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旧之作。本词追忆早年初见美人时的喜悦与欢欣及今日物是人非的惆怅，在对比中抒发好景不长的人生感慨。词中以往昔“歌韵琤琮”、“舞腰乱旋” 的欢乐场面与今日“点检无一半”的凄清境况对比，抒发了强烈的人生无常的伤感之情。词中所写景物：池塘、绿水、阑干、香阶，均兼关昔今。物是人非，更兼日斜时暮，遂使词人汕然而生故交零落、人生如梦之感。全词以极优美的文辞来流露出词人关于宇宙无穷，人生短暂，景物依然，物是人非的凄然感慨。
最折磨人的感觉，不是痛苦，而是惆怅的情绪；最令人伤感的，不是生离死别，而是景色依然，人已天涯云杳。“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古典的诗意世界，已经远离现实的生活。只希望那些梦里飘飞的花瓣，洋洋洒洒地永远飘落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沉湎在回忆中，感觉人生是孤独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寂寞的旅行，没有人可以陪你走到最后。所有的痛苦和美好，都终将随着岁月慢慢远去。云聚云散，潮起潮落。再回首，往事却已随风而去，了无痕迹，最后，还剩下些许淡淡的忧伤和回忆。
此词写艳情。它以秾丽的语言描绘艳情，没有丝毫的隐晦，冶雅俗于一炉可谓极小词之能事。这一点，也可算是牛峤自己的风格。
词中以男女幽会为主要内容，侧重写幽欢过程中的情景和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词风大胆泼辣，淋漓尽致。首句写室内陈设的华丽：玉炉，状香炉之华贵；冰簟，状竹席之晶莹凉爽；鸳鸯锦，状锦被之华美。此词通过首句景物的描写，为一对情人的幽会安排了特定的环境，而且第二句紧接着写幽会，词意径露，不避浅宿，在《花间集》中也是罕见的。然而写欢情也只是到此为止，词人在笔下还是注意分寸的。一下二句。他便宕开一笔写外在因素的侵扰和女主人公细微的心理变化。当他们欢情正恰时，帘外传来一阵辘轳声，划破了长夜的宁静，报道了拂晓的来临。这好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池塘里，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应。“敛眉含笑惊”，就是辘轳声在女主人在感情上激起的波纹。“敛眉含笑”，正尔欢浓，早汲水声传，顿惊晓色，所谓“欢娱嫌夜短”也。简单五个字，概括了女主人公刹那间复杂的感情变化，用笔何其精炼而准确。
换头一句，从室内写到室外，化浓艳为疏淡。细玩此篇词意，“柳阴轻漠漠”一句并非写一对恋人在柳荫下相会。盖由夜至晓，初日斜照，窗外的杨柳已投下一片阴影。柳阴非但表现了时间的转移，且与起句的“冰簟”相呼应，说明季节已届夏天。何以得知并非写柳荫相会，下面一句可以为证。“低鬓蝉钗落”，语本李商隐《偶题二首》之一：“水文簟上琥珀枕，傍有堕钗双翠翘。”可见仍写枕边情事。
由于下阕仍写室内，故结尾二句便有了着落。一般小词均以景语作结，给读者留下想象余地，此词却以情语取胜。其实如果从严要求的话，这两句不免过于狎昵，作艳语者无以复加，却能备受前人称道，主要是因为它大胆地描写了女子感情生活的热烈追求，直抒胸臆，毫无掩饰，也毫无假借，更没有其他小词中那种欲吐还吝、扭捏作态样子。用今天的话来讲，它还打破了几千年来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现了女主人公爱好个性自由、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一句话，它塑造一个生活中真实、人性未被扭曲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特点的人。就词风而言，则于婉约中具豪放之笔，在唐五代词中极为少见。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