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写应酬诗要受到各种限制，诗人的才情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全唐诗》，这类作品所占比例不小，然而可以称得上杰作的却少得可怜。李贺此诗写来身手不凡，素来受人称道。
全诗共分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二人联骑造访。第一句指二人所穿的官服，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服绿，八品、九品官服青。第二句指坐骑装饰的华贵。接着写车轮声、马蹄声由远而近，隆隆盈耳，韩愈、皇甫湜入门下马，神态慷慨轩昂。李贺从屋里迎了出来，原来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指皇甫湜、韩愈。这段实写作者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人物神情俨然可辨，绘声绘色地形容出诗题所规定的内容。
中间四句为第二段，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韩愈及韩门弟子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艺术上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务求奇险。李贺有意仿效韩体，以雄健的笔力，磅礴的气势，概括韩派诗文宏阔雄奇的艺术境界。四句诗说了他们学识的丰富，思想的奇伟，文名的威大，工力的精深。不说满腹经论，偏说胸中罗列满天星斗；不说光焰万丈，偏说天之精气充塞其中；不说声名卓著，偏说声摩空；不说彩笔生花，偏说天无功。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竭力调动神话世界中瑰奇景物来弥补现实世界的贫乏与不足。从这一点上说，李贺此诗与韩愈《调张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锺书认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中造境之美，是自然景物所没有的，所谓“天无功”而有待于“补”（详见《谈艺录》十五），从中可以领会到李贺诗歌创作力避平庸凡近的创作心理。这四句诗对韩愈及韩派诗文作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这四句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处处写自己的穷愁失意，如“感秋蓬”、“死草”、“垂翅”，又处处暗示自己不甘没落，向往腾达发迹之日，如“生华风”、“附冥鸿”、“作龙”。其中很大一个愿望是恳请二位名公对自己的困顿援之以手，加以提携，因此，有意识地以自然事物的转折变化，“死草生华风”、“垂翅附冥鸿”、“蛇作龙”，来表达自己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唐摭言》卷六说：“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意思说韩愈、皇甫湜具有很高的名望，只要是被他们二人接待和援引的人，也就如同“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原来，唐代文人想要取得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获捷，必须遍诣名公贵人，得到他们的荐引，然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韩愈、皇甫湜既有名人的头衔，为人又很热心，二人不待李贺诣见，主动上门看访，李贺在深受感动之后，向他们提出恳求，也就成为本诗一个重要的内容了。
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见《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语）。
这首诗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
《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明初，晋王朱（木冈）展扩太原城，新增修大南门，取《南风歌》之意，原南门命名为承恩门，即辛亥革命后的首义门，新南门命名为迎泽门。
此诗前两句始见战国尸佼的《尸子·绰子篇》，全诗始出三国魏王肃收集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孔子家语》是王肃伪托之作，今人因而怀疑《南风歌》也是后人伪作。舜为传说人物，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很可能是小说家笔法。不过据考证，《南风歌》自战国后已广为人知。今人逯钦立指出:“《史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谓为王肃伪作，非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力则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此诗“以‘时’‘财’为韵，这种古韵也决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汉语诗律学》）。当然，这首句式整齐、诗语明朗、抒情优美的《南风歌》，也不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原作，而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加工和润色的。
全诗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口吻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那样不可缺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是就苦夏的日常生活而言。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怨忧除。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就是表达了这种情怀。“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清凉的南风可以解民之愠，适时的南风则可以阜民之财，由日常生活转而到收成财物，诗意更进一层。《礼记·乐记》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可见，“南风”的“阜民之财”比之“解民之愠”更为重要，也更为令人祈盼。因此，前人大都从这方面来阐释诗旨。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王肃也说:“《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概言之，《南风》之歌，即赞颂“南风”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
善读诗者，当悟诗外之旨。其实，先民们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也正反映了他们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热烈虔诚的赞颂里，潜藏着忧郁无奈的心情。不过，由于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中的舜帝口吻表达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以“南风”来称颂帝王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诗歌语词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一。
在艺术形式上，诗句错落，诗节对称；押韵讲究，重章复唱；辞达而意显，声曼而情婉，这是《南风歌》的主要特点。这种类似楚辞格调的艺术特色，同它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加工润色的“第二重创作”，有着密切关系。
这首《度荆门望楚》洋溢着年轻的诗人对楚地风光的新鲜感受。
荆门，由于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吴蜀彝陵之战就曾发生在这里，自古有“荆楚西门”、“荆门十二碚”之称，也是诗人出川，乘流而下的必经之地。这一带，水势湍急，山势险峻，郭景纯《江赋》说：“虎牙桀竖以屹卒，荆门阙竦而盘薄。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由此可见荆门山景观之胜。
首联两句，是作者对自己行程的交代。诗首句“遥遥去巫峡”，“遥”远也，“遥遥”，远之又远。从梓州出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巫峡，巫峡居三峡之中，西起四川巫山县大宁河口，东抵湖北巴东县渡口，全长九十里。过官渡口，至秭国，即“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多里也。”因此陈子昂诗中说：“望望下章台”，“望”，远看，“望望”，一再瞻看。诗人以两组叠字生动地表现他此时心情，巫峡已相去遥遥，家乡更远隔重山。初离故乡，乍入楚境，急切地要饱览楚国风光，因此望之又望。“下”，写出了长江水势，从李白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就不难理解“下”字的意义和力量。“章台”，《左传·昭公七年》：“楚子城章华之台。”楚之章华台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离湖上，也是陈子昂必经之地。“章华台”表明已入楚境。
颔联分承一、二两句。“巴国山川尽”，度过荆门，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巴蜀的奇山秀水此告别。这句不仅是对地理分界的一种说明，更是概写此行所历的巴蜀山川，包括雄奇险峻三峡在内，“尽”字中同样透露出与巴蜀山川告别的依依之情。“荆门烟雾开”，船未到荆门，远望两山对峙，但见烟雾缭绕，看不清前路;船过荆门，则烟消雾散，眼前豁然开朗，展现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开”字正传神地表达出“度荆门”后心胸豁然的那份舒展感和兴奋感。而这种豁然开朗的舒展感又和此前舟行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的险峻逼仄感正形成鲜明对照，“开”字的精切不移于此可见。
颈联两句，诗人更具体地状写楚境胜地。“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两句，对“烟雾开”三字，作具体形象的描绘。城邑分畛域于苍野，可见人烟稠密，城邑不孤；树木断苍郁于白云，足见远树连天，碧野无际。诗人极目纵览，楚天辽阔，气象开阔舒展。
尾联是对“度荆门望楚”全部感受的集中表现：“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古有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今有狂歌入楚之客，歌而过荆门。但“今日狂歌客”却显非昔日对现实不满的楚狂，而是对前途充满了美好憧憬的“狂歌”之“客”。“狂”字是对初次离乡“入楚”，走向人生广阔新天地的诗人欣喜欲“狂”的感情的集中揭示。诗写到这里，感情发展到高潮，诗也在“谁知入楚来”的逸兴飞扬、顾盼自得中结束。一结可谓淋漓尽致，神情飞越，颇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味道。用楚狂接舆歌凤典，单取其字面，且将“狂”“歌”“楚”三字巧妙地分置两句，表达与原典完全不同的感情。
此诗笔法细腻，结构完整，由于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又有含而不露的特点。由此读者可以比较全面地窥见诗人丰富的个性与多方面的艺术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