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以煮盐为生的穷灶户的诗。诗的首二句描写灶户居室之陋和夏日煎盐之苦，末二句写与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通过对比，深切地表现了灶户之苦。全诗真切易懂，朴素自然。
首句“白头灶户低草房”，描写劳苦一生的已经白发苍苍的灶户居室之陋；第二句“六月煎盐烈火旁”，描写夏日煎盐之苦，概括了灶户们的无限辛酸，也包括了诗人的无限辛酸。《如皋县志》对灶民的生活有所记载，可以参看。他们的居处是“缚草堤坎，数尺容膝，寒风砭骨，烈日铄肤”；他们夏天煎盐的情况是“暑日流金，海水百沸，煎煮烧灼，垢面变形”。这些记载，可为此诗首两句作注。据吴嘉纪诗最早的刻本（康熙初周亮工所刻赖古堂本），白头句作“场东卑狭海氓房，六月煎盐如在汤”，可以参看。白头句造语更为平易朴实，近乎白描，似胜于原来的场东句。以平易之语，写惊心之情，更能表现吴嘉纪诗的特点。
读完首两句，已可想见灶民之苦。但诗人并不满足于此，即不满足于一般的艺术效果，而要求充分的能够震撼人心的效果。三、四两句出人意外：和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人们不一定有煎盐的经验，但在烈日下流汗的经验是有的。两相比照，就可以更深地体会到灶户之苦，诗人所要求的艺术效果也就达到了。
吴嘉纪写过不少反映灶户和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诗。但一首绝句，只能选取最有特征的断面，写出诗人最深的感受。这首诗只集中在夏日煎盐一点，加以独特的处理，如三、四两句是一般诗人想不到写不出的。这是这首诗的成功处，也是诗人的高明处。
该诗是《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续篇。诗前有作者一篇小序。其文云：“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序文说得很清楚，诗人因写了看花诗讽刺权贵，再度被贬，一直过了十四年，才又被召回长安任职。在这十四年中，皇帝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人事变迁很大，但政治斗争仍在继续。作者写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向打击他的权贵挑战，表示决不因为屡遭报复就屈服妥协。
和《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样，此诗仍用比体。从表面上看，它只是写玄都观中桃花之盛衰存亡。道观中非常宽阔的广场已经一半长满了青苔。经常有人迹的地方，青苔是长不起来的。百亩广场，半是青苔，说明其地已无人来游赏了。“如红霞”的满观桃花，“荡然无复一树”，而代替了它的，乃是不足以供观览的菜花。这两句写出一片荒凉的景色，并且是经过繁盛以后的荒凉。
与《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之“玄都观里桃千树”，“无人不道看花回”，形成强烈的对照。下两句由花事之变迁，关合到自己之升进退，因此连着想到：不仅桃花无存，游人绝迹，就是那一位辛勤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可是，上次看花题诗，因而被贬的刘禹锡现在倒又回到长安，并且重游旧地了。这一切，是不能预料的。言下有无穷的感慨。
再就其所寄托的意思看，则以桃花比新贵，与《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相同。种桃道士则指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因而被他们提拔起来的新贵也就跟着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煊赫声势，而让位于另外一些人，正如“桃花净尽菜花开”一样。而桃花之所以净尽，则正是“种桃道士归何处”的结果。
诗人想的是：这，也就是俗话说的“树倒猢狲散”。而这时，我这个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难道是那些人所能预料到的吗？对于扼杀那次政治革新的政敌，诗人在这里投以轻蔑的嘲笑，从而显示了自己的不屈和乐观，显示了他将继续战斗下去。
刘禹锡玄都观两诗，都是以比拟的方法，对当时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讽刺，除了寄托的意思之外，仍然体现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意象。这种艺术手法是高妙的。
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后两句突然借花之自悼，实写人之自悼。此诗托物言志，情感真切自然。
“浮香绕曲岸”，未见其形，先闻其香。曲折的池岸泛着阵阵清香，说明荷花盛开，正值夏季。“圆影覆华池”，写月光笼罩着荷池。月影是圆的，花与影，影影绰绰，莫能分解。写荷的诗作不在少数。而这首诗采取侧面写法，以香夺人，不着意描绘其优美的形态和动人的纯洁，却传出了夜荷的神韵。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是沿用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意，但又有所变化，含蓄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早年零落的感慨。
卢照邻在去世前不久写的《释疾文》中说道：“春秋冬夏兮四序，寒暑荣悴兮万端。春也万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见其盛而知其阑，秋也严霜降兮殷忧者为之不乐，冬也阴气积兮愁颜者为之解欢。圣人知性情之纷纠。”这不免也有诗人自己的性格原因。由于他被病痛所折磨，对事物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如《释疾文》中所说：“神翳翳兮似灰，命绵绵兮若缕。一伸一屈兮，比艰难若尺蠼，九生九死兮。同变化乎盘古。万物繁茂兮此时，余独何为兮肠邅回而屡腐？”“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独兰騨兮不自胜。”万物越是繁茂越是生机勃勃，他就越发感觉到自己的形象枯槁。同时他对繁荣的万物是“感其生而悼死”，“见其盛而知其阑”也有对自己和他人盛时的回忆与感慨。他的这种思想突出表现在他晚期的诗歌里。
《曲池荷》的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而后两句突然转写花之自悼。这花之自悼实为人之自悼。咏物诗，“因物以见我”，乃见其佳处。除余山《竹林问答》中说：“咏物诗寓兴为上，传神次之。寓兴者，取照在流连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兴也。传神者，相赏在牝牡骊黄之外，《三百篇》之赋也。若模形范质，藻绘丹青，直死物耳，斯为下矣。”如此看来，可见卢照邻咏物诗之造诣。
《曲池荷》在写作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所谓象征，就是借用某一景物或形象的某些特征来表现另一事物或形象的艺术手段。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象征与被象征的事物，即荷花的遭遇和诗人的遭遇一明一隐，一实一虚。诗中所创造的境界掩盖着、暗示着、朝向着另一个深邃的精神境界即诗人内心隐蔽的境界，最后完全融合。读者突破诗人设置的这个外在境界后，才能真正走进诗人刻意营造的另一个隐蔽的内心境界，才真正获得了作者的意图，即诗旨诗趣。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