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写报国之情和忧国之念的作品。诗的前六句追怀旧事,寄慨遥深;后两句既有送行之意,也有对金兵的突然退却难以置信,又欣喜若狂。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二句以简洁的笔墨概括了金兵南犯的经过,同时也交待了诗的写作背景。诗人最初听说金兵已迫近南京城,来势凶猛;不久又得闻金兵集结在瓜州渡,气焰益炽。
处此危难之际,诗人多想挺身而出,联合抗金志士,挽狂澜于既倒,为国除危,为民解难。可是,只求苟安、不思恢复的南宋朝廷早已把他看成心存不轨的异己分子,不能容许他执掌重兵、慷慨赴敌。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内心充满愤慨:“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诗人曾多次向朝廷提出抗敌复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然而满朝公卿,尽皆畏敌如虎,嫉贤如仇,没人肯听取他的意见。诗人的上书,要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要么如虎须捋毛,招致处罚。作为备受歧视的在野人士,他只有徒然地为时局担忧。这两句前后照应,因果分明,对比强烈:一边是诸公堵塞贤路,不恤国计;另一边则是诗人系念时局,忧心如焚。孰是孰非,孰善孰恶,一目了然。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二句借景抒情,益见其愤慨之烈、痛苦之深。“危楼”,即高楼。当时,诗人身受羁绊,无计可施,拳拳报国之心竟与打到窗上的急雪一样碎成粉末;登上高楼,远望狼烟四起,诗人更不禁涕泪交流。这一切,虽已成为旧日之事,却深深地镌刻在诗人的记忆之中。“七兄”即将奔赴的扬州正是当时的兵燹之地。
在送别的时刻,诗人首先想到那惨痛的景象并形诸诗笔,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后两句折回题意,渲染送别之情。 “岂知”,点明形势的变化出乎诗人的意料之外——当初,他何曾料及金兵会发生内讧,使一场更大的战祸得以弭息。“乱絮飞花”,则暗示随着金兵的撤离,淮水以南地区又恢复了和平景象。诗人笔下的花絮,不仅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且具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感,欣然担负起送客的使命。它们追随在七兄乘坐的小舟前后蹁跹起舞,既表欢送之情,亦致挽留之意。此情此意,不能不使七兄深受感动。其实,多情的与其说是乱絮飞花,莫如说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眷眷然不忍与七兄分别,却不从正面说破,而将自己的感情赋予乱絮和飞花,于是,乱絮飞花便变得如此深情缱绻。这幅生意盎然的“送客图”,实际上只是诗人的主观意识外化后产生的某种幻象。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是触景生情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是移情于景了。而无论触景生情,还是移情于景,究其效用,都有助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从艺术上看,这首诗不仅属对精切,造语工巧,而且情寓景中,意余言外。
宋沈义父云:“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乐府指迷》)这首咏草词虽不着一“草”字,却用环境、形象、神态的描绘,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词中,上片以绮丽之笔,突出雨后青草之美;下片以凄迷之调,突出青草有情,却反落入苍凉之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长堤上绿草平整、露光闪烁;远处的别墅如烟绿草掩映下若隐若现。接下来一句总写芳草萋萋。“雨后江天晓”,是用特定的最佳环境来点染春草的精神,通过雨后万物澄澈、江天开阔的明媚物象,活画出浓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为下文“少年”的出场作铺垫。“独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于北朝。庾信留魏时已经四十二岁,当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开府集序》)。这里借指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刚释褐入仕的年轻官员,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实为一物,用这里主要是形容宦游少年的英俊风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绿的草色与袍色互相辉映,显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绵可爱,用遍地春草映衬出宦游少年的春风得意。
词的下片转而抒写宦游少年春尽思归的情怀。过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萨蛮》词末二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接下来两句,词人流露出对宦海浮沉的厌倦,用自怨自艾的语调表达了强烈的归思。“落尽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诗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归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结拍两句渲染了残春的迟暮景象。
“老”字与上片“嫩”字遥相呼应。于春草的由“嫩”变“老”之中,暗寓伤春之意,而这也正好是词人嗟老、倦游心情的深刻写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梅圣俞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淮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
这首诗的首句描绘露筋祠中女神的塑像,后三句写祠外风光,湖云烟树,月堕风轻,白莲吐芳,烘托了女神像的圣洁。诗人通过景物描写,寄寓着自己对所敬仰和所爱慕的热情的赞颂。整篇诗的境界清远,诗味含蓄,想象空灵,语言秀丽。
前人书中曾记载,露筋祠中的“圣女”,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姑。但在诗中,她被描绘成雍容华贵的贵族小姐。他的这种脱离实际的写法,当时有人颇不以为然。然而王士祯有自己独特的构想,他认为诗中的“圣女”代表着最纯洁、最高贵、最美好的心灵,是最圣洁的女神的化身,因而他加之以“翠羽明珰”,也不过类似“此花端合在瑶池”的用意。
不仅如此,在“翠羽明珰”之后,诗人又把她置身于“湖云祠树碧于烟”的环境中,祠的四周绿树葱茏,湖波苍苍,湖云茫茫。这一切如烟如雾,将露筋祠烘托得缥缈而神秘,犹如仙境,而这位露筋“圣女”俨然为瑶池仙子了。
按常理,在交代了祠庙和祠神后,接着便写自己的观感。而作者似乎完全忘记了主题,顾左右而言他,“行人系缆月初坠,门外野风开白莲。”在月亮刚落的拂晓时分,诗人的船停靠在高邮湖畔露筋祠前,野风习习吹来,给人带来一阵阵盛开的白色荷花的缕缕馨香,沁人心脾。这“门外野风开白莲”与门内“翠羽明珰”看起来二者并不相关,然而细细辨析,韵味悠然。莲花在传统审美意识中,一向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象征,白莲更显示着一种洁白无瑕的品格,睹花思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近在咫尺的露筋祠内那位圣洁女神。这野风中的白莲就是圣洁女神的化身。但诗人没有讲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将“圣女”的人格美与白莲的风神美两相映衬,读者自然心领神会。
王士祯是清代诗坛神韵派大师,论诗标榜“神韵”,认为作诗须达到境界缥缈淡远、意味空灵含蓄,避免实指,露人工雕琢痕迹要在自然,具有风调之美。而其作诗要诀则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首《再过露筋祠》,正充分体现了上述这些特点和要求。就以此诗来说,诗中的人,是诗人想像中的缥缈天仙;诗中的“野风开白莲”,也未必是当时当地实有的景物。因为王士祯追求的是“空灵”诗中的情和景,都是凭“兴会神到”时的灵感所得,不必去一一坐实的。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