿”便成往事随风；“独听”听尽凄凉寂寞，“同看”看遍良辰好景。昔日的相聚合乐．与今后一个人郁郁寡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愈欢乐，也就愈痛苦。
纳兰容若想象分别之后友人“独听灯前雨”，似乎是在写他的孤独，其实这是容若的孤独。这是诗词中的一种写法，能够确定远方的友人深深地思念自己，这需要勇气和自信。因为彼此相知，所以知道在想着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我，所以才敢说的这样毫不犹豫。
恨离别，无限伤感之中，仍然念念不忘关心友人，反复叮嘱着：“多吃些饭。”“凭寄语，劝加餐”，这句化自王次回“欲寄语，加餐饭。难嘱咐，鱼和雁”。“劝加餐”真的是个很熟悉的情景。想来知己送别，一定会有很多话嘱咐，而纳兰容若偏偏选了“多吃饭”这句最朴素的话，未经雕琢，却质朴感人。读来平淡之中感受到浓浓的温暖。
“桂花时节约重还”，这是容若与顾贞观相约，在桂花开放的时节．知己再重聚京华．互诉衷肠。约定，似乎是送别时一个不变的情节。因为不舍，也为了给彼此一个慰藉。而约在“桂花时节”，首先想到的便是中秋节，这个月圆人圆的日子，于是便又多了一层期盼。在桂花飘香的时候，希望能与你团圆，共品桂花酒、赏月吟诗。
最后两句“分明小像沉香缕，一片伤心欲画难”，与“送梁汾南还，为题小影”的题目切合，也是全词最动人的两句，尤其是“一片伤心欲画难”一句，算得上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刚刚画好的小像笼罩在袅袅升起的淡淡香烟之中．纳兰容若细细观察许久，却还是不满意，妙手丹青仍然画不出我的离伤与思念。
该词上片想到一年来聚少离多，更增添了此次送别的悲伤。三、四两句遥想别后情景，希望彼此能以相聚时的欢乐战胜别后的孤独寂寞，有情有景，情景相生。过片殷勤叮咛，相约重还的时间。结句写自己独对好友小像以慰相思，从中却看到满面风霜，感受到“一片伤心”，表达了对好友坎坷遭遇的无限同情和深切理解。
上片开头三句，“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说得毫不掩饰，而词直意深，语淡而悲。只有心中有真情和深爱的人，方能如此在仿佛脱口而出的词语中，带着情不自禁的口吻，写出一往情深的怀思与憾恨之情。这三个句子，语言的节奏与句意的表达，配合得恰到好处。开头一句感叹（赞叹）“绝代佳人难得”，接着短短的两字一句顿住，再一声感叹——“倾国”，仿佛是开头这一声感叹（赞叹）的回声和呼应，使人有销魂荡魄之感，这开头两句化用了李延年的《佳人曲》，造语自然，犹如己出，是对这首神奇的古歌的最佳缩写；接着第三句词意一转，“花下见无期”，前面两句的意思全落在这里了，在对佳人的赞叹中，包含了无望的相思所带来的无言的憾恨与悲哀。“花下见无期”，也就是第二首结句所说的“相见更无因”，都写得语淡情深、辞简意悲。“见无期”前面加上“花下”这个平常的词语，恰如其分地传达了对昔日美好情事的追思与向往。接下去两句，“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惟”，写相思的苦恨与难堪，也见出了佳人令人难忘的忧郁的美。想念佳人的眉眼，想见她美丽而忧伤（“愁黛”）的容颜，只有意苦情深的想念，才有这样不忍思量的难堪。
词的下片，写置身于跟“她”一起生活过旧房子（“旧房栊”）中所引发的人去楼空之感。“翠屏金凤”的“闲掩”，“罗幕画堂”的“空”，写的正是梦幻般的失落感。所谓“残梦”，正是追忆旧欢的迷思和梦想。“碧天无路信难通”一句写隔绝的悲哀，却忽然以“惆怅旧房栊”一句收煞，使人觉得这无穷的悲哀和憾恨，仿佛就隐藏在这房间的每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对于伤心人来说，这令人“惆怅”的“旧房栊”正是诱发哀愁的触媒。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经过孔子的这一指点，松柏之美，便象征着一种高尚的人格，而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集体意识。中国诗歌亦多赞叹松柏之名篇佳作。尽管如此，陶渊明所写《饮酒》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仍然是极有特色。