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该诗,自然想到作者《满江红》词中“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描写,两相比较,皆直抒胸臆,气势健举,可互为诠解。本诗中作者表达必将一雪靖康之耻,迎接君王车驾还朝的忠君之情,是一种报效祖国,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之情。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忠君与爱国在一般人眼里是同一的,岳飞也不例外,这是时代的局限。
该诗开头“雄气”之“气”,即为诗眼,诗人之怨气、将军之怒气、爱国者的浩然正气,直冲云霄,通平天地气之所生,在“君仇”未报,如何报仇?作者要斩除敌人迎回君王,为民族大义,非一己利益。末句掷地有声,震聋发聩,凸现出诗人的形象与品格。结合诗人的人生行事,鉴赏者读此诗自不会因其平直显露,而否认其特有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个角度来说,第一句是全诗的主旋律,这种直冲霄汉的英雄之气,使岳飞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第二句的“君仇”,指金兵掳掠徽、钦二帝北去一事,他鞍马征战的目的就是要收复失地,雪靖康之耻。因此接下来,第三句表示要迎接二帝还朝。最后一句展示了岳飞的思想境界。作为一员战将,出生入死,不为拜将封侯、高官厚禄,只是为了忠君王,一雪国耻。这种“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理想,是中国古代高尚士人们的人生追求。
文学史上,岳飞的诗名不显,但这首诗却豪气流贯,激昂壮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此诗抒写羁旅之情。首联“忆归休上越王台,归思临高不易裁”,从广州的著名古迹越王台落笔,但却一反前人的那种“远望当归”的传统笔法,独出心裁地写成“忆归休上”,以免归思泛滥,不易裁断。如此翻新的写法,脱出窠臼,把归思表现得十分婉曲深沉。
颔联“为客正当无雁处,故不谁道有书来”,诗人巧妙地运用了鸿雁南飞不过衡山回雁峰的传说,极写南海距离故不的遥远,表现他收不到家书的沮丧心情。言外便有嗟怨客居过于边远之意。李煜的“雁来音信无凭”(《清平乐·别来春半》),是写见雁而不见信的失望;而曹松连雁也见不到,就更谈不上期待家书了,因此对句用“谁道有书来”的反问,来表现他的无限懊恼。
颈联“城头早角吹霜尽,郭里残潮荡月回”,展示了日复一日唤起作者归思的凄清景色。出句写晨景,是说随着城头凄凉的晓角声晨霜消尽;对句写晚景,是说伴着夜晚的残潮明月复出。这一联的描写使读者想起唐诗中的有关诗句:“三奏未终天便晓,何人不起望乡愁”(武元衡《单于晓角》);“回潮动客思”(李益《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在唐人心目中,明月、晓角、残潮,都是牵动归思的景色。如果说,李白的《静夜思》写了一时间勾起的乡愁,那么,曹松这一联的景色,则融进了作者连年羁留南海所产生的了无终期的归思。
归思这样地折磨着作者,平常时日,还可以勉强克制,可是,当新春到来时,就按捺不住了。因为新春提醒他在异乡又滞留了一个年头,使他归思泉涌,百感交集。“心似百花开未得,年年争发被春催”,形象地揭示出羁旅逢春的典型心境,把他对归思的抒写推向高潮。句中以含苞待放的百花比喻处于抑制状态的归心,进而表现每到春天他的心都受到刺激,引起归思泛滥,那就像被春风催开的百花,竞相怒放,不由自主。想象一下号称花城的广州,那沐浴在春风里的鲜花的海洋,读者不禁为作者如此生动、独到的比喻赞叹不已。这出人意表的比喻,生动贴切,表现出归思的纷乱、强烈、生生不已、难以遏止。写到这里,作者的南海归思在几经婉转之后,终于得到了尽情的倾吐。
这首诗在艺术上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它没有采用奇特的幻想形式,也没有采用借景抒情为主的笔法,而是集中笔墨来倾吐自己的心声,迂曲婉转地揭示出复杂的心理活动和细微的思想感情,呈现出情深意曲的艺术特色。
