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分前后两节。前节八句，着重描写了初抵东鲁时的真实感受。“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两句点明时间，梅子开始由青变黄，蚕桑之事已了，这就意味着进入了生产的第二道工序：“鲁人重织作，机抒鸣帘栊。”东鲁的城乡妇女，又投入新的劳动：纺织。东鲁人有重织作的传统，李白初次旅游就获得了良好印象。
李白从二十五岁经三峡出蜀，历湖北、江西、江苏、河南、山西等地，这时还没有机会出仕。“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两句正是诗人当时思想情况的写实。李白回顾自己南北奔走的生活历程，决定到东鲁定居。读书、学剑是李白的两大生活爱好。“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中的“访前途”有问路和了解今后出路的两层意思。李白初抵东鲁，访路途卜前程时，遇到了不愉快的事，他受到了汶水上一个老翁的嘲笑。但李白没有写出“笑”的内容，有意留顾一个悬念。
后节十句，是李白对汶上翁嘲笑的明快答复，是全诗的重点部分和精彩片段。“顾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在李白看来，“顾愚”们不能理解“壮士”的胸怀，也没有资格在“穷通”的问题上发议论。“穷通”即“穷达”，是为了押韵需要，改“达”为“通”。李白对“穷达”的理解，完全是从儒家思想出发。李白力争在政治上获得出路，先实现“兼济天顾”的理想，然后归隐江湖，“独善一身”。李白这种思想，正和战国时期的鲁仲连是一致的：“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李白用鲁仲连的事迹，比喻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抱负，是因为鲁仲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东。
“西归去直道，落日昏阴虹。”李白来东鲁前就曾有西游长安的打算，后来转而向东，不料初抵鲁郡就遭到汶上老翁的嘲笑，李白这时有“西归”之意，但他想到自己“直道”而行的人生态度如不改变，是很难得到朝廷重用的。
“此去尔勿言，甘心为转蓬”两句是李白对汶上翁表示：“你的谈话没有任何意义，请不要说了，直道而行是我的一贯作风，即使像飞蓬那样示意飘转，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对汶上翁讥笑的回答，是李白高尚品格生动的艺术概括。他首先把讥笑者同自己作了尖锐的对比，然后明确提出自己从事政治活动在不同情况顾的原则立场。诗中塑造了鲁仲连这样一个功成不受赏的高士形象，其实这也是李白自己的形象写照。
这首写景的小令情致幽深，气势浩大，颇值得玩味。
起笔直写月光，与题目相照应，“玉华寒，冰壶冻”，垂虹桥上的月色皎洁明净，清寒得如同盛满冰水的壶。开头两句以“冰壶”来比喻月色，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月色的皎洁清亮。“云间玉兔，水面苍龙”，月光的清辉洒满大地，抬头仰望天空，看到的是一轮明月在云间游走；低头远望大地，看到垂虹桥如长龙一般盘踞在吴江上。相传，生活在月中的嫦娥有一只玉兔，此处用“玉兔”代指明月，将明月在云间出没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将垂虹桥比作“水面苍龙”，则将垂虹桥盘踞水上，似要腾空而起的雄伟气势写尽。
时隐时现的明月和有腾空之势的垂虹桥共同构成了一幅迷离梦幻的图画。接着，诗人将视线由景物转到人身上。在月色朦胧的垂虹桥上，游人雅兴大发，“酒一樽，琴三弄”，饮酒弄琴，不亦乐乎。
江天壮阔，月色朦胧，游人把酒望月，已至微醺，如此良辰美景，诗人仿佛看到水边的仙女踏着凌波微步，款款而来，倚在栏杆上任凭天风吹拂着面颊，“嗅起凌波仙人梦，倚阑干满面天风。”曹植曾在《洛神赋》中说洛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飘然而至。此处的“凌波仙人”指的自然就是洛神。此处引入“洛神”这一形象除了为月夜的垂虹桥披上一层神秘梦幻的面纱之外，也更加凸显出了月色之美和琴音之妙，迷人的景色和音乐甚至将仙女都吸引来了。“天风”二字除了形象地写出了风的宜人之外，也使整个环境显得更加神秘缥缈。“仙人”和“天风”给予读者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平添了整支曲子的意蕴。
