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讨论道德的文章，在大多数普通人眼中，金银珠玉是宝贝，但是在贤德的人看来，道德才是真正的宝贝。
文章一开头就揭示了献玉者与子罕对宝物截然不同的看法。子罕所说的“宝”即精神的宝物，是超脱于物质层面的宝。他以此为宝，表明了子罕非比寻常的良好道德品质。作者通过设喻的手法，从人对宝物的不同态度展开议论，强调子罕不贪的高尚品德和境界。由此得出“其知弥精，其取弥精”一个人的知识越精深，一个人的选择就越精妙。这里的知识：一指道德修养，二指智力培养。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要有精神追求。贤者从和氏璧和道德之言中选择后者这里是道德修养提升的需要，体现了贤者道德的崇高。当今社会有些人抵不住诱惑无法坚守本性，在物欲面前心理失衡，这是道德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缘故。
《诗经》中的民间歌谣，有很多用重章叠句的形式，但像《芣苢》这篇重叠得如此厉害却也是绝无仅有的。先以第一章为例：“采采”二字，以《诗经》各篇的情况而论，可以解释为“采而又采”，亦可解释为“各种各样”。有人觉得用前一种解释重复过甚，故取第二种。然而说车前草是“各种各样”的，也不合道理，应该还是“采而又采”。到了第二句，“薄言”是无意义的语助词，“采之”在意义上与前句无大变化。第三句重复第一句，第四句又重复第二句，只改动一个字。所以整个第一章，其实只说了两句话：采芣苢，采到了。这还罢了，第二章、第三章竟仍是第一章的重复，只改动每章第二、四句中的动词。也就是说，全诗三章十二句，只有六个动词——采、有、掇、捋、袺、襭——是不断变化的，其余全是重叠，这确实是很特别的。
这是一曲劳动的欢歌，是当时人们采芣苢（一说即车前草，一说为薏苡）时所唱的歌谣。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全是重章叠句，仅仅只变换了少数几个动词，其余一概不变，反复地表达劳动的过程，劳动成果的由少至多也就表达出来，充满了劳动的欢欣，洋溢着劳动的热情。
但这种看起来很单调的重叠，却又有它特殊的效果。在不断重叠中，产生了简单明快、往复回环的音乐感。同时，在六个动词的变化中，又表现了越采越多直到满载而归的过程。诗中完全没有写采芣苢的人，令人读起来却能够明白地感受到她们欢快的心情——情绪就在诗歌的音乐节奏中传达出来。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这话虽说想像的成分多了些，体会还是很准确的。这种至为简单的文辞复沓的歌谣，确是合适于许多人在一起唱；一个人单独地唱，会觉得味道不对。袁枚曾经嘲笑地说：“三百篇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之类，均非后人所当效法。今人附会圣经，极力赞叹。章斋戏仿云：‘点点蜡烛，薄言点之。剪剪蜡烛，薄言剪之。’闻者绝倒。”（《随园诗话》）说《诗经》不宜盲目效仿，当然不错，但他所取的例子，实为不伦不类。一群人在野外采芣苢，兴高采烈，采而又采，是自然的事情，诗歌可以把这欢快表达出来。而一个人在那里把蜡烛芯剪了又剪，还唱着“剪剪蜡烛，薄言剪之”，除了精神病，也没有别的解释了。这完全是文人制造出来的滑稽，并非《芣苢》不值得赞叹或绝对不可以效仿。
关于当时人们采芣苢的用处的问题，毛传说此草“宜怀任（妊）”即可以疗治不孕；又一种说法，是认为此草可以疗治麻风一类的恶疾。这两种说法在中医学上都没有根据。现 在中医以此草入药，是认为它有清热明目和止咳的功能，草籽据说可治高血压。这还罢了，也可以勉强地说，《诗经》时代的人是相信车前草是可以治疗不孕或麻风的。但即便如此，这诗仍然有不可理解之处：不孕或者家里人生了麻风，都是极苦恼的事情，不可能有一大群人为此而兴高采烈地一边采车前一边唱着歌的道理。拿方玉润所推想的情景来看这样的解释，尤其觉得不对劲。
所以应该给《芣苢》以另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清代学者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所说的一句话：“野人亦煮啖之。”此“野人”是指乡野的穷人。可见到了清代，还有穷人以此为食物的。在朝鲜族（包括中国境内和朝鲜半岛上的），以车前草为食物是普遍的习俗。春天采了它的嫩叶，用开水烫过，煮成汤，味极鲜美。朝鲜族是受汉族古代习俗影响极大的民族，朝语至今保存了很多古汉语的读音。可以推想，中国古代民间也曾普遍以车前草为食物，只是到了后来，这种习俗渐渐衰退，只在郝懿行所说的“野人”中偶一见之，但在朝鲜族中，却仍旧很普遍。
以此释《芣苢》诗，就觉得容易理解了。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月戴荠花，桃李羞繁华。”荠菜花实在说不上好看，只因荠菜是江南人所喜爱的野菜，对于穷苦人更是天之恩惠，故人们连它的花儿也生了偏爱。车前草较荠菜更为平常易得，想必很多年前，它更受老百姓的喜爱。如方玉润之说，想必每到春天，就有成群的妇女，在那平原旷野之上，风和日丽之中，欢欢喜喜地采着它的嫩叶，一边唱着那“采采芣苢”的歌儿。那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情景。生活虽是艰难的事情，却总有许多快乐在这艰难之中。
