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乃诗人于宣宗大中六年时所写,当时李商隐要离开成都,返回梓州,于是在饯别宴席上写下此诗。诗歌描绘了战乱时候与朋友惜别的感伤,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思想感情。而且,该诗是李商隐模仿杜甫的风格所写的诗,《唐贤清雅集》中点评“此是拟作,气格正相肖,非但袭面貌者”。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这句的前半句泛言人生离别的普遍和平常,让读者在诘问中有所思考:人生有多少悲欢离合,个人的命运又是怎样身不由己。诗人虽然有着无尽的感叹,但是调子并不悲伤。细细体味,诗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既然人生离别在所难免,不如以旷达处之。后半句笔锋一转,转到“世路干戈”这个大背景上,道出在干戈中离别的沉重感伤,思路跳跃奔腾,“大开大合,矫健绝伦”。如此读来,不仅曲折顿挫、气势雄放,而且自然地引出下文的伤时感世之情,可谓落笔不凡。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这两句紧承上文的“世路干戈”,写出了当前的动荡局势。当时唐王朝和吐蕃、党项经常发生边境争夺战争,朝廷屡派使者处理边境事宜,局势紧张,动荡不安。然而诗人并未将剑拔弩张的战争场景白描出来,而是从侧面含蓄地指出时局的纷乱:使者久久未得回归,可见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局势非常不稳定;而边境处有大军驻扎,也足以想象局势的一触即发。这两句诗气象阔大,感慨深沉,不仅简洁醒目地勾勒出西北边境历年战乱的紧张局面,更饱含着诗人无限忧国伤时之情。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这两句从时事转入眼前:宴席上,醉客不断地向醒客敬酒;远处的江面上,晴云夹杂着雨云,也不知道天气会如何。看着人们只顾互相劝酒,诗人不免感慨万端。诗人用“醉客"来指饯行席上的醉者,同时暗喻其为浑浑噩噩、不关心国事的庸碌之辈。此处是暗用了《楚辞·渔父》屈原的诗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此时此刻,有谁能够理解自己忧国伤乱的心情呢,这些忧虑只能自己慢慢地咀嚼了。
“晴云”、“雨云”也不仅仅是指天气的变幻不定,更是比喻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透露出诗人的无限忧虑。该句中“醉客”对“醒客”,“晴云”对“雨云”,不仅造句工整巧妙,富有音韵之美,更是运用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因此显得意义丰厚。除此以外,这还是“当句对”,即不但上下旬互相对仗,而且每句当中又自为对仗。这种手法始创于杜甫,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成熟、定型却在李商隐,他的诗歌中有大量的类似之作,如“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等,都用了这种手法。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末联紧扣“蜀中离席”的诗题,话题仍回到饯别。有人说这是主人留客之语,如此美好的成都生活,何忍远离。但是实则“美酒”、“卓文君”这些陈述,看似宽慰或向往美好的生活,却是反衬诗人生活漂泊,家国无依的沉重心情。同时又暗指时事堪悲,一些人却沉迷于于酒色,流连忘返,着实让人不齿。从表面看是赞美,但实际上蕴含着诗人对“醉客”的婉讽。另外,在最后一句中用上卓文君这个典故,也隐约表达了诗人希望在仕途上被重用的思想感情。
全诗看来,诗歌体现了李商隐关怀国事,忧虑时局的政治热情。诗人以矫健凄婉的笔力表达了一种深沉凝重的思想。诗歌的艺术也颇显精密,世路干戈,朋友离别是总起,下面写“干戈”而感伤时势,接着写“离群”而感伤别离,结尾却因浓重的忧时情怀而超越了个人的离群之别。全诗脉络精细,变化重重,颇具韵味。这也是李商隐极意学习杜诗的地方。
王安石曾指出,唐朝人学习杜甫而真正得到杜诗神韵的就只有李商隐一人而已。李商隐在该诗中把时事之感融人酬答唱和之中,将抒情、叙事紧紧融合在一起,气势宏大,情韵深厚,笔力雄健,结构上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诗的风格沉郁顿挫,苍劲雄迈,与杜甫晚年的七律,如《恨别》、《登楼》、《秋兴八首》等诗很相近,而与诗人描写爱情的《无题》那种隐微幽深、凄婉动情的风格大有不同。不过,李商隐此诗,并非单纯的模拟,更有自己的特色,诗歌中融入了较多的个人身世之感。其体情之入骨,用情之深挚,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
秣陵怀古,光看题目,似乎还是传统诗词中对六朝兴亡的感慨吟咏。可纳兰性德不然, 他围绕明朝开国建都于金陵,后来统治全国,迁都北京,最终仍落得个覆灭的命运展开议论。
