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狼”的进退皆狼狈不堪的情景，来衬托周公进退从容，无所往而不宜的智慧品德。也有人认为这是讽刺贵族王孙的诗。全诗二章，每章四句。此诗语带调侃，但有分寸，先以老狼前颠后踬的体态作比来揶揄人，后又在结句弱化了揶揄份量，使整首诗的氛围带上了一种特有的幽默感。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长期以来即有美刺两种观点相对立。旧说是“赞美”，现代研究者则多判为是对贵族“丑态”的“讽刺”。持美诗说者或径取前人成说，不予发挥；持刺诗说者大都以“狼固非喻圣人之物”为据；或言狼喻管蔡小人之流，曲意弥缝，二者均未对《豳风·狼跋》一诗之比兴特点作深入体察。主赞美者，着眼在“赤舄几几”“德音不瑕”，这只能是颂赞；但“狼跋其胡，载疐其尾”的比喻，却分明带着揶揄的口吻，与“赞美”并不协调。
主讽刺者，着眼在喻比公孙的“狼”，既凶残、又狼狈，若非讽刺，不会以此为喻。此诗以狼之进退形容公孙之态，亦非必含有憎恶、挖苦之意。闻一多指出，《豳风·狼跋》“对于公孙，是取着一种善意的调弄的态度”。还有一种观点，把“狼跋其胡”解释为天狼星停滞在尾宿，认为这是一首讽刺的山歌，讽刺公孙贵族不懂、不关心天象的变化而只关心自己的鞋子。
此诗二章，入笔均从老狼进退的可笑之态写起。但体味诗意，却须先得注意那位“公孙”的体态。诗中一再点示“公孙硕肤”。“肤”即“胪”，腹前肥者之谓；“硕胪”，则更胖大累赘了。一位肥硕的公孙，而穿着色彩鲜明的弯翘“赤舄”走路，那样子一定是非常可笑的。“舄”是一种皮质、丝饰、底中衬有木头的屦，形状与翘首的草鞋相仿。
据闻一多考证，周人的衣、冠、裳（下衣）、履，在颜色搭配上有一定规矩。公孙既蹬“赤舄”，则其带以上的衣、冠必为玄青，带以下的韠、裳则为橙红，还有耳旁的“瑱”、腰间的“佩”，多为玉白。正如闻一多所描摹的，给公孙“想像上一套强烈的颜色……再加上些光怪陆离的副件（按：即瑱、佩之类）的装饰物，然后想像裹着这套‘行头’的一具丰腴的躯体，搬着过重的累赘的肚子，一步一步摇过来了”（《匡斋尺牍》）——这便是诗中那位贵族“公孙”的雅态，令人见了会忍俊不禁，而生发一种调侃、揶揄的喻比欲望。
然后再体味“狼跋其胡，载疐其尾”的比喻，便会忽如搔着痒处，而为此喻之维妙维肖绝倒了。古人大抵常与校猎、御射中的猎物打交道，对于肥壮老狼的奔突之态早就熟稔。所以《易林·震之恒》即有对此形态的绝妙描摹：“老狼白獹（即“胪”），长尾大胡，前颠从踬，岐人悦喜”。此诗对公孙的体态，即取了这样一只腹白肥大、“前颠从踬”的老狼作喻比物。
闻一多对此二句亦有精彩的阐发：“一只肥大的狼，走起路来，身子作跳板状，前后更迭的一起一伏，往前倾时，前脚差点踩着颈下垂着的胡，往后坐时，后脚又像要踏上拖地的尾巴——这样形容一个胖子走路时，笨重，艰难，身体摇动得厉害，而进展并未为之加速的一副模样，可谓得其神似了。”（《匡斋尺牍》）
本来，这样的调笑，对于公孙来说，也确有颇为不恭之嫌的。但此诗的分寸把握得也好，一边大笑着比划老狼前颠后踬的体态为喻，一边即又收起笑容补上一句：“您那德性倒也没什么不好！”“德音不瑕”句的跳出，由此化解了老狼之喻的揶揄份量，使之向着“开玩笑”的一端倾斜，而不至于被误解为讥刺。所以其所造成的整首诗的氛围，便带上了一种特有的幽默感。
这是一首小令，抒写的是作者游宴后邀朋乘舟晚归时的情景，是作者描写自然风光、表现闲适放逸生活情调的代表作。小令前五句写景，以浓墨重彩由远及近、由面及点、由实及虚地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境界恢宏的秋江晚霞图；最后两句是写人，通过作者与友人的对话表现其归隐生活的惬意。全曲语言通俗而不乏文采，笔调轻松而富于情韵。
首二句“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形象地写出了时间、地点。芦花在秋天开放，这是一个霞光明丽的秋天的傍晚。“水面”“船头”“芦花”三者组合在一起，表现了江南水乡的地方色彩。这二句字面没有写人，然而抒情主人公已在其中，他的目光由远而近，在船头停住，所以说：“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辉辉”“细细”是仔细观察体会的结果，因为细，所以芦花下垂，所以会点着船头，他看得那么细，那么有味，可见其心绪之恬静悠逸。
次三句“缸中酒似绳，天外山如画，占秋江一片鸥沙”，再由近而远，描绘山水。这三句也没有写人，而又句句写人，——原来这位抒情主人公正坐在船中喝酒，所以有这时间、这心情去欣赏远近景物。“酒似渑”，极言酒之多，还够他慢慢喝的，他就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地观赏景物。他看了水面晚霞、船头芦花之后，便放目望去，远山隐约可见，在宽阔的江面上有一片栖息水鸥的沙渚。山水如此淡雅闲静，这是把抒情主人公的心态物化了。远近上下的景物全由“我”将其连缀组合成一个整体画面，并且是物“我”交融的。
最后二句“若问谁家是俺家，红树里柴门那搭”以自问自答作结。这“红树”“柴门”所在的地方，从抒情主人公的视线看，当是在鸥沙附近的秋江之畔，而且也只有这样画面才完整，色调浓淡相衬而又和谐，与首二句相应而圆合。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至此才直写人物，自道府第，看来他也有点憋不住了，饶有趣味。
