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首联“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冬云压雪，人雪纷飞，万花凋零。这是严寒冬天的景象。但诗人在拟写冬日景象的同时，更是借此喻指当年中国面临的严峻局势。1959年到1961年，我国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经济失误，天灾人祸双重磨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到了1962年，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又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并接连发表反华文章，煽动四十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不断派遣武装特务进行骚扰。在西藏边境，印度当局公然派出军队侵入我国大片领土。一股股反华恶浪，甚嚣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人士也少了许多，真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一时稀”，顿时少了，暂时少了。当然，真正美好的事物是不会灭绝的。
颔联“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滚滚寒流带来了大雪纷飞，这与上联紧密相连，而“大地暖气”拓展了新的内涵。从时间看，1962年12月26日，正是冬至节后第四天，“冬至一阳生”，阴阳变化，寒流中开始透出暖气。从空间看，天地相对，互为依存，互相流转，冷暖对流。对立统一，物极必反，这是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辩证规律。颔联具有深刻的哲理，也有内在的寓意。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版《毛主席诗词》。
“寒流滚滚”隐喻赫鲁晓夫集团不断掀起的反华逆流，也包括一切反动派的挑衅行径。他们蛮横凶狠，妄图压倒中国人民。然而，“大地微微暖气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自然灾害，并开始纠正一系列失误，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建设方针。到了1962年下半年，经济开始走出低谷。与此同时，对苏共及其他共产党的攻击予以公开答辩，揭露其真面目；自卫反击，粉碎了印度军队的侵略；对其他反动派也予以有力回击。脚踏实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寒流刮倒，而是勇于迎击，站稳脚跟，健步向前。“滚滚”与“微微”对举亦极具意味，“滚滚”状敌对势力之来势凶猛，“微微”则写我正义之师斗志之持续高昂。
颈联“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是“大地微微暖气吹”的升华。“大地暖气”是中国人民抗击寒流的努力，这里具象化为英雄豪杰驱除虎豹熊罴。虎豹熊罴都是庞然大物，喻指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拦路虎，既包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也包括一切艰难险阻。“独有”，意为顶天立地，毅然决然，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带有革命者回顾历史经验的含意。“更无”则是前瞻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碰到什么困难，都会一往无前，奋战到底。这是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崇高的英雄品格，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诗人自己。在革命征途上，战胜过千难万险，到现在，革命仍在发展，战斗未有穷期，革命者应一如既往，毫不畏惧，迎难而上。
尾联毛泽东以“梅花”，这最寒冷的季节独傲霜雪的中国国花，象征诗人及大中华不屈不挠的斗志和高洁精神。面对漫天大雪，梅花欢喜得很，根本就不怕严寒。毛主席在此化用中国古典文化中梅花清高，孤洁的形象，一变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无限壮美的情怀。诗人在此似乎在高唱：来吧，狂风大雪尽管来吧，一切反华的恶势力尽管来吧。“冻死苍蝇未足奇”抒发了对经受不住考验者的蔑视。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用了“虎豹”、“熊罴”两个意象指敌人，仅用“梅花”一个形象指革命者，也算是一个特色。另外整首诗抒情的气势雷霆万钧，出入于无人之境，又一次体现了诗作大气壮阔的特征。
此诗成功地运用了比喻、象征、对比的艺术手法。数种手法交替使用，相得益彰，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情感意志。诗人以“白絮”喻满天大雪，以低沉的“冬云”、纷飞的大雪、凋零的“万花”象征险恶的国际环境，以“英雄”“豪杰”象征大无畏的诗人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以“虎豹”“熊罴”象征强大的国际反华势力，以“梅花”象征历经磨难更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以“苍蝇”象征屈从于强权的国家和政党。同时，将险恶的环境与抒情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对比，将软弱渺小的“苍蝇”与傲雪挺立的“梅花”对比，一反一正，一丑一美，以反写正，以丑突出美，有效地加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