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青松之姿，挺秀而美。生在东园，却为众草所掩没。可见众草之深，其势莽莽。青松之孤独，也不言而喻。“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殄者，灭绝也。，异类，指众草，相对于青松而言。枝者，谓枝干。岁寒，严霜降临，众草凋零。于是，青松挺拔之英姿，常青之秀色，乃卓然出现于世。当春夏和暖之时节，那众草也是青青之色。而况草势甚深，所以能一时掩没青松。可惜，众草究竟经受不起严霜之摧残，终于是凋零了。“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倘若青松多了，蔚然连成松林，那么，它的与众不同，便难以给人以强烈印象。只是由于一株青松卓然独立于天地之间，人们这才为之诧异了。以上六句，构成全诗之大半幅，纯然出之以比兴。正如吴瞻泰《陶诗汇注》所说，是“借孤松为己写照。”青松象征自己坚贞不渝之人格，众草喻指一班无品无节之士流，凝霜则是譬比当时严峻恶劣之政治气候，皆容易领会。唯“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两句，意蕴深刻，最是吃紧，应细心体会。一株卓然挺秀之青松，诚然令人惊诧。而其之所以特异，乃在于众草不能有青松之品质。倘园中皆是青松，此一株自不足为奇了。一位人格高尚之士人，自亦与众不同。其实，这也是由于一班士人自己未能挺立人格。若士流能如高士，或者说人格高尚蔚然而为一代士风，则高士亦并非与众不同。依中国文化传统，“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人都具备着挺立人格的内在因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人人都可以挺立起自己的主体人格。可惜士人往往陷溺于私欲，难能“卓然见高枝”。正如朱熹所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附录引）渊明少无适俗韵，晚抱固穷节，自比青松，当之无愧。最后四句，直接写出自己。“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寒柯，承上文“凝霜”而来。下句，陶澍注：“此倒句，言时复为远望也。”说得是。渊明心里爱这东园青松，便将酒壶挂在松枝之上，饮酒、流连于松树之下。即使不到园中，亦时常从远处来瞻望青松之姿。挂壶寒柯，这是何等亲切。远望松姿，正是一往深情。渊明之心灵，分明是常常从青松之卓然高节，汲取着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庄子讲的“与物有宜”，“与物为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分别见《庄子·大宗师》、《德充符》、《天下》篇），正是此意。“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结笔两句，来得有点突兀，似与上文无甚关系，实则深有关系。梦幻，喻人生之短暂，翻见得生命之可珍惜。绁者，捆缚也。尘羁即尘网，谓尘世犹如罗网，指的是仕途。生命如此有限，弥可珍惜，不必把自己束缚在尘网中，失掉独立自由之人格。这种坚贞高洁的人格，正有如青松。这才是真正的主体品格。
渊明此诗之精神境界与艺术造诣，可以喻之为一完璧。上半幅纯用比兴，赞美青松之高姿。下半幅纵笔用赋，抒发对于青松之知赏，以及珍惜自己人格之情怀。全幅诗篇浑然一体，实为渊明整幅人格之写照。全诗句句可圈可点，可谓韵外之致味之而无极。尤其“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二句，启示着人人挺立起高尚的人格，则高尚的人格并非与众不同，意味深远，极可珍视。《诗·小雅·裳裳者华》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只因渊明坚贞高洁之人格，与青松岁寒不凋之品格，特征相似，所以此诗借青松为自己写照，境界之高，乃是出自天然。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