因陈铎作曲，化用前人的较多，故常被论家指斥，或谓其“曲多蹈袭（《曲苑·雨村曲话》），或说他“所为散套，既多抄袭，亦少才情”（何良俊《四友斋曲说》），而对他精通声韵协律合乐的制曲艺艺术却是一致公认的。即便批评他“多抄袭”的何良俊也不得不肯定他在声韵艺术方面的成就：“字句流丽，可入弦索。《三弄梅花》一阕，颇称作家。”（《四友斋曲说》）顾启元则更为概括地对此作了肯定：“陈铎为指挥，善词曲，又善谑。”（《客座曲话》）这二“善”当然仅是从制曲艺术而言的，并完全扣住了曲的特点和陈铎的独到之处。陈铎确实是善谑的，如上举诸曲，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谑味，而在《滑稽余韵》集中更是比比皆是，真可谓竭尽揶揄调侃之能事。
总之，尽管陈铎有“蹈袭”之病，而作为讲究声韵必须合律的散曲艺术而言，人以“能手”“乐王”称之，适得其所，而广泛而又生动地反映明弘治正德间社会生活面貌的《滑稽余韵》集更属他人所无，前人都充分肯定了他所作出的贡献。汪廷讷曰：“曲虽小技乎，摹写人情，藻绘物采，实为有声之画……金元作者尚矣。于昭代，独北面陈大声氏。……其韵严，其响和，其节。词秀而易晰，音谐而易按。言言蒜酪，更复擅场，借使骚雅属耳，击节赏音。里人闻之，亦且心醉。”（《刻陈大声全集序》）曹学佺曰：“其所著有《梨云》《可雪》《月香》《纳锦郎》诸稿，而《滑稽余韵》……则又妙极俳谐，令人绝倒。大都流丽清圆，丰藻绵密，事尽而思不乏趣，言浅而情弥刺骨。”（《汪昌朝精订陈大声集序》）
这首诗开篇点题，将时间限定在“重五”（五月初五），将地点定格为“山村”。此时此地，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有的只是节日的气氛，有的只是淳朴的民风。更何况，石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盛开了呢！此情此景，怎一个“好”字了得！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的诗人，今天终于暂时放下了满腹的忧愤，融入了节日的欢快气氛之中。瞧，他先吃了两角的粽子，再在高冠上插着艾枝。然后又按照依旧俗，又忙着储药、配药方，为的是这一年能平安无病。到了晚上，他忙完这些事情，含着微笑喝起酒来了。
从作者对端午这一天的生活的具体描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至少从南宋开始，端午就有了纪念屈原和卫生保健的双重内涵。
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的陆游，由于收拾山河的志向未能实现，只能像辛弃疾那样“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在欢乐中暗藏着多少伤感，在闲适中流露出多少无奈啊！
这首诗语言质朴，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那榴花繁多的山村风光，那江南端午的风俗习惯，那字里行间的闲适惬意，浮现在我们眼前，感受在我们胸间。没有装饰，所以诗美；没有做作，所以情真。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写作境界。
与《颂》诗中的大多数篇章不同，《那》主要表现的是祭祀祖先时的音乐舞蹈活动，以乐舞的盛大来表示对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护佑助。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那》祀成汤，按此为祭祀用乐之始。”先秦诗史，基本上是音乐文学史，而今天从音乐文学史的研究角度看，可以说《那》具有比其他《诗经》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此诗不但本身就是配合乐舞的歌辞，而且其文字内容恰恰又是描写这些乐舞情景的。诗中所叙述的作为祭祀仪式的乐舞，按照先奏鼓乐，再奏管乐，再击磬节乐，再钟鼓齐鸣，高唱颂歌跳起万舞这样的顺序进行；最后，主祭者献祭而礼成。按《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诰告于天地之间也。”此诗的描写，与《礼记》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诗首句便用两嗟叹之词，下文又有相当多的描绘乐声的叠字词“简简”、“渊渊”、“嘒嘒”、“穆穆”，加上作用类似叠字词的其他几个形容词“有斁”、“有奕”、“有恪”，使其在语言音节上也很有乐感，这当是此篇成功的关键。虽然它不像后世的诗歌在起承转合的内部结构上那么讲究安排照应，但是其一气浑成的体势，仍使它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孙鑛说：“商尚质，然构文却工甚，如此篇何等工妙！其工处正如大辂。”（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所谓的“工妙”，读者应当从诗的整体上去理解，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其艺术性；所谓“大辂”，应是一辆完整的车子，而不是零碎的一辕一轴。
