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美女的情态。词一开始,用“香玉”两字来概括了女子通体的优美。玉是滑润的,却也是冰凉的,但他着一“香”字,不仅成了活色生香,而且更有了温润的质感。不止见其肤色之细腻如玉,亦且见肌肤之气息,中人如兰之香。有此体香,其温自不待言的了。古人喜欢用玉来形容女子。如王建的《宫中调笑》:“玉容憔悴三年。”再如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不仅人如玉,而且是香玉,唐玄宗的《好时光》中说:“莲脸嫩体红香。”这就使人感到了女子的肤色不仅洁白如玉,而且吹气如兰,甚至通体生香。如此的女子,虽不言其如何美,仅此“香玉”二字,便已足够是人间之至可宝贵的了,其人如玉。而词的第二、三两句进一步写她的身份。她头上的钗是用翡翠打磨而成的一只翠凤,翠凤的口中,还吊着一串耀眼的宝石,如流苏般沉沉地垂着。钿筐,是小簪子;交胜,是臂上的金环。这些装饰品上面都闪耀着金星。头上的首饰是华美的。第四句写她身上穿的衣服。那质地的高贵,是经过西子浣洗过的春水般的越罗。用春水来形容罗,不仅写出了颜色,而且还写出了飘拂的姿态,像碧波般的漾荡。这就将人更衬的如出尘的仙女、那宓水妃子。这些都写出她的身份是高贵的,这就恰如高明的电影导演那样,首先给观众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服饰华丽的绝色女子的特写,使观众一开始就为她的艳色所惊异。人既如玉,而服饰又是这般的华丽,极言其美,也就是极言其才。她既是这般的美,读者便也极希望看到她将是如何幸福。
下片将镜头一下拉开,成了全景,使读者看到了她所居的卧室,是雕梁绘藻的画堂。自然室既如此,则与之相应的摆设也就不言而可知了。看来已是半夜了,因为蜡烛已经烧了很久;闪闪的余光在低垂的竹帘上跳动着。这一特写,首先给人的是一个不安定的空虚的感觉。
于是,读者就要用另一种怜惜的眼光,再看一下这个女子了。她如此盛装,却原来是那无限伤心的样子。而随着更漏滴残的声音,读者似乎也理解了她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所守望的人。但却被这无情的更声惊醒了,好梦成空,原来只是一己的空想。是以她这才忡怔地呆着,两眼只盯着那有着山水画的屏风。读者随着她的眼光落在了屏风上,看到了曙色光临,因为屏风是曲折着摆在那里的。向阳的一面就被曙光照见了,而向阴的一面却还是黑的,因此上面画的山水,也就像若断若续的那样——读者从这痴呆的眼神中,感到了她的惆怅,是在想望着那山水之间的他。是的,一夜又过去了,连梦也做不完全。这就又透露了她已不知这样经历过多少次的伤心和失望了。望极之后,便会是失望。词人虽没有说,然而其势岂非已是摆在这里的了。
词人这样写她的装饰,不仅是美的需要,也是为了写出典型的人,写出了她华贵的身份,是在说明她的不幸,完全不在于自己,她岂非已是非常完美的了,而就在于他所望之人的薄幸。
写她如此孤寂,用“梦”来点明她思念之专,用“无限心曲”来写她思念之深,用暗示一夜又一夜来写她的忠贞,这就把一个守贞的贵妇人写活了。然而她所等得的,分明是无情的遗弃。词是华丽的,却深深地隐藏着无声的怨怼。会读的会读出如鲁迅先生说的:“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预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华盖集·杂感》)温庭筠在这里写出的沉默和怨怼,很难说这不是即将崩溃的晚唐政治的写照。而不会读的、或者说满脑子封建意识的,就只会读出陈梁宫体,然而这确实是冤枉了温庭筠。
这首诗首联诗人回忆从前夫妻生活的谐和融乐;颔联写自已如飞鸿失偶,鸣中常带苦涩,妻子独自带着女儿,任劳任怨,值得可怜;后二联写妻子之相思以及诗人收到妻子书信后的担忧与负疚。全诗对仗工整,情浓意切。这首诗充分表现了诗人身为丈夫对病中妻子的怜惜、关爱和歉疚之情。
首联回忆从前夫妻生活的谐和融乐。“同检红梅玉镜前,如何小别便经年?”诗人曾伴着妻子在镜前梳妆,同检红梅,这虽然仅是一个细微的动作,却包含着夫妇间无限温柔与体贴。所以在诗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然如今劳燕分飞已经有一年了,怎不令他愁思满怀。“如何”二字将诗人离别的愁苦与对妻子的相思之情曲曲传出。
颔联俱以比兴出之,上句写自已如飞鸿失偶,鸣中常带苦涩;下句说妻子独自带着女儿,像栖凤将雏,憔悴可怜。“飞鸿呼偶音常苦,栖凤将雏瘦可怜。”诗人有一女,取名枝秀,所以有“将雏”的说法。这两句虽用了隐喻,但表现的感情十分显豁明了,前句写我后句写妻,相对成文,真情自见。 “瘦可怜”三字也紧扣妻子在“病中”的事实。
颈联顺势具体描摹两地相思的情状。“梦远枕偏云叶髻,寄愁买贵雁头笺。”妻子孤枕夜梦,远行千里,压偏了浓密峨峨的云髻,而诗人欲托鱼雁传书,倾诉愁绪,为了那份对妻子的真情与珍爱,不惜购买昂贵的雁头笺纸。此联上下二句皆用折腰句,即上三下四的格式,既句法丰富,节奏多变,更是为了突出“偏”“贵”二字,前者可见妻子梦之幽深,思之绵远,后者则点明诗人对感情交流的郑重与在乎。
尾联的上句写自己接到妻子病中的书札,不禁泪流纵横。“开缄泪涴销魂句,药饵香浓手自煎。”诗人为妻子的病情而担忧,读着她的来信。诗人似乎看到她抱病自煎汤药的孤寂。而自己远在他乡不能陪伴帷幄,真是于心何忍。张问陶之妻林韵徵是成都盐茶道林西厓之女。能诗善文,被誉为四川才女,其信中自有感情沉挚的诗句,所以诗称之为“销魂句”。这两句与上一联相反,上句写自己,下句写想象中的妻子,传达出自己的负疚之情,正应合“得内子病札”之题面。
这首诗写夫妇间真诚的思念十分成功。它用了律诗特有的对仗手法,两两相对地展开自己与妻子之间的情愫。首联虽为合写。然以时间上的差异表示昔日的欢爱与如今的孤独。下三联都一句写自己,一句写妻子,用了虚实相生的表现方法,不仅写出自己的相思。而且从对面落笔,形象地刻画出妻子的思念与病态。从而更深刻地表现了他们伉俪相知之深,情意之笃,其中优美的形象与精当的比况更加强了诗的感染力,读来感人肺腑。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