此诗抒发了诗人构祸南谪的痛伤之情。作者自称君子，诗中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曾为国事操尽了心，并以“南国之纪”的江汉，比喻自己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是如今却被放逐江南，受着无穷的灾难。因此他恨自己不是鸟不是鱼，不然就可以上天入渊，逃之夭夭了。在这无可奈何中，他只得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哀。从诗中“卒章显志”的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来看，诗中抒发了强烈的悲愤之情。后世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其情实与此诗一脉相通。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告哀”，告什么哀，这可从前面七章找答案。
前三章是“哀”的内容。二章的“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是哀的集中表现，诗人颠沛流离，遭贬谪，被窜逐，无家可归，贫病交加，仓皇狼狈，犹如丧家之犬。
流亡或流放的本身已够悲惨，而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更加深了这种悲哀的程度。从首章“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呼天抢地声中，可见诗人怨愤之深。他不是平民，更不是拾荒流浪汉，而是勋戚贵族的后裔。他说：现 在遭受莫大苦难，先祖在天之灵怎会忍心看我受罪而不加荫庇？逝世的先人当然无辜，诗人的用意自然是指斥活着的当道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未加眷顾，更何况他人。对照屈原《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用自己先祖的高贵，表示对楚怀王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两者用意如出一辙。
在客观环境上，一是写经历时间之长，从“四月维夏”到“冬日烈烈”，整整三个季度。从京城流放到目的地，需长途跋涉九个月，道途之凄怆艰辛，流放地的僻远蛮荒可想而知。二是写各季的自然环境，四月到六月是炎蒸伏天，酷热溽暑尽在不言中。“徂暑”，好不容易熬过了暑天，盼望能熬出头，却不知路还远着呢！接着是秋天，“百卉俱腓”，一派萧瑟恻怆景象；再接着是冬天，“飘风发发”，狂风怒吼，严寒凛冽。人们蜷缩在家里，或围炉取暖，或饮酒作乐，他却要在天寒地冻刺骨寒风中跋涉前进，那真是够悲哀的。用心境、环境烘托和加深对“哀”的表现，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很成功。顺便说一句，诗的第三章与《小雅·蓼莪》第五章几乎全同，这种句段互相移用的现象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原因可能是诗在当时非常流行，如同民歌民谣一样被广泛传诵吟唱，因而其中某些切景切情的句段会不期而然地被撷取移用，天衣无缝，如同己出。
后四章是“哀”的原由。前面三章给人迁徙动荡之感，四章起季节与地域都已相对静止，着重抒发诗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四章点出莫名其妙地受谗毁中伤，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章“获罪之冤，实为残贼人所挤。‘废’字乃全篇眼目。”因为“废”，哀才接踵而至。五章追思遭“废”的缘故，当是不肯同流合污吧。泉水有清有浊，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所以一天天遭祸、倒霉。屈原有一篇《渔父》，写他志尚高洁不同流俗而遭放逐，游于江潭。渔父对他“举世皆浊己独清”的品格进行批评劝导，屈子不为所动，渔父鼓枻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境颇与此章相通。
诗人在流放地安顿后，在周围漫步，附近有山，山上有栗树梅树，山间还有潺潺流泉，山下则是波浪滔滔的长江、汉水，这就明确点出了放逐的地域在南国。长江汉水有条不紊地容纳统领着南方诸水系，而朝廷却纲纪弛败，忠奸莫辨，鞠躬尽瘁却不被信任重用。五章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也包含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后世大诗人杜甫也继承了这种忠君爱国情操，他的《江汉》诗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古往今来，这种耿直倔强的“腐儒”真不少。
七章继续写所见所思。雕鹰振翅在高空中翱翔，鲤和鲔在深水中潜游，它们能避开猎人的矰缴和渔夫的钓钩，全身远祸。诗人见了不禁神往，叹息道：可惜我不能像雕鹰鲤鲔那样，逃避那人间的桎梏与祸害。诗人脱离现实的向往与追求，也正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残暴。全诗以一己为代表，在暴露现实方面有相当深度与广度，不愧是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首诗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在写法上，大抵前两句言景，后两句抒情，景和情能丝丝入扣，融为一体，把“告哀”的主旨表现得真挚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