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开头两句，连用两个比喻。“情似游丝”，喻情之牵惹：“人如飞絮”，喻人之飘泊也。两句写出与情人分别时的特定心境。游丝、飞絮，古代诗词中是常常联用的，一以喻情，一以喻人，使之构成一对内涵相关的意象，并借以不露痕迹地点出了季节，交代了情事，其比喻之新颖，笔墨之经济，都显示了作者的想象和创造的才能。
虽然如此，这两句毕竟还是属于总体上的概括、形容。所以接着便用一个特写镜头给予具体的细致的刻画——“泪珠阁定空相觑”。两双满含着泪珠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彼此相觑。句中的“空”字意味着两人的这种难舍、伤情，都是徒然定用的，定限惆怅、定限凄怆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溪烟柳万丝垂，定因系得兰舟住”两句把“空”字写足、写实。一溪烟柳，千万条垂丝，却定法系转去的兰舟，所以前面才说“泪珠阁定空相觑”。一派天真，满腔痴情，把本不相涉的景与事勾联起来，传达出心底的怨艾之情和定可奈何之苦。借此，又将两人分别的地点巧妙地暗示出来了。这种即景生情的刻画抒写，怨柳丝未曾系住行舟，含蕴着居者徊徨凄恻的伤别意绪。
下片写离别之后心情。过片仍写居者行人走后的凄怆情怀。“雁过斜阳，草迷烟渚”，这是“兰舟”去后所见之景，正是为了引出、烘托“如今已是愁定数”。这里景物所起的作用与上文又略不相同了。上片写伤别，下片写愁思，其间又能留下一些让人想象、咀嚼的空白，可谓不断不粘、意绪相贯。
句中的“如今”，连系下文来看，即指眼前日落黄昏的时刻。黄昏时刻已经被定穷定尽的离愁所苦，主人公便就担心，今晚将怎样度过。词人并不迳把此意说出，而是先荡开说一句“明朝”，然后再说“今宵”：明朝如何过且莫思量，先思量如何过得今宵去。
“思量如何过”这五个字的意思实为两句中的“明朝”、“今宵”所共有，词笔巧妙地分属上下句，各有部分省略。上句所“思量”者是“如何过”，下句“如何过”即是所“思量”者，均可按寻而知。这种手法，诗论家谓之“互体”。
这首诗前六句描绘了南国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已是破败荒凉的景象；尾联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表达诗人对南国昔盛今衰的感慨和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更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这首诗语言自然流畅，感情真挚深沉。
首联“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粗粗两笔就把江山易主，古都破败的景象勾勒出来了。南国的山川向来是以秀丽而著称的。诗人所描绘的又是帝畿的山川，本应更加秀丽，但恰恰相反，诗人笔底的景色不是山川相缪、楼阁玲珑，而是“宋台梁馆”的遗迹尚依稀可辨。这不是秀丽，而是萧条。这一联既画出了“旧帝畿”的本质特色，又留有想象的余地，韵味无穷。“宋台梁馆”虽然是偏义复词，但实则表明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穷奢极侈，京都、京畿的楼堂馆所千门万户，豪华无比。
颔联、颈联进一步描绘了昔日的繁华的京都、京畿，而今是如何荒凉，如何冷落。倘若掩卷细思，这两联所描画的景物便历历在目：古树之下，烈马嘶鸣，行人歇息，空城之中，遍种禾黍，泽雉乱飞。寒风萧瑟，落叶飘零，宫井已被泥土、枯枝和败叶填塞殆满；陵园被火，宰树、棺椁以及宝衣皆焚烧净尽。诗人以细腻的笔触，具体地描绘了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是这样的荒凉。这两联中静止的景物很多，有“空城”、“宫井”、“荒陵”以及“宝衣”等等，如果直把这些静物死板板地排列在诗中，那一定是枯燥乏味，不堪卒读的。刘禹锡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在静物之中巧妙地安排了寒风摇动的古树，嘶鸣不已的烈马，刚刚歇息的行人，乱飞的泽雉，飘零的败叶，使诗中的景物动静协调，相得益彰；使诗篇增添了凄凉的景象，肃杀的气氛。
最后，尾联明白地说，庾信枉费了思归之心，“旧帝畿”已经破败不堪了，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了。这两句语带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以此收束，可以说是余味无穷的。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借古喻今，以古鉴今之作，要求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否则，就要流于空泛。这首诗句句都值得思考：南国的旧帝畿为什么今不如昔、诗人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今昔之感。答案虽在诗外，但对于楚和宋、齐、梁、陈的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是能找到的。楚国末期，政治日非一日，终为强秦所败；宋、齐、梁、陈，一代比一代奢侈腐败，更是尽人皆知、引以为戒的。这是楚和宋、齐、梁、陈灭亡的根本，也是“旧帝畿”今不如昔的原因。这首诗作于冬天，“麦秀空城”四字并非实写城内空空如也，唯麦子吐穗扬花而已，而是用“箕子朝周，过故殷墟”，“作麦秀之诗”的典故来写故国的荒凉。这不仅仅是表示诗人对几个朝代灭亡的惋惜，而是表达了诗人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诗中暗示，唐王朝如不认真改革弊政，也会重蹈楚及南朝四代，特别是梁元帝的覆辙。
