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短文,作者以小见大,通过小鱼“若自足”,而巨鱼“不得其所”的境况,影射了当世君子“曾不能一日安之于朝堂之上”,而小人却“嚣嚣于廊庙”的现象。
文章分为两段,第一段记自己挖池“以舒忧隘而娱穷独”的事。作者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做池的经过和池水的清明之状,以及给自己带来的恬然自适的情趣。既不提养鱼之事,也不言他事,仿佛浑然不晓世事之状。然而最后一句“舒忧隘而娱穷独”却隐隐透出了作者志怀高远而不得伸展的心理。
转入第二段,作者开始提及养鱼之事。然而作者似乎并不意在养鱼,而是极为轻描淡写地以两句话便述完此事。转而借童子之口道出一个可怕的现实:“以斗斛之水不能广其容,盖活其小者而弃其大者。”以简练的话语点出文章的主旨,而后戛然而止。
整篇文章含而不露,叙而不议,似乎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实体现了欧公一贯的淳厚文风。以饱满的笔法叙写文章的次要部分,作为铺垫,以凝练的笔法点触主旨,点到即止,不再生发议论。
显然,诗中暗寓的是作者自己的遭际与感受。孤鸿是自喻,而双翠鸟则指在朝中窃据高位的李林甫、牛仙客之流。全诗以孤鸿的口气,写出了诗人的政治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高逸的情怀。
全诗共十句,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借孤鸿所见,描写双翠鸟盛气凌人、得意忘形的神态;前两句很耐人寻味,经历过大海上的惊涛骇浪的孤鸿,对对一条小小的护城河却不敢顾,说明人世(特别是朝廷)的险恶远远超过了自然界的险恶。而在这孤鸿“不敢顾”的地方有一双小小的翡翠鸟却竟在珍贵的三珠树上营巢,高高在上,气势熏天。“侧见”有两重意义,一是说明翡翠鸟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令人侧目而视;二是说纵然翡翠鸟悲气焰嚣张,但孤鸿对之却不屑正视,由此,也就引发出第二层,即第五句以下的六句。前两句从翡翠鸟骄横情态,想到它们会招致的后果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反问。翡翠鸟站立在珍木之颠,窃据高位,飞扬跋扈,难道就不怕别人难以容忍吗?不怕从背后打来的致命的金弹吗?接着平静地指出了一条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物极必反,地位与权势在官场中愈显赫,也就愈易成为别人猎取的目标,覆灭的日子也就愈近。正因如此,诗中这只孤独的鸿雁,并不艳慕翠鸟一时的荣耀,也不怨恨自己的一时失意,这就引发了最后两句,孤鸿自己决心高举苍冥,翱翔云中,让那些“弋者”的欲望无法得逞。这里所暗寓的是诗人不羡慕荣贵,澹泊名利和决意隐退的情怀,同时也进一步衬托出了翠鸟多代表的小人们狭隘、浅薄的品行。第二层写出了孤鸿的感受。
在描写中,作者始终注意从对比的角度去表现孤鸿与翠鸟的境况。孤雁之于翠鸟,一独一双,一大一小,一质朴一华艳,一方来自浩瀚大海,一方守者小小池潢。然而,小巧的翠鸟却是高高在上,统领要地。“三珠树”,是神仙世界的珍木,它们“巢居”于上,可谓显贵之至。与此相反,硕大的鸿雁对双翠鸟只能“侧见”,甚至“不敢顾”那暗指朝廷的“池潢”,可知其处境的低微与险恶,更反衬出了翠鸟们不可一世的气焰。真可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此诗本是借自然界的禽鸟寄寓作者的境遇与感慨,但由于作品巧妙地选用了鸿雁与翠鸟的形象、成功地写出了它们的特点,使得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寓意本身,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生活哲理。
由诗题可知,这是一首唱和之作。有位将军再度出塞,姓陆的县令写诗赠别,诗人遵循该诗原韵,运用描写、想象、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段,热烈颂扬了将军的爱国精神。
诗人一落笔就以“忽闻”两字表达了意想不到的惊叹,同时,又用“天上将”盛赞了将军的神武智勇。为下文写他再次驰骋疆场的壮举作了铺垫。三、四句,紧承第二句,以“始返”与“还向”相呼应,简洁流畅地表现了将军的西征北战,奔驰不息。他刚从遥远的“楼兰国”返回,现在又要奔赴数千里之外的“朔方城”。但是为了安邦御敌,这个以赫赫战功赢得天将之称的将军急国家之所急,不贪图安逸享乐,品德非常高尚。
“黄金装战马”以下六句,是设想将军再度出塞后的战斗生活,诗中没有表现军旅的艰辛,也没有渲染战斗的激烈悲壮,而是突出表现了将军的指挥才能,刻划了一个威仪堂堂、谙熟六韬,足智多谋、善于用兵的统帅形象。他骑着黄金装饰的战马,挥动系有白旄牛尾的令旗,调集威武神勇的士兵,排列成像星空一样壮观神秘的军阵,又借山川之便巧妙地安置了营寨。接着,诗人又以“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暗示征战的必胜。嘹亮的号角声和军旗上闪耀的春色透露,全军士气十分高昂,大捷在望。将军的神武,也借这两句氛围描写得到了渲染烘托。在这六句中,诗人分别使用了“装”、“集”、“开”、“列”、“吹”、“耀”六个动词,把战马、令旗、神兵、星月、山川、画角、军旗、晚风、春色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再现了英勇雄壮、声势震天的军阵场景,大大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末二句:“宁知班定远,犹是一书生”,借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平寇立功,封定远侯的事例,肯定书生出身的将军定会建立名垂青史的功业。诗人先用反诘词“宁知”领起,于后又以“犹是释疑”,避免了平铺直叙,表达了对将军的殷切期望。
