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流淌着诗人陶醉于山间盘石的独得意趣。尤其是诗中的盘石、泉水、垂杨、春风、落花，似通人意，杨柳拂杯，春风送花，各尽其能，纷纷为诗人的逸乐助兴。自然景物的灵动和谐，使诗意变得活跃跳动，闪现着智性的光辉。诗的前两句写盘石临水、杨柳拂杯，已是可爱之至，而春风更是善解人意，为独酌之人送来落花助兴。末尾两句以问答和猜测的语气抒情遣意，耐人咀嚼回味。泉水激石、垂杨拂杯、春风送花，都在无意之间，“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自然万物生灭变换，各随其宜，各得其所，是生动形象的禅理论。
诗人善于剪裁生活中的某些片段，作为诗歌的素材，往往味外有味，感人至深。这首诗可谓“诗中有画”。磐石如席，春风习习，花片飞舞在岸边垂杨巨石只畔，这是多么美丽的春归图。绿杨飘拂，高举酒杯，临泉吟诗，这是一种多么高雅的情趣。
诗人把这美丽的图画和高雅的情趣，熔铸在一个画面上。情景上，令人为之神往；技巧上，令人为之叫绝。特别是结尾两语，似浮泛，实空临，使人徐徐得到一种清新秀丽的艺术享受。
词首第一句以冷风、残烟、烛灰、孤影交织而成一幅孤寂凄凉的室内独居图景。“残灯风灭炉烟冷，相伴惟孤影”，冷风吹灭了香炉中的残烟，燃尽的烛灰早已不再温热；陪伴他的，只有孤单的影子。他既是自感忧愁如此，漫漫长夜该如何打发。
词的第二句写词人无法派遣忧愁，只能通过借酒来消愁。“判教狼藉醉清樽”，即是说我情愿喝得酩酊大醉，借着醇酒来麻醉自己。“判教”、“狼藉”，都是决绝之语，感情色彩极为强烈，说明词人愁痛深入骨髓。否则他也不会大声质问苍天，问谁是这世间清醒不醉之人。“为问世间醒眼是何人”出自《楚辞-渔夫》：“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句质问，似也点明了词人满腔郁闷忧愁的原因。
词的第三句写借酒消愁、时光短暂。“难逢易散花间酒，饮罢空搔首”，为何能与知己畅饮的盛宴总是相逢难、离别易，而人去宴散后，只能对着满桌的空杯搔首长叹。“空搔首”写出了词人对人生的感慨、对离别的无可奈何。
词的尾句写出了虽然借酒消愁，但担心醒时又会继续喝酒的心理。“闲愁总付醉来眠，只恐醒时依旧到樽前“，既然闲愁萦怀，难以派遣，词人只能用美酒和梦乡来逃避它。但词人又害怕醒来之后，满腔的愁思就会让他又一次来到酒杯的面前。“总”字写出了词人的怀疑，“恐”字写出了词人的害怕和担心。
全词迂回曲折，写出了词人从孤独到借酒销愁，再到对酒产生怀疑，心中担忧酒醒后又会继续喝酒逃避的心理活动，和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类似。
唐时长安的菊花，尽管不象牡丹那样“花开时节动京城”，有“真国色”之誉，但毕竟曾盛极一时，为许多诗人所吟唱。至今，西安兴庆公园中的菊花仍繁衍不绝，声驰中外，唐代遗风依约可见。
本诗的作者思念京都长安，却将菊花特提，并满庭植菊，以寄托忆念之情。看来，诗人是有意将长安与菊连在一起，在婉转地透露其心曲。据有关资料载述，诗人性格疏旷，不拘小节，曾为西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时常感慨唐末世之衰，对开元盛世追慕不已，谓：“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长安清明》)。诗人在这里忆念长安菊，或是藉以发抒追昔怀旧之情吧!开首的二句，一“因”一“果”，呼应成趣，章法细密谨严。而且．以对话的语势叙事抒情，也给人以亲切感，加强了，作品的表达效果。
而对红兰，诗人则是另一副态度，在告诫它：切莫因菊花的颜色素雅而恣意轻慢，菊花历来为人们所珍视，有过龙山泛酒的小凡经历呢。龙山泛洒，据《世说新语》注引《孟嘉别传》载，盂嘉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桓温游龙山，官僚咸集，皆戎服。有风吹嘉帽落，初不觉。嘉薄饮，愈多不乱，自言得酒中真趣。并未述及采菊泛酒事，但是，古时有九月九日“登山饮菊花洒”(《荆楚岁时记》)的习俗，诗人盖将二事糅为一体，意在强调菊花的不同凡流。
