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杜甫本来善于骑马,也很爱马,写过不少咏马诗。此诗的风格超迈遒劲,凛凛有生气,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写马,是实写。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为我们描画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马”。它来自大宛(汉代西域的国名,素以产“汗血马”著称),自然非凡马可比。接着,对马作了形象的刻画。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第一为“气韵生动”,第二即是“骨法用笔”,这是作为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提出来的。所谓“骨法”,就是要写出对象的风度、气格。杜甫写马的骨相:嶙峋耸峙,状如锋棱,勾勒出神峻的轮廓。接着写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锐利劲挺,这也是良马的一个特征。至此,骏马的昂藏不凡已跃然纸上了,我们似见其咴咴喷气、跃跃欲试的情状,下面顺势写其四蹄腾空、凌厉奔驰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两个动词极其传神。前者写双耳直竖,有一种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写四蹄生风,而写风入四蹄,别具神韵。从骑者的感受说,当其风驰电掣之时,好像马是不动的,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闪,风也向蹄间呼啸而入。诗人刻画细致,唯妙逼真。颔联两句以“二二一”的节奏,突出每句的最后一字:“峻”写马的气概,“轻”写它的疾驰,都显示出诗人的匠心。这一部分写马的风骨,用的是大笔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细节一概略去,只写其骨相、双耳和奔驰之态,因为这三者最能体现马的特色。正如张彦远评画所云:“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历代名画记》这就是所谓“写意传神”。
诗的前四句写马的外形动态,后四句转写马的品格,用虚写手法,由咏物转入了抒情。颈联承上奔马而来,写它纵横驰骋,历块过都,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这里看似写马,实是写人,这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的形象。尾联先用“骁腾有如此”总挽上文,对马作概括,最后宕开一句:“万里可横行”,包含着无尽的期望和抱负,将意境开拓得非常深远。这一联收得拢,也放得开,它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是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盛唐时代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是最合适不过了。这和后期杜甫通过对病马的悲悯来表现忧国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这首咏物诗它做到了既在物之内,又出于物之外,全诗看似写马,但通过赞马却表达了作者的胸襟和抱负。
南朝宋人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的道理。如果一个艺术形象不能“畅神”,即传达作者的情志,那么再酷肖也是无生命的。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前人讲“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钱泳《履园谈诗》,这个要求杜甫是做到了。
高克恭是元代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他入仕为官但依然喜欢山水见画。
他常常闲来尽兴在山林水之中乐此不疲,画出许多优秀的山水作品。因为常常在如画的江南为官,所以江南山水的烟雨,小桥流水人家迷人景色,影响了高克恭非常有特色的个人风格。他偶然诗兴来,就写一首见自己心意和情怀的小诗。
诗中“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并非等闲人”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也是一种对于人生的感悟和启迪。
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也并不是能“闲”之人。闲并不是无所事事。无所事事的人,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们的人生是浑浑噩噩的,完全没有自主意识。
真正的闲,是看破红尘之后的放下,是参透人生后的舍得,是忘却荣辱后的淡然。所以说:“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并非等闲人。”
这是一首俚俗之作,通篇借“风”与“船”这两件事物铺开。
上片主要写“风”,顺而及“船”。劈头两句就是“无理而有情”的大白话:“好恨这风儿,催俺分离!”其实,催他与恋人分别的并不真是风,然而他却怪罪于风,这不过是他“怨归去得疾”(《西厢记》崔莺莺长亭送别张生时的唱辞中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正如睡不着却怪枕头歪那样,这种“正理歪说”的风趣话中其实包含着难以言传的离别之痛。以下三句便紧接“风儿”而来,越加显得波峭有趣:“船儿吹得去如飞,因甚眉儿吹不展?叵耐风儿!”它所埋怨的仍是这个“该死”的“风儿”,不过语意更有所发展。意谓:既然你能把船儿吹得像张了翅膀一样飞去,那你又为什么不把我的眉结吹散(侧面交代作者的愁颜不展、双眉打结),真是“可恨可恶”(“叵耐”本指“不可耐”之义,这里含有“可恨”之意)透顶!眉心打结,本是词人自己的心境使然。俗语云:“心病还须心药医”。词人不言自己无法解脱离别的苦恼,却恨起风马牛不相及的“风儿”来,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语”和“奇想”,亦极言其“怨天尤人”的烦恼之深矣。人的感情,每到那种极深的境界时,往往便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变态。石孝友的这些词句,便故意地利用这种“变态心理”来表现自己被深浓的离愁所折磨扭曲了的心境,确实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下片则索性从船儿写起。“不是这船儿,载起相思?”这是第一层意思。意谓:若不是偌大一个船儿,自己这一腔相思怎能装得下、载得起?“相思”本无“重量”可言,这里便用形象化的方法把它夸张为巨石一般的东西。说只有船儿才能把它载起,则“相思”之“重”、之“巨”不言自明。在“感谢”船儿帮他载起相思之情之后,作者又“得寸进尺”地向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船儿若念我孤恓?载取人人篷底睡”。意谓:“救人须救彻”,你既然帮我载负了相思之情,那就索性把好事做到底吧!——因此,你若真念我孤寂烦恼得慌,何不把那个人儿(她)也一起带来与我共眠在一个船篷下呢?但这件事儿光靠“船儿”还不行,那就又要转而乞求“风神”——请它刮起一阵怪风,把她从远处的岸边飞载到这儿来吧。如是,则不胜“感谢”矣,故曰:“感谢风儿”!
众所周知,常见的文人词在描写离情别绪时,特别喜欢用“灞桥烟柳”、“长亭芳草”、“绣阁轻抛”、“浪萍难驻”之类的华丽词藻。即如石孝友自己,也写过“立马垂杨官渡,一寸柔肠万缕。回首碧云迷洞府,杜鹃啼日暮”(《谒金门》)之类的“雅词”。然而此首《浪淘沙》却一反文人词常见的面貌,出之以通俗、风趣、幽默、诙谐的风格,却又并不妨碍它抒情之“真”、之“深”,故而可称是首别具“谐趣”和“俗味”的佳作。在读惯了那些浓艳得发腻的离别词后,读一读这首颇有民歌风味的通俗词,真有点像吃惯了鱼腥虾蟹之后尝到山果野蔌那样,很富有些新鲜的感觉。
全词通过先是怨风、责风,次是谢船、赞船,再是央船、求风,最后又谢风、颂风,曲折而生动地展示了词人在离别途中的复杂心境:先言乍别时“愁一箭风快”(周邦彦《兰陵王》)的痛楚,次言离途中“黛蛾长敛(这里则换了男性的双眉而已),任是春风吹不展”的愁闷,最后则突发奇想地写他希冀与恋人风雨同舟的渴望。这三层心思,前二层是前人早就写过的,但石孝友又加以写法上的变化,而第三层则可谓是他的“创造”。这种大胆而奇特的幻想,恐怕与他接受民间词的影响有关。比如敦煌词中就有很多奇特的想象,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又如“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