诗的前两句是借景抒情。“山色江声共寂寥”,秦淮自古繁华地,这里江山险要,有虎踞龙盘之势。可是如今南京钟山的美景、长江的水声都归于寂静,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诗人眼前是秣陵,但思绪所及,却是对千里之外的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树晚萧萧”的联想,晚风吹过明皇陵,只有树叶微微作响,两者同样都是一片萧索的境况。 “中原事业如江左”,这句将全诗主旨直接揭开:曾经统治全国的明朝政权,即所谓的“中原事业”,与历史上偏安于长江下游以东的六朝、也包括南明小朝廷这些所谓的“江左”政权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那样腐朽黑暗,荒淫逸乐,民不聊生,都是一再地重蹈历史的覆辙。一个“如”字,将看似对立的“中原”与“江左”等同了起来。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芳草何须怨六朝”。以“芳草”来咏叹六朝衰亡的诗词从来就有很多,如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王安石《桂枝香》“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等皆是。纳兰性德感叹人们何必总以芳草来感伤六朝的消亡,后来的朝代更替不也都是如此。可见,在他眼里,清朝取代明朝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整首诗的描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跨度很大,纵横万里,上下千年,虚实相映,写景和议论相结合,寓兴亡于山色夕阳、江涛草树之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世事的沧桑变化,突破了前人金陵怀古之作的旧框架。
诗的前四句写因匆促南行而不能从容欣赏嘉州龙岩风光。“系舟”表明是“舟行适楚”(苏轼《南行前集叙》)。征,远行。南征,沿岷江、长江南行。“日夕事南征”,从早到晚,整天都在忙于南行。“日夕”二字已充满怨气。往意,前行之意,而缀以“纷何速”,特别是缀一“纷”字,进一步抒发了勉强南行的不快之情。“空岩”指嘉州龙岩。“幽自明”的“自”字用得很精,它表明龙岩虽幽静明丽,“号小桃园”,可惜却无人欣赏,只是“自明”而已。前三句是因,后一句是果,遣词造句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中四句写嘉州知州盛宴招待他们父子,而诗人因心情不快,兴致索然。使君,汉代指刺史,汉以后作为对州郡长官的尊称。此指嘉州知州,姓名不详。高会,盛会,指嘉州知州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余情,富有感情。前两句表现了苏洵此时虽为布衣,但社会地位已有显著变化。
苏轼《钟子翼哀辞》说,1047年(庆历七年),苏洵应制科试不中,到庐山等地游览,“方是时,先君失为时所知,旅游万里,舍者常争席。”这次南行是在1056年(嘉祐元年)苏洵父子名动京师以后,情况大变,沿途都有地方官吏,亲朋好友迎送。除嘉州知州为之“高会”外,过泸州,有老友任遵圣相侯,苏轼兄弟都有《泊南井口期任遵圣》诗;经渝州(今重庆),有渝州知州张子立“谒我江上”(见苏洵《答张子立见寄》);至丰都(今属重庆),有“知县李长官”迎候(见苏洵《题仙都山麓并叙》);苏轼《入峡》诗说:“野宿荒州县,邦君古子男。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霜柑。”至江陵,他们父子更成了王荆州的座上客。可见,“高会有余情”,并不止嘉州一地,它充分说明了苏洵社会地位的提高。
苏洵被雷简夫誉为“王佐才”、“帝王师”(见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五),他本人也自称“有志于当世”(苏洵《上富丞相书》),但他不会满足于虚名。他对朝廷不能破格重用自己深感失望,1057年(嘉祐二年)返蜀后,已决心不再入京:“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东。”(《上欧阳内翰第三书》)朝廷召他试策论于舍人院,他更感到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昨为州郡发遣,徒益不乐耳。”(《答雷简夫书》)这就是“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整个南行途中情绪低沉的原因。
最后四句是申说前句之意。“山川随望阔”切合地势,嘉州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水汇聚之地,冲积成辽阔的平原,苏轼《初发嘉州》诗也有“旷荡造平川”语,因此,这一“阔”字正把握住了嘉州龙岩的特征。“气候带霜清”切合时间,苏洵父子于1059年(嘉祐四年)十月初启行,正是深秋初冬时节,“霜清”二字准确地交待了时令。“佳境”,指故乡山水,苏轼《初发嘉州》诗所谓“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青衣江)清可怜”,正好作这一句的注脚。结句“何时休远行”,更集中抒发了诗人勉强赴京的抑郁之情。苏洵《游凌云寺》诗,描写了凌云大佛的壮观,歌颂了夏禹、李冰治水的功绩,抒发了壮志不酬的苦闷:“今余劫劫(忙碌貌)独何往,愧尔前人空自咍(自嘲)。”他在《和杨节推见赠》中也说:“予懒本不出,苦为人事劫。相将犯苦寒,大雪满马鬣。”南行途中的这些诗句都可与“何时休远行”互证。
这首诗虽题作《游嘉州龙岩》,但并不以写景胜,而是以抒情胜;对龙岩的描写着墨不多,用语也比较抽象。全诗感情沉郁,格调苍凉,集中表现了这位饱经风霜、名满天下而前程渺茫的老人的抑郁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