此诗气势激昂雄健,体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初唐气象。诗中多处用典,或暗或明,羚羊挂角,纵横开阖,语出自然,浑然一体,实为大家手笔。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称陈子昂“实是首起八代之衰者”,由此诗观之,此言并不为过。
诗的前六句写离别时的送别场面,运用顶真修辞手法,将这几句一线贯穿。接连出现两个“离声”和“涕零”。增强了诗的缠绵悱恻之情。给诗定了沉郁的基调。诗的首句,借用惊弓之鸟的典故,用以比喻“倦客恶离声”——久倦羁旅的游子最厌恶、最害怕的便是离歌之声,勾出倦客恶离别的心理状态。为突出其表达效果,连用两个“恶”字来充分烘托游子极度厌恶、畏忌远行的气氛,既增强了类比性,也加重了感情色彩。但是,“恶”之偏至,这就是人世间之所以有不幸的一个原因吧。第三句的开头便用“离声”二字顶上,声情之急,节奏之紧,直令人难以喘息。“离声”一出,不仅去者伤情,就连送行的宾客和驾车的仆夫亦不禁潸然泪下,诚所谓“一曲离歌两行泪”,“天涯去住各沾巾”。此情此境,行子更难自持,只见他伤心落泪,挥泪而去,去去又回,依依话别。这几句由声而写到情,由己之情写到宾御之情,由宾御之情再回到己之情,回环往复,层层递进,把那种两情互感的情绪、场景和气氛,表现得一气贯注,淋漓尽致,以上将离情写足。下面两句说片刻的分离都会使人难受,何况是远游异乡的长久别离呢。叙议结合指出如此离伤的原因。应该说这个议论也是充满真情实感的,所以谭元春说它“甚真甚真,有情人之言”(《古诗归》)。因果相依,不着痕迹地为诗的上一段作了小结。同时,“异乡别”又为下一段写离乡远行之况作了准备。这种“住而未住”、“藕断丝连”的转接方式,很像词中的“过片”。可以想见词中的一些艺术手法,在诗人的创作中早有实践,只不过没有明确地上升为一种文学形式(词)中的自觉的艺术法则。
诗的第二段说车儿在漫漫长途上远行,颠簸摇晃了一天,又是日落黄昏,夜幕笼罩了静寂的大地,眼看周围的人家都掩门入睡了,可是远行的游子直到半夜才盼得一顿晚餐。黑夜里,听着野风呼号,草木哀鸣,更令人肝肠寸断。这几句由白天而写到夜晚,其间有人、有事、有景、有情,脉络清晰,丰而不杂,将行役之苦写得历历在目。“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两句引向对游子征途中苦难生活的描述。“遥遥征驾远”以下六句,游子驱车不停地走向遥远的地方,白日杳杳又到傍晚了。这个时候,在家的人早已关起门来唪觉,而在外的游子,午夜还在做饭。野外的寒风吹动草木,发出萧萧的声响,游子不由悲从心生,肝肠欲断。诗人这几句诗,写出了漂泊天涯,流浪江湖游子的真实感受。“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两句,诗人运用平常的事物,从衣、食这两个角度做比,写出游子在外的“酸”、“苦”,耐人寻味。这里突然插入两个比喻——吃梅总觉得酸,穿着葛麻布衣总是难以御寒的——这必然之理人人皆懂,然其酸、寒之状,他人难言,而只有食者、衣者自知。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必然”与“自知”。行役之苦,只有行子自知,自伤自苦,真切深刻,更为感人;而“必然”又为下文设置了前提,食梅苦酸,衣葛苦寒,一如人情苦别,乃事之必然,无法回避。即使在宾朋满座,丝竹盈耳之时,忧伤的游子亦无法表现出一丝欢颜,正是“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张谓《送人使河源》)。有时候自己也想长歌自慰,但其结果呢,只有引来更深长的愁恨。这就意味着不论客观环境如何,亦不论主观努力如何,行子之愁,愁不可销。诗人总是力图透过离愁表象的描述,以回折顿挫的笔法,将诗思引向更深刻更概括的情理之中;诗中的比喻用得灵活生动、自然贴切,有的能领起全篇,有的则能网络上下,在情理表达,叙事逻辑,章法结构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后四句诗人满腹忧愁,坐于席上,即便丝竹满座,仍不能忘掉忧愁。要唱辞长歌来聊以自慰,哪知更牵动起心中的悲苦。可这仅仅是“长恨”的开始,日后苦难“万端”会源源不断涌来,腹中悲苦,难于化解,足见其悲苦之深重。
诗歌开篇就用了一个新奇惊人的比喻,把疲于奔波的人对再一次起程比为惊弓之鸟。鸟是因为身体受伤,而人则是心里受伤。因此,当受伤的心再一次听到别离之声,立时紧张而痛苦,完全没有宴饮的心情。再想到自己别离后的遥遥征程,曾经奔波的情景一时跳入脑海。而在傍晚时分,更是令人心碎。别离之后,一边是亲友家人的无尽孤独,一边是游子茫茫的征途。想到这些,再好的东西,都无法下咽,再动听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那忧伤的心情,那痛苦的脸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开解了。最后,诗人说,本想振作起来,唱一支歌,自我宽慰,但未曾想到,长歌未尽,憾恨之心再起。这首诗诗人巧妙化用典故,合理运用顶真修辞渲染烘托气氛,格调沉郁,感情真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