面对辽阔的江天，诗人神清气爽，思绪纷飞。站在垂虹桥上，任微风轻轻吹拂着身体，凭栏远望，目之所及，只见“楼台远近，乾坤表里，江汉西东”，远处近处灯光摇曳，尽是楼台殿阁，江天一色，烟波浩渺，天地分外辽阔，浩瀚的江水从面前奔涌而过。末尾三句以大笔肆意泼墨，描绘出一幅天地壮阔、浩瀚无涯的雄伟画面。此处虽用笔粗放，但是感情却深邃沉挚，天地无涯人却终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限制。结尾似戛然而止，语虽尽而意未绝，引人深思。
这是柳永为宋仁宗祝寿而作的一首词。词人引经据典，搜尽《诗经》、《史记》、《汉书》、《宋书》等书中溢美之词，并将仁宗的诞生与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的诞生等而视之，极尽颂扬之能事。仿佛是在向世人证明，我柳永写《鹤冲天（黄金榜上）》而落第，不是仁宗的缘故；“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不是在向仁宗发牢骚；“奉旨填词”，更不是对仁宗的不敬。恰恰相反，仁宗才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我要写出最美的祝寿词献给仁宗帝，既为报恩，也为洗冤！据考，柳永恰当仁宗亲政之第一年及第的，其受仁宗沾溉则无疑，三年之后，柳永写了这首词。由此可推知，柳永因所谓“薄于操行”，尝作“浮艳淫冶”之词而被“深斥”不第，决其事者应当为章献刘皇后而非仁宗。千年冤屈，柳永洗之。
极其美好的时光。电光旋绕北斗，星如虹流华渚，国运千载会当兴盛隆昌。进献全天下不同寻常的祥瑞。怀胎十月产期满，我皇诞生，皇图有继，普天同庆。金枝玉叶芬芳，五色云气升腾。并赐予祥瑞的天、地、人之灵眷顾保佑，秀挺英哲，足以掩盖前王。年年遇逢四月清和嘉节，赏赐全国举杯祝酒。
不论属国中原，都不远万里梯山航海而来。朝廷内奏起象征教平音和、君圣臣贤的舜之《韶》乐，如大禹时全聚各路诸侯。朝班如鵷鹭井然有序。附属国仰望宗主国，山也呼唤，鳌也鼓舞，遥燃香炉。我皇犹如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仰望祝寿：祝我皇寿比南山，万寿无疆。愿崇高的皇位和帝王基业，与天地同长久！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这支小令的题目在诗词里很少见，此曲也不是名篇，但短短三十九字，有故事，有情节，有悬念，堪称妙绝。寥寥几笔，悬念迭起，笔落才发现原来之前全部皆是由美人脸上的一颗痣的联想。
此曲体物细微、尖新奇警。作者在表现“黑痣”时，不是直接介绍它是如何如何样的特征，而是寓形象于比喻。使用比喻也非开门见山，而是借用故事，迂回深入。首先用两句惊异语开头，突出这位佳人之美：“疑是杨妃在，怎脱马嵬灾？”杨贵妃在马嵬坡遭到不幸，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作者设想她脱险了，至今犹“在”，这种想象是非常大胆新奇的。杨贵妃天生丽质，容貌倾国倾城，这又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作者将曲中的女子比作杨妃，题中的“佳人”二字就得到了证实。这一比喻显示了她的美貌，又是为她脸上黑痣的美中不足寻找开脱，可见作者对此题的咏写，是以爱怜为前提的。
大诗人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初曾入长安宫廷三年，相传受到隆重的宠遇，写文章时，曾由杨贵妃捧砚，内臣高力士脱靴（后者见于史书，前者则出于传说）。据此，“曾与明皇捧砚来”该作“曾与太白捧砚来”才是，但因李白是奉唐明皇之命写诗的，所以换个说法，其实际意思是曾代唐明皇捧砚，供李白挥毫。这样就使得皇帝和贵妃世俗化、平民化了，并使得杨贵妃向黑痣靠近了一步。“美脸风流杀。”这么一个绝代佳人捧着砚台在旁边伺候着，李白禁不住走了神，饱蘸浓墨，笔头一歪，向她的脸上挥去，“觑着娇态，洒松烟点破桃腮”，这才留下了一颗黑痣。容华绝代的美人的粉面上长着一颗才华横溢的诗人点染而成的黑痣，相互映衬，益增娇态。作者并不把李白写作好色之徒，却借着他的举动，为佳人的黑痣“增重身价”，同时也婉曲地表现出脸部黑痣的特征。“叵奈”二字，兼有惋惜与无奈的意味，这再次说明诗人选上这个题目是为了显露新巧的构思，而没有轻薄嘲弄的用意。
白朴此曲，以一个“疑”字引出，悬念，情节，心理，寥寥几笔，全浮于纸上。其艺术手法主要是采用想象和夸张手法，以一个故事的形式来表现事物，生动活泼，逸趣横生，反映了作者富艳的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