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
诗歌的前两句“丁丁海女弄金环，雀钗翘揭双翅关”。描写贝宫夫人的环佩和头饰，衬托出神女异常的美貌。
“六宫不语一生闲，高双银膀照青山”。描绘了贝宫夫人神像的沉默，神庙里高恳的镜子照着远处的青山隐隐，创造出一种静溢的神秘。
“长眉凝绿化千年，清凉堪老镜中鸾“。”凝绿”的长眉中，又一次见到了李贺喜欢使用的色彩，诗人将这千年的时间凝结为了贝宫夫人神像上那一弯绿眉，这是时间凝结而成的色彩。“清凉堪老镜中鸾”，前人解释道“今神清净为心，无有情欲，镜中鸾影尚存，安有老期”。“鸾”是爱人的象征，但是通过"堪老"二字，李贺笔下的贝宫夫人拒绝这种人间的感情。和李商隐的嫦娥不同，李贺的贝宫夫人是一个没有情欲的形象，抽离了人的感情，从而制造了读者和贝宫夫人之间的疏离感。
在这水天一色的神殿背景之下，诗人最后写道，“秋肌稍觉玉衣寒”。诗人通过想象，模拟了贝宫夫人的体感。“稍觉”使得这种疏离感没有那么绝对。
诗人借贝宫夫人神像以及故事，来抒发心中的悲痛。诗人把生活女性化，为了表现失意心态。山林仙妹表现的是希望的心灵历程，江海女神为失望的凄苦心境，形成在传统诗学基础上的寄托遥深的文学品格。
首联中“鸟道”，写山之高峻；“登顿”，上下意，诗中指翻山越岭。“几登顿”“无暂闲”，概括地描述了行人马不停蹄．在崇山峻岭中奔走的情景。以“几”修饰“登顿”，可见行人已走的路程之长。这两句落笔“山行”，既点题，也为后文作了铺垫。
颔联写行人在鸟道上跋涉已久，一定非常疲惫，走出漫长崎岖的山坡，满以为山路已尽，展现在面前的将是一望无际的平川，谁知起伏的山峦又如刚才走过的山一样横亘在面前。用一“出”字、一“犹”字，生动地显示了行人错以为山路已尽的兴奋，以及看到眼前横亘的山峦后失望、厌烦的情绪。两句诗一扬一抑，既写山路，又写行人；写山路回应“几登顿”，写行人回应“无暂闲”；写山行非常真切，写行人十分细腻。
颈联描写山间的具体景物。水石相激。湍奔而去，耐寒的松树，树色苍凉，令人顿生寒意。诗人驱马赶路，走出长坂，又入群山，“山行”的辛苦、乏味自在不言之中。现在又要过激流，穿寒松，荒寒的景象使山行之人不能不生孤寂、厌倦之感。
尾联诗人在自觉厌倦之时，马上自激自励：王事未尽，不当思归。“王程”二字总管“山行”，点明了此次”山行”的意义。“顾刀环”句用汉朝李陵的典故。李陵留匈奴后，汉使任立政等见到他，难以私下说话，便向他使眼色，井屡屡抚摸刀环，“环”与“还”谐音，示意其归还汉朝。在这里，诗人说“且莫顾刀环”，就是提醒自己“王程”未尽，公事未了，决不能中途而止。诗人以明确的尽职意识，战胜了“山行”的疲倦、孤寂，诗的情调也为之一振，表现出盛唐边塞生活中所洋溢的进取精神。
这首诗在剪裁上舍因去果，直截“山行”中的一段，以少总多，富于典型性。全诗八句，以“山行”为线索，前六句与山行之所见，意境真切，使人如临其境；后两句写山行之所想，情绪昂扬，一派盛唐风调。
这是一首伤时感事的诗。《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这是依《左传》立说，有史实根据，因此《毛诗序》说此诗主题不误。但意谓作于桓王时，与诗中所写有出入。崔述《读风偶识》说：“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见朱熹《诗集传》）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于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余，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于桓王，惟郑于桓王世始不朝耳。其于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遂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按：指《中谷有蓷》、《葛藟》及此篇）皆迁洛者所作。”
诗共三章，各章首二句都以兔、雉作比。兔性狡猾，用来比喻小人；雉性耿介，用以比喻君子。罗、罦、罿，都是捕鸟兽的网，既可以捕雉，也可以捉兔。但诗中只说网雉纵兔，意在指小人可以逍遥自在，而君子无故遭难。通过这一形象而贴切的比喻，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
各章中间四句，是以“我生之初”与“我生之后”作对比，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对现在的厌恶：在过去，没有徭役（“无为”），没有劳役（“无造”），没有兵役（“无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现在，遇到各种灾凶（“百罹”“百忧”“百凶”），让人烦忧。从这一对比中可以体会出时代变迁中人民的深重苦难。这一句式后来在传为东汉蔡琰所作的著名长篇骚体诗《胡笳十八拍》中被沿用，“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那悲怆的诗句，是脱胎于《兔爰》一诗。
各章最后一句，诗人发出沉重的哀叹：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不如长睡不醒。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方玉润说：“‘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诗经原始》），这也是《毛诗序》中所点出的君子“不乐其生”的主题。
全诗三章风格悲凉，反覆吟唱诗人的忧思，也正是《王风》中的黍离之悲，属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方玉润评云：“词意凄怆，声情激越，（三国魏）阮步兵（籍）专学此种。”（《诗经原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