本诗看去是平直叙述，无多机巧，实则寓曲于直，多弦外之音。大概诗人有过被人轻慢的经历，故而暗以菊相标榜，忆起“白马似冷朱绂贵，彩衣遥惹御炉香”(《寄右省李起居》)的京师生活，才有“龙山泛酒”之喻。借咏菊婉曲地表述了他郁闷不平的心理。
这是一篇精彩的讽刺小品。孟子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内心极其卑劣下贱，外表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形象。他为了在妻妾面前摆阔气，抖威风，自吹每天都有达官贵人请他吃喝，实际上却每天都在坟地里乞讨。妻妾发现了他的秘密后痛苦不堪，而他却并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还在妻妾面前得意洋洋。令人感到既好笑，又有几分恶心。
男主角“齐人”，分明是当时社会上一个为追求“富贵利达”而不择手段的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的缩影。他自欺欺人，做着连自己妻妾也被欺骗隐瞒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却装出一副骄傲自满的神气。虽只寥寥几笔，但他的丑恶嘴脸已暴露无遗了。
但在具体分析本文之前，我想提个问题。即在《孟子》七篇中，每一章都有“孟子曰”字样，说明全书是孟轲的门徒及其后辈们追记下来的。惟独这一章偏偏没有“孟子曰”这三个字。因此近人高步瀛在《孟子文法读本》中认为，这一章应与它的前一章相连，不宜分成两截。我是同意高先生这一看法的，理由详下。现在先把它的前一章抄在下面：
储子曰：“王使人（jiàn，窥视）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正因为齐宣王派人对孟轲窥伺盯梢，才引起孟子讲出了“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如把两章连到一起，自然不存在惟独这一章没有“孟子曰”字样的疑问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文章修辞的角度来看。《孟子》书中用“”字的地方只有这两处，而这两段文字又恰好彼此衔接；如果孟子不是用齐人之妻的“良人之所之”来与储子说的“王使人夫子”相呼应，而是分成全无关涉的两章，那么这两个“”字的出现也未免太凑巧了。但上述两点还不是两章书应合为一章的最有力的证明，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探究。
故事的叙述部分没有什么有意突出的笔墨，作者态度的冷静客观有点像契诃夫在写短篇。但文章却是由浅入深，由先果而后因（即先写现象后点出这种现象发生的背景）的手法，层层揭示出“齐人”龌龊的灵魂，剥去他虚伪的外衣。从“齐人”口头上的吹牛（“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引起了“其妻”的疑心，用“未尝有显者来”点出可疑的症结所在。接着笔锋却从其妻“”的角度由侧面往深处揭露：“遍国中无与立谈者”，是说这个自吹自擂的家伙连普通老百姓都没有一个搭理他的，可见“尽富贵也”的话是纯属吹牛；然后写他“卒之东郭墦间”，跑到墓地上去了，这不能不令人奇怪，使读者也急于看到下文；最后谜底揭晓，原来他不过是个乞丐，而且是个死皮赖脸的痞子，“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这种抽蕉剥茧的手法还不够，更在下面一段的末尾补上一句“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写“齐人”的厚颜无耻不但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表露在神态上和精神状态中，此之谓“颊上添毫”。这种形象刻画真是跃然纸上了。
