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着眼点在写摄山秋夕之夜景，但各联在时间上却并非是写同一时间内所见的景物而是随时逐步推移。首联、颔联写在枕上所闻所感，把心理活动描写得曲折生动；颈联写破晓前开门所见，表面写松阴，写潭水，其实都是写月色；尾联写披衣而准备重上征途。该诗寄情于景，借景言情，运笔如行云流水，婉转自如，活泼疏朗。
“秋林无静树，叶落鸟频惊。”时间为初人夜。这时，山风怒吼，秋林摇曳，黄叶飘零，松涛阵阵，林中之鸟频频发出惊恐的叫声，整个林壑似乎处于一种惶惶不安的氛围之中，突出了摄山初夜之动态。
“一夜疑风雨，不知山月生。”时间为夜半。这联以主观的想象同现实存在的矛盾以见山月之美。“一夜疑风雨”，是从首联的景物中得出的合理推理。由于入夜时风狂树动，故诗人猜测一整夜都将是秋风萧瑟，夜空如墨。殊不知事出所料，进入后半夜，风势趋缓，仰头一望，一轮山月却高挂中空，突出了诗人望见明月惊喜之情。
“松门开积翠，潭水入空明。”则写夜半后，开门所见月光下的景致：“松门开积翠，潭水入空明。”两句诗当化用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中的句子：“庭中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出句“松门开积翠”，为“开门松积翠”之倒装句。此句写开门后看见松树之影，宛若苍翠欲滴、堆积交横之藻、荇。对句则写地下的月光，有如一泓潭水，清澈透明。两句诗虽受苏轼文的启迪，但一为文一为诗，诗自有诗之意趣，可谓自铸丽语。诗人似乎是毫不着力，随手便挥洒出一幅朦胧的月夜图。
颔联、颈联同首联所写景物大有差异。首联为动景，颔联、颈联为静景，动景恶，静景诗人运用以动衬静，以恶衬美的手法，使二者形成鲜明对照，从而突出月夜之美。与此同时，景象的变化，又使意境更为丰富多彩，使结构富于起伏跌宕而不流于板直。
“渐觉天鸡晓，披衣念远征。”进入拂晓，以抒发游子他乡之孤苦收束：“渐觉天鸡晓，披衣念远征。”本来美好的月夜令人流连忘返，但由于诗人客居他乡，面对明月不能不生思归之念，正所谓“举头望明低头思故乡。”“披衣”这一动作，表现了诗人对月不寐。“披衣念远征”一句，显得情感低沉，无限旅思乡愁，悲酸凄苦之态尽在不言之中。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曾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此诗尾联并非景结，而是情结。但由于诗人之情结，是建立在前两联美好月夜描状的基础之上，其情来得自然、真挚、深沉，故以情结仍能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
此诗做到了自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写景自然。全诗写景似乎都是按照自然界的真实景象描摹而成，不露人工痕迹。而于景物描状中又寓有个人内在之情。使诗情画意,融为一体。二是层递自然。诗人以时间顺序逐步推移，依次写入夜、夜半、拂晓时之所见所感，层次井然，意转而脉不断，步步相生。
此诗主题在于忧谗忧谤，同时揭露了谗言惑国的卑鄙行径。作者应是饱受谗言之苦，全诗写得情感异常激愤，通篇直抒胸臆，毫无遮拦。起调便是令人痛彻心肺的呼喊：“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随即又是苍白而带有绝望的申辩：“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幠，予慎无辜！”情急愤急之下，作者竟无法用实情加以洗刷，只是面对苍天，反覆地空喊，这正是蒙受奇冤而又无处伸雪者的典型表现。
二、三两章，情感稍缓，作者痛定思痛后对谗言所起，乱之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揭露。在作者看来，进谗者固然可怕、可恶，但谗言乱政的根源不在进谗者而在信谗者，因为谗言总要通过信谗者起作用。谗言如同鸦片，人人皆知其毒性，但它又总能给人带来眼前的虚幻的快感。因此，如果不防患于未然，一旦沾染，便渐渐使人产生依赖感，最终为其所害，到时悔之晚矣。作者在第四章中的描述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天子的独特处境、地位使其天生地缺乏这种免疫力。故与其说刺小人，毋宁说在刺君子。可谓深刻至极。此二章句句如刀，刀刀见血，将“君子信谗”的过程及结局解剖得丝丝入扣，筋骨毕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是送给后世当政者的一付清醒剂。盖因听谗者比之进谗者责任更大，故先刺之。可见愤激的情感并未使作者丧失理智。
四、五两章，形同漫画，又活画出进谗者阴险、虚伪的丑陋面目。他们总是为一己之利，而置社稷、民众于不顾，处心积虑，暗使阴谋，欲置贤良之士于死地而后快。但险恶的内心表现出来的却是花言巧语、卑琐温顺，在天子面前，或“蛇蛇硕言”，或“巧言如簧”。作者的描绘入木三分，揭下了进谗者那张赖以立身的画皮，令人有“颜之厚矣”终不敌笔锋之利矣的快感。