上阕“山寺微茫背夕曛”，如认为确有此山、确有此寺，而欲指某山、某寺以实之，则误矣。此词前片三句，但标举一崇高幽美而渺茫之境界耳。近代西洋文艺有所谓象征主义者，静安先生之作殆近之焉。我国旧诗旧词中，拟喻之作虽多，而象征之作则极少。所谓拟喻者，大别之约有三类：其一曰以物拟人，如吴文英《浣溪沙》词“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是以物拟人者也：其二曰以物拟物，如东坡《永遇乐》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端己《菩萨蛮》词“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是以物拟物者也；其三曰以人托物，屈子《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骆宾王《在狱咏蝉》诗“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以人托物者也。要之，此三种皆于虚拟之中仍不免写实之意也。至若其以假造之景象，表抽象之观念，以显示人生、宗教，或道德、哲学，某种深邃之义理者，则近于西洋之象征主义矣。此于古人之作中，颇难觅得例证。《珠玉词》之《浣溪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六一词》之《玉楼春》“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东风容易别”，殆近之矣。以其颇有人生哲理存乎其间也。然而此在晏、欧诸公，殆不过偶尔自然之流露，而非有心用意之作也。正如静安先生《人间词话》所云：“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而静安先生之词，则思深意苦，故其所作多为有心用意之作。樊志厚《人间词甲稿序》云：“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此序人言是静安先生自作而托名樊志厚者，即使不然，而其序言亦必深为静安先生所印可者也。“山寺微茫”一起四字，便引人抬眼望向半天高处，显示一极崇高渺茫之境，复益之以“背夕曛”，乃更增加无限要渺幽微之感。黄仲则《都门秋思》有句云“夕阳劝客登楼去”，于四野苍茫之中，而举目遥见高峰层楼之上独留此一片夕阳，发出无限之诱惑，令人兴攀跻之念，故曰“劝客登楼去”，此一“劝”字固极妙也。静安词之“夕曛”，较仲则所云“夕阳”者其时间当更为晏晚，而其光色亦当更为黯淡，然其为诱惑，则或更有过之。常人贵远而贱近，每于其所愈不能知、愈不可得者，则其渴慕之心亦愈切。故静安先生不曰“对”夕曛，而曰“背夕曛”，乃益更增人之遐思幽想也。人于此尘杂烦乱之生活中，恍惚焉一瞥哲理之灵光，而此灵光又复渺远幽微如不可即，则其对人之诱惑为何如，静安先生盖尝深受西洋叔本华悲观哲学之影响，以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一欲既终，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锄静安先生既觉人生之苦痛如斯，是其研究哲学，盖欲于其中觅一解脱之道者也。然而静安先生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中又云：“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然则是此哲理之灵光虽惚若可以瞥见，而终不可以求得者也。故曰：“鸟飞不到半山昏。”人力薄弱，竟可奈何，然而人对彼一境界之向往，彼一境界对人之吸引，仍在在足以动摇人心。有磬声焉，其音孤寂，而揭响遏云，入乎耳，动乎心，虽欲不向往，而其吸引之力有不可拒者焉，故曰“上方孤磐定行云”也。
于是而思试一攀跻之焉，因而下阕乃有“试上高峰窥皓月”之言。曰“试上”，则未曾真筒到达也可知；曰“窥”，则未曾真筒察见也可想。然则此一“试上”之间，有多少努力，多少苦痛。此又静安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一文所云：“有能除去此二者（按指苦痛与倦厌），吾人谓之日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按：此实叔本华之说）是其“试上高峰”原思求解脱、求快乐，而其“试上”之努力固已为一种痛苦矣。且其痛苦尚不止此。盖吾辈凡人，固无时刻不为此尘网所牢笼，深溺于生活之大欲中，而不克自拔，亦正如静安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所云：“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夫如是，固终不免于“偶开天眼觑红尘”也。已知其“偶开”必由此不能自己、不克自主之一念耳。陈鸿《长恨歌传》云：“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而人生竞不能制此一念之动，则前所云“试上高峰”者，乃弥增人之艰辛痛苦之感矣。窃以为前一句之“窥”，有欲求见而未全得见之憾；后一句之“觑”，有欲求无见而不能不见之悲。而结之日“可怜身是眼中人”，彼“眼中人”者何，固此尘世大欲中扰扰攘攘、忧患劳苦之众生也。夫彼众生虽忧患劳苦，而彼辈春梦方酣，固不暇自哀。此譬若人死后之尸骸，其腐朽靡烂乃全不自知，而今乃有一尸骸焉，独具清醒未死之官能，自视其腐朽，自感其靡烂，则其悲哀痛苦，所以自哀而哀人者，其深切当如何耶，于是此“可怜身是眼中人”一句，乃真有令人不忍卒读者矣。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