读这篇文章，我以为应注意以下四点。第一，要注意其文章的繁与简的处理。如写“良人出”至“尽富贵也”一节，竟不厌其烦地重复一遍。这主要是为了突出写这一现象。特别是第二次写时加上了一句“而未尝有显者来”，这就点出了可疑的关键，为下文的“”做好了铺垫。同时，这一重复是为了与后文对照，相反而又相成。“此其为餍足之道也”与“尽富贵也”恰好相反，而“餍酒肉而后反”则又与“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相成。前面的重复正是为了使下文反跌时更有力。而当其妻“告其妾”时，却没有把她所“”的全部过程重说一遍，只用了“今若此”三字，好像把话说到半截便咽了回去。这个“此”字竟包括了从“蚤起”以下44字描写的内容，真是简到不能再简。这是因为前面的笔墨已写得淋漓尽致，精彩的镜头如再度出现就反而乏味了；何况其妻的内心感情之复杂绝非重述其所见的种种丑恶现象所能尽，反不如只说半句话更为含蓄有力。即在下文，也只用了一个“讪”和一个“泣”字也已足够，至于“讪”什么和为什么“泣”，都无须细表了。可见作者对文章的繁与简确用过一番心思。
第二，有人会问，这个“齐人”穷得讨饭，怎么还有“一妻一妾”？我以为，“妾”这个人物的出现是为了主题突出和情节安排的需要。比如妻发现了疑点，便对妾倾诉自己的心事；盯梢回来，把所“”的结果又告诉了妾；妻妾二人互讪互泣，显然比一个女人的自怨自艾效果更突出。没有“妾”，“妻”的言行举止就会受到较大限制，故事的讽刺力量也会大大削弱。比如只说“骄其妻”，就远不如说“骄其妻妾”显得传神尽态。
第三，“此其为餍足之道也”一句是说故事者的解释之词呢，还是“齐人”之妻说出来的话？这有点类似于鲁迅《孔乙己》中的一段文字：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对这几句话，过去曾有过争论，有人说是作者站出来说话，有人则以为应该是酒店小伙计说的。其实这是作者在替作品中的主人公表达他内心的独白。这儿的“此其为餍足之道也”也正是“齐人”之妻在恍然大悟后的一句内心独白，由说故事的人代她表达出来罢了。
第四，要注意本篇中“而”字的用法。这篇文章里的“而”字有两种用法。一种起连接作用，即“而”字的前后两部分是并列的，如“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的“而”，乃是连接“不羞”和“不相泣”这两个并列成分的，意思说她们是既羞又泣，不羞不泣的是太少见了。另一种则起转折作用，使文章显得透辟有力。如“而未尝有显者来”“而良人未之知也”两句，要是没有这两个“而”字，便缺乏唤醒和点破的作用，文章也就没有波澜而软弱无力了。这两种“而”字的用法必须分清，而后一种对我们用现代汉语写文章也是可以借鉴的。
最末一段是作者对故事的总结性的断语。它只对“齐人”做了批判，却没有照应前面回答储子的话。这正是被后人把一章书误分为两章的原因，有的同志不同意高步瀛先生的看法，所持的理由也正在这里。其实这是作者有意识的写法，本不要求再回到原来的论题上去。因为只要一照应前文，就会成为对齐王的谩骂，对自己的表扬，并把全篇讽刺的意义大大削弱。读者请分析一下：“”本身并非光明磊落的行动，“”人则更属非礼。一个人之所以要被人“”，想必他做出了见不得人的事，不是内挟阴私，就是外充伪善。齐宣王以王者之尊，竟派人去“”孟子，孟子当然很有反感，所以一上来就用“何以异于人哉”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但如果从修养、学问、见识、阅历来看，作为学者的孟轲，当然有“异于人”之处。但这种“异于人”的地方是不怕被人“”的，问题乃在于根本不应该派人去“”。所以孟子提出了“尧舜”来同自己相比，意思是说尧舜也不过同平常人一样，何况我孟轲!尧舜是古之圣人，是儒家的理想人物，可见孟子用来自拟的形象是高大的。而下面却讲了一个十分猥琐的故事。意思说，只有龌龊小人才阳一套阴一套，才有被“”的必要；从另一方面说，只有一个人被怀疑自己是否伪君子时，别人才想到去“”他。“齐人”的故事一方面对那些追求“富贵利达”的龌龊小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一方面也正是为了孟子自我表白：我不求富贵利达，自然不会做自欺欺人瞒心昧己的丑事，当然无须装成一副伪善者的面孔做给人看。这正是孟轲从反面证明自己是光明磊落的。因此对于前面的话，也就用不着再回过头去照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