末章具体指明进谗者为何人。因指刺对象的明晰而使诗人的情感再次走向剧烈，以至于按捺不住，直咒其“既微且尰”，可见作者对进谗者的恨之入骨。那“居河之麋”的交待，使读者极易联想起躲在水边“含沙射影”的鬼蜮。然而，无论小人如何猖獗，就如上章所言“跃跃毚兔”，最终会“遇犬获之”。因为小人的鼠目寸光，使他们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往往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从这个角度看，作者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进谗者的丑恶，也清醒地看到了进谗者的可耻下场。
此诗虽是从个人遭谗人手，但并未落入狭窄的个人恩怨之争，而是上升到谗言误国、谗言惑政的高度加以批判，因此，不仅感情充沛，而且带有了普遍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这正是此诗能引起后人共鸣的关键之处。
阮籍常与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聚集在竹林下喝酒，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首句以阮籍比郑愔，说郑愔像阮籍一样以善饮出名，如今在清风里，在竹林下坐着豪饮。竹林是用典，也是写实。
三四句写郑愔喝得半醉的时候，放下衣衫的长袖，把琴擦擦，开始鼓琴。古人衣袖特长，一般挽着，故云“下衫袖”。龙唇琴，古代琴名。《古琴疏》记载，汉末荀淑有架龙唇琴，一天下大雨不见了。三年后下大雨，有条黑龙飞入李膺家中，李膺一看，是荀淑的琴，就把它送还给荀淑。诗以龙唇琴借指郑愔的琴名贵。
五六句说郑愔一边饮酒，一边弹琴。弹着弹着，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落山。一杯弹一曲是描写郑愔边饮边弹的气派。下句表现郑愔琴艺高超，大家沉浸在美妙的琴声中，光阴流逝，而浑然不觉。孟浩然其人也非常善琴，他的琴艺曾得到著名道士参寥的赞赏，连孟浩然也陶醉在郑愔的琴声中，足见郑愔的琴艺确实精妙。
郑愔的琴艺得到孟浩然的欣赏，他的琴音引起孟浩然的共鸣。浩然志在山水，郑愔的琴音也志在山水，二人志趣相投。春秋时，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锺子期说：“妙呵，听你的琴，眼前就出现巍巍的泰山。”伯牙志在流水，锺子期说：“妙呵，听你的琴，就好象滔滔的江河！”诗人表示自己喜欢山水，不愿仕进。借用伯牙锺子期的故事，说郑愔与自己思想志趣相投。一般写弹琴的诗，或渲染琴声的美妙，或感叹琴师的身世，而孟浩然通过对听琴的描写，勾划出一位善琴好饮，放浪潇洒，飘然出尘的高士形象。诗用“半酣下衫袖，拂拭龙唇琴”的细节表现郑愔的豪放旷达，用酒、清风、竹林、琴、夕阳烘托其高洁；结尾以自己的高蹈，来表现郑愔的高蹈，展示人物的内心境界。写完弹琴，诗中的人物也就呼之欲出了。
《竹马子》是柳永的自度曲。从意境上讲，这首词属柳永的雅词，其中不只抒发了个人的离愁别恨，而且也是对封建文人命运的凭吊，整体情绪沉郁深远。
这首词是词人漫游江南时抒写离情别绪之作，所表现的景象雄浑苍凉。词人将古垒残壁与酷暑新凉交替之际的特异景象联系起来，抒写了壮士悲秋的感慨。
“雌霓”是虹的一种，色泽偏暗。“雄风”是清凉劲健之风。这两个词语雅致而考究，表现了夏秋之交雨后的特有现象。孤垒危亭之上，江边烟渚之侧，更加能够感到时序变换。孤垒、烟渚、雌霓、雄风，这一组意象构成了雄浑苍凉的艺术意境，词意的发展以“渐觉”两字略作一顿，以“一叶惊秋，残蝉噪晚”进一步点明时序。“素商”即秋令。这里，词人的悲秋情绪逐渐向伤离意绪发展，于是他又“览景想前欢”了。从“前欢”一语来推测，词中所怀念当是帝都汴京和作者过从甚密的一位歌妓。可是往事已如过眼烟云，帝都汴京遥远难以重到。
上阕的结句已开始从写景向抒情过渡，下阕便紧接而写“想前欢”的心情。柳永不像其他词里将“想前欢”写得具体形象，而是仅写出眼前思念时的痛苦情绪。“新愁易积，故人难聚”，很具情感表达的深度。离别之后，旧情难忘，因离别更添加新愁；又因难聚难忘，新愁愈加容易堆积，以致使人无法排遣。“易”和“难”既是对比关系又是因果关系，这对比与因果就是所谓“成追感”的内容。“尽日凝伫”、“消魂无语”形象地表现了无法排遣离愁的精神状态，也充分流露出对故人的诚挚而深刻的思念，并把这种情绪发挥到极致。最后作者巧妙地以黄昏的霁霭、归鸦、角声、残阳的萧索景象来衬托和强化悲苦的离情别绪。特别是结尾“南楼画角，又送残阳去”两句，意味极为深长，把一已羁旅苦愁拓展为人世兴衰的浩叹。
这首词虚实相生，情与景的处理上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上片首九句写景，属实写；后三句写情属虚写。虚实相生，善于抓住时序变化，描绘了特定环境中的景色，奠定了全词的抒情基调。下片则相反，前五句抒情，属虚写；后五句写景，属实写，以景结情，情景交融。这种交错的布局，不仅使整体结构富于变化，而且如实地反映了作者思想感情特定环境中活动变化的过程。其间大量运用双声词，如“一叶”、“残蝉”等；以及叠韵词，如“荒凉”、“旷望”等；多处句间用韵，如“凉”与“望”、“雨”与“暑”等。句中平仄四声的交错运用，从而造成音律谐婉、铿锵动人的妙境。全词意脉相承，严谨含蓄；景凄情哀，铺叙有致；意境开阔，格调清雅，气韵浑厚；语言清丽，音律谐婉，悲楚动人，是一首优秀的长调慢词。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