六经皆史，从以诗证史的视角说，此诗是研究音乐舞蹈史的好资料。诗中出现的乐器有四种：衎鼓、管、磬、镛，分属中国古代乐器八音分类法的革、竹、石、金四大类，出现的舞蹈有一种：万舞。《诗经》各篇对鼓声的摹仿是极其生动的，可以使读者从中初步领略原始音乐的力度、节奏和音色。如《小雅·伐木》的“坎坎鼓我”，《小雅·鼓钟》的“鼓钟将将”、“鼓钟喈喈”，《大雅·灵台》的“鼍鼓逢逢”，《周颂·执竞》的“钟鼓喤喤”，《周颂·有駜》的“鼓咽咽”，此篇的“奏鼓简简”、“衎鼓渊渊”，这些摹声的双音叠字词，前一字发重音，后一字读轻声，通过强——弱次序体现了鼓声的力度，又通过乐音时值的组织体现了长短的节奏。从传世实物和考古发掘看，鼓有铜面和兽皮面两大种类，“逢逢”、“简简”、“渊渊”应是对兽皮鼓声的摹仿，“将将”、“喈喈”、“喤喤”则应是对金属鼓声或钟鼓合声的摹仿，它们形象地再现了或深沉或明亮的不同音色。从这一点上说，《诗经》中描绘乐声的叠字词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类描写的滥觞。《那》一诗中所用之鼓为衎鼓，据文献记载，衎鼓有两种类型，一种大型的竖立设置，名为楹或立鼓；一种小型的类似今日之拨浪鼓，较晚起。《那》中之衎鼓当为立鼓，按《释名·释乐器》云：“衎，导也，所以导乐作也。”可知其作用是在祭祀歌舞开始时兴乐起舞。而祭祀时跳的万舞，又见于《邶风·简兮》、《鲁颂·閟宫》。从《简兮）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万舞包括武舞（男舞）和文舞（女舞）两部分，男舞者孔武有力，手执驭马的绳索，女舞者容光焕发，手执排箫和雉鸟羽翎。笔者以为万舞是一种具有生殖崇拜内涵的舞蹈。按“万（万）”与“虿”字相通，《说文解字》释“虿”为毒虫，又称“蚳”，是一种有毒的蛙，则“万舞”一名当关联于蛙的崇拜。而据现代学者研究，蛙在上古信仰中是孕育和繁殖力的象征。此诗所描写的万舞是在鼓声中进行的，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鼓上铸的正是青蛙的形象，这些塑像常呈雌雄交媾状或母蛙负子状以表现生殖崇拜内涵，并且《简兮》所描述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的万舞形象也常见于铜鼓腰部的界格上，这些都是万舞的原始信仰意义的明证。
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楞严经》曾对什么是“浊”有一段阐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也就是说，“浊”是尘土和清水发生了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段论述说得更为明确：“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的诗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形象化。
从字面上看是说，如果说琴可以自己发声，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盒子里就没了乐声？如果说声音是由手指头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凑过耳朵靠近指头直接听到乐声呢？
苏轼在这首诗中思考是：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根据科学依据可知，其实，琴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这不光需要靠琴，还要靠人的指头弹动、敲击钢丝 ,产生振动发出，人的手指和琴同时存在是发出琴音的物质基础，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奏出优美的音乐。
由于钢丝的粗细不同，所以按不同的键，木槌就会敲击相应的钢， 发出不同的声音。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声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佛教视有为无，视生为灭，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减，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要以“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自得、反悟禅道。《题沈君琴》否定了琴、指两者和音乐之声的关系，其思想和《楞严经》“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两圆离，是则常真实”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