作者来到未央宫殿的遗址,登上那高大的土台基,思接千载,自然想到了这座宏伟宫殿的营造者,那些辅佐汉高祖刘邦创建大汉帝国江山的开国元勋们,尤其是被刘邦称为“人杰”的张良、萧何、韩信,即世称之为“三杰”者。此三人,或“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或“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让不绝于粮道”,或“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被封公封侯。反思自己,宦途坎坷,如今“白发满头新”([中吕]《喜春来》)而壮志未酬;张良和韩信,为刘邦开创天下,尽心竭力,建立殊勋,然而当刘邦坐稳皇帝之后,前者被迫急流勇退,后者被杀害于长乐宫钟室之中。想到自己“中年才过便休官”([双调]《水仙子》),又曾因上疏谏内廷元夕张灯事被迫弃官归去,如今虽接受朝廷任命,在关中救灾,但以后的情况又会如何,追忆历史,凭吊古人,想及现实,感念自身,让他“见遗基,怎不伤悲”,写得言真理至,水到渠成,深沉而自然。
下面“山河犹带英雄气,试上最高处闲坐地”二句,应颠倒一下先后次序去理解。作者登上未央宫遗址那高大的土台基之上,举目四望,心胸顿时为之开扩,刚才那种略带伤感的意绪倏然逝去。关中真乃帝王之乡,金城千里,三杰的英名和事业,好象使壮美的山河更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向东望去,美丽的山川如在图画之中,向西望去,美丽的山川也如在图画当中,祖国的美丽山河,使诗人心中发出由衷的赞叹。在这里,作者仰慕三杰的英气长存,为河山生色,也就是仰慕三个人物的壮志与功业,这种仰慕之中自然也就透露出作者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结合作者在关中救灾时的勤政爱民诸事来看,这样的理解就更有根据了。
这支怀古曲由缅怀历史人物写起,缘事抒情,感情的旋律始抑终扬,先含蓄后明快,起伏跌宕,韵味悠长。
词的开头一句就把最足以作为春天表征的桃花盛开,柳条垂拂这两种典型景物描写出来。第二句“春色满江南”,用个“满”字似乎表明不必再写其他景物了,其实这是承上启下,着意于过渡。一切景物都是相互关联着的,美景还要有良辰衬托。如果碰到风雨如晦的天气,即使是盛开的桃花,扶疏的柳条,看起来也会令人黯然魂销。所以接下去转向对天气的描写:“雨晴风暖烟淡,天气正醺酣。”这里边包括四种意思:宿雨初晴,惠风和畅,烟霭澹淡,着人如酒的天气。这样的天气,使人心旷神怡,正可以游目骋怀,饱览自然风光。
下片前三句“山泼黛,水挼蓝,翠相搀”连贯而下,以浓重的色彩,绘出了江南山水的春容。“泼”字,“挼”字用得很有魄力,非崇尚纤巧者所能办。
色彩浓丽的山和水,正承上阕“雨晴风暖烟淡”句而来,只有新雨之后,和风之中,天宇澄澈,万木争荣,才能为山水增辉。“泼黛”、“挼蓝”二句不仅画出了山色、水色,也反映了万物春天里的勃勃生机。写到这里为止,已经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色彩明丽的江南春景画面。“良辰美景”都有了,但似乎还缺少点什么,抬头望处,看到了“歌楼酒旆”。楼外的酒旗迎风飘动,足以惹人神飞。“故故招人”,生动地写出了词人的心理状态。“故故”这里是故意、特意之义,酒旗当然谈不上故意招人,只是因为词人想喝酒,才产生这种感觉。这一句是移情手法的巧妙运用。酒兴发作了,而阮囊已空,回去吧,却又败兴,所以只好“权典青衫”。这一句是化用杜甫“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诗意,集中体现了词人的性格、情趣。
黄庭坚这首小令,短短的四十四个字,江南春景层层叙写,逐步展现。桃柳、天气、山水、“歌楼酒旆”到结语,层层勾勒,上下呼应,脉理分明,语言沉着有力,意境风神曳,情景兼备,堪称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