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童的生活是游荡不定的,也是浪漫的。牧童既不免经风雨、涉艰险,又总是从大自然中得到乐趣和慈爱。这是一首牧童唱的歌。早上,牧童赶着牛沿着弯曲的江水去放牧;晚上,牧童归来时就要摸黑走过山村的沟谷。早出晚归的牧牛生活是辛苦的,诗中写到的“朝”“夜”两次“牧牛”,第一次是指“牧牛去”,第二次是指“牧牛归”。四个“牧牛”的重叠,造成了一种歌谣节奏和韵味,同时表现了早晚放牧、日日放牧的辛勤劳动生活。“下江曲”和“度村谷”也表现了放牧生活的丰富多彩。
牧童总是在野外度过他的时光。在春天的漾漾细雨中,牧童披着蓑衣走过小树林;在牧童的芦笛声中,莎草一天天地绿起来。牧童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大自然是他最相熟相知的朋友。顽皮活泼的牧童还把蓬蒿插在腰间当作箭,想象着自己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士,连猛虎也不敢再来欺负小牛犊。
在诗中牧童生活不是一幅朦胧的牧牛景,而是处处显出诗人对放牧生活的深切体验。诗中所写的牧童的冷暖甘苦,也不是只从旁观察可得的,似乎诗人有过亲身体验。这样写景状物,描摹生活,才可以达到如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境界。
起首二句,袭用民歌的曲调,写了牧童早晚的行踪。质朴,淡雅,信手拈来,却象民间那种形神毕俏的剪影画。这是远景中的牧童身影;下面开始写近影:春雨如丝,无声地滋润大地。诗人仿佛是看到出林的牧童披起了蓑衣,才感觉到空中已经飘起了雨丝。一个“细”字,准确地抓了春雨的特征。下一句没有写人,写的是笛声。
“卧吹”二字,使人分明想见到仰卧在莎草中牧童天真,快乐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又使人体会到山谷中的清幽宁静。“莎草绿”照应了前面的“春雨细”,使人感到山村中的一切都是那样和谐、恬淡、清新和充满生机。最后二句,是牧童正面形象的特写。憨顽的放牛娃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勇士模样,“不怕猛虎欺黄犊”更是一语点出山中牧童那种勇敢无畏的强俘性格。诗人用那生动的笔触,以一种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勾勒了一幅“山中牧童图”。那清新、活泼,近乎口语化的语言,更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和人民有着较广泛的接触,如果不是向民间文学学习,从民歌中吸取营养,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些较好的作品来的。
这首诗写出了牧童放牧生活和情趣。前四句侧重描写牧童放牧的辛勤,诗人运用时空的转换扩大诗歌的内蕴。后四句着重描写放牧时的情趣:春雨绵绵,牧童穿行于林中草地,稍有闲暇,便吹响悠扬的芦笛,一会又胡乱地在腰间插满野蒿,恰似利剑,显得英武洒脱,这样就再也不怕猛虎欺负牛犊了。这种奇思漫想,生动地表现了牧童幼稚、天真的精神面貌,令人忍俊不禁。
上片在人物活动中写景:渡口斜陌,瘦马行人,登平冈而望秋景,从暮山横翠、残叶飘黄中生发出凭高念远的凄凉之感。下片怀念香闺佳人,因久无信息而烦恼愈深,旧情难忘。意欲返回帝城,却又烟水茫茫,归期无望,只好独立斜阳,望断泪眼。
此词表面上虽写的是旅途相思之情,但寄寓其中的人生感慨实在多于相思之情。词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凄苦的漂泊者的形象:乘瘦马,陟平冈,在深秋暮色中,面对的只是暮山横翠、残叶飘黄,非常的凄凉。此刻,或许只有脉脉温情可以抚慰他孤独的怀抱,但“香闺别来无信息”,他所能把握的,只有一些温馨的回忆,也只是回忆而已。而另一方面,“帝城归路”又“烟水茫茫”,纵使他“凝情望断”了“泪眼”,最终也只留下一个“尽日独立斜阳”的孤独的身影。漂泊,阻断了过去和未来,使漂泊者成为一个纯粹孤独的存在,一个被时间和空间同时剥离了的存在,这是非常悲哀的。
这首词语言凝练,节奏舒缓,首尾呼应;通篇不用典实,不施涂泽,清畅如话,弥见其天真率意也。
此词步秦观《千秋岁·谪虔州日作》原韵,写妇人闺思。
上阕写思妇睡觉的慵懒情态:她上半身探出曲屏之外,唇上的朱红已经褪色。枕上只见簪发的玉钗,却不见了系罗衣的、用五色丝线作穗的流苏带子。佩饰物的零乱,人物的怠倦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纭春思,破碎芳心形象化了。末句忽作诘问之辞,试问今人之秀整谁可与匹?秀整,风流俊逸貌。晋人温峤被认为风仪秀整,人皆爱悦之(见《晋书·温峤传》);《唐书·汝阳王琎传》载,王“眉宇秀整,性谨洁善射”,可见此指思妇春心所系之情人。
下阕忆及湘水之滨的一次幽会。当时自己正擎着一把轻罗作的小伞,所有细节都历历在心,如今孤居独处,竟怀疑那不过是巫山之梦。春宵苦短,春光易尽,而柔情不改。这里“十分”对“一点”,突出春之浓,情之专;“易尽”对“难改”,强调欢会之短暂,情爱之绵长。反义词从两极合成了“情”的强劲的张力。
末句宕开,“却随恨远连云海”,情含无限,尺幅千里,大有“篇终接浑茫”之势。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忘情绝爱是佛之所训,惠洪身为衲子,词多艳语而批评他。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则称之为“浪子和尚”。唯宋许彦周云:“上人(指惠洪)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仲殊、参寥皆不能及。”(《许彦周诗话》)
惠洪俗姓彭,少时为县小吏,知书,又精医理,受知于黄庭坚(1045-1105),大观(1107-1110)中,他才“乞得祠部牒为僧”,半路出家,或尘心未泯。但当时高僧,亦不拒绝用艳诗说法,如宋孝宗时中竺中仁禅师即引“二八佳人刺绣迟,紫荆花下啭黄鹂。可怜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说禅理。可见当时诗僧对待艺术和宗教生活有着双重的标准。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