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音乐诗较著名者，有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李白《听蜀僧濬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琵琶行》等及韩愈此篇。篇篇不同，可谓各有千秋。喜惧哀乐，变化倏忽，百感交集，莫可名状，这就是韩愈听颖师弹琴的感受。读罢全诗，颖师高超的琴技如可闻见，怪不得清人方扶南把它与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相提并论，推许为“摹写声音至文”了。
此诗写作者听颖师弹琴的感受。诗从演奏的开始起笔，到琴声的终止完篇。诗人首先运用多种手法刻画了音乐形象，然后，诗人又写了音乐效果，以自己当时的坐立不安、泪雨滂沱和冰炭塞肠的深刻感受，说明音乐的感人力量。形象的刻画为效果的描写提供了根据，而效果的描写又反证了形象的刻画的真实可信，二者各尽其妙，交互为用，相得益彰。
诗分两部分，前十句正面摹写声音。起句不同一般，它没有提及弹琴者，也没有交待弹琴的时间和地点，而是紧扣题目中的“听”字，单刀直入，把读者引进美妙的音乐境界里。琴声袅袅升起，轻柔细屑，仿佛小儿女在耳鬓厮磨之际，窃窃私语，互诉衷肠。中间夹杂些嗔怪之声，那不过是表达倾心相爱的一种不拘形迹的方式而已。正当听者沉浸在充满柔情蜜意的氛围里，琴声骤然变得昂扬激越起来，就象勇猛的将士挥戈跃马冲入敌阵，显得气势非凡。接着琴声又由刚转柔，呈起伏回荡之姿。恰似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敌氛尽扫，此时，天朗气清，风和日丽，远处浮动着几片白云，近处摇曳着几丝柳絮，它们飘浮不定，若有若无，难于捉摸，却逗人情思。琴声所展示的意境高远阔大，使人有极目遥天悠悠不尽之感。
蓦地，百鸟齐鸣，啁啾不已，安谧的环境为喧闹的场面所代替。在众鸟蹁跹之中，一只凤凰翩然高举，引吭长鸣。“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这只不甘与凡鸟为伍的孤傲的凤凰，一心向上，饱经跻攀之苦，结果还是跌落下来，而且跌得那样快，那样惨。这里除了用形象化的比喻显示琴声的起落变化外，似乎还另有寄托。联系后面的“湿衣泪滂滂”等句，它很可能包含着诗人对自己境遇的慨叹。他曾几次上奏章剖析政事得失，希望当局能有所警醒，从而革除弊端，励精图治，结果屡遭贬斥，心中不免有愤激不平之感。“湿衣”句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颇相类似，只是后者表达得比较直接，比较显豁罢了。
后八句写自己听琴的感受和反应，从侧面烘托琴声的优美动听。“嗟余”二句是自谦之辞，申明自己不懂音乐，未能深谙其中的奥妙。尽管如此，还是被颖师的琴声所深深感动，先是起坐不安，继而泪雨滂沱，浸湿了衣襟，犹自扑扑簌簌滴个不止。这种感情上的强烈刺激，实在叫人无法承受，于是推手制止，不忍卒听。末二句进一步渲染颖师琴技的高超。冰炭原不可同炉，但颖师的琴声一会儿把人引进欢乐的天堂，一会儿又把人掷入悲苦的地狱，就好比同时把冰炭投入听者的胸中，使人经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剧烈波动。
全篇诗情起伏如钱塘江潮，波涛汹涌，层见迭出，变化无穷。上联与下联，甚至上句与下句，都有较大的起落变化，例如首联“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写柔细的琴声，充满和乐的色调，中间着一“怨”字，便觉波浪陡起，姿态横生，亲昵的意味反倒更浓，也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又如首联比以儿女之情，次联拟以英雄气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柔一刚，构成悬殊的形势。第三联要再作起落变化，即由刚转柔，就很容易与第一联交叉重叠。诗人在实现这一起伏转折的同时，开辟了另一个新的境界，它高远阔大、安谧清醇，与首联的卿卿我我、充满私情形成鲜明的比照，它所显示的声音也与首联不一样，一者（首联）轻柔细屑，纯属指声；一者（三联）宛转悠扬，是所谓泛声。尽管两者都比较轻柔，却又各有特色，准确地反映了琴声高低疾徐的变化。清人方东树说韩愈写诗“用法变化而深严”（《昭昧詹言》），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历来写乐曲的诗，大都利用人类五官通感的生理机能，致力于把比较难于捕捉的声音转化为比较容易感受的视觉形象。这首诗摹写声音精细入微，形象鲜明，却不粘皮着肉，故而显得高雅、空灵、醇厚。突出的表现是：在摹写声音节奏的同时，十分注意发掘含蕴其中的情志。好的琴声既可悦耳，又可赏心，可以移情动志。好的琴声，也不只可以绘声，而且可以“绘情”、“绘志”，把琴声所表达的情境，一一描摹出来。诗歌在摹写声音的同时，或示之以儿女柔情，或拟之以英雄壮志，或充满对自然的眷恋，或寓有超凡脱俗之想和坎坷不遇之悲，如此等等，无不流露出深厚的情意。
韩愈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文学巨匠。他写作诗文，能够摆脱拘束，自辟蹊径。这首诗无论造境或遣词造语都有独到之处。以造境言，它为读者展示了两个大的境界：一是曲中的境界，即由乐曲的声音和节奏所构成的情境；一是曲外的境界，即乐曲声在听者（诗人自己）身上得到的反响。两者亦分亦合，犹如影之与形。从而使整个诗歌的意境显得深闳隽永，饶有情致。
以遣词造语论，不少诗句新奇妥帖，揉磨入细，感染力极强。例如开头两句押细声韵，其中的“女”、“语”和“尔”、“汝”声音相近，读起来有些绕口。这种奇特的音韵安排，恰恰适合于表现小儿女之间那种缠绵纠结的情态。后面写昂扬激越的琴声则改用洪声韵的“昂”、“场”、“扬”、“凰”等，这些都精确地表现了弹者的情感和听者的印象。另外，五言和七言交错运用，以与琴声的疾徐断续相协调，也大大增强了诗句的表现力。如此等等，清楚地表明，诗人匠心独运，不拘绳墨，却又无不文从字顺，各司其职。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其实也是韩愈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
李胄，一作李曹，又作李渭，其人，其事，以及他与韦应物的关系，似已无考；从此诗看，想必两人的交谊颇漠。诗中的“楚江”、“建业”，是送别之地。长江自三峡以下至濡须口（在今安徽省境内），古属楚地，所以叫楚江。建业，原名秣陵，三国时吴主孙权迁都于此，改称建业，旧城在今南京市南。
这是一首送别诗。首联写送别之地，扣紧“雨”、“暮”主题。二、三两联渲染迷离暗淡景色；暮雨中航行江上，鸟飞空中，海门不见，浦树含滋，境地极为开阔，极为邈远。末联写离愁无限，潸然泪下。全诗一脉贯通，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虽是送别，却重在写景，全诗紧扣“暮雨”和“送”字着墨。
首联“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起句点“雨”，次句点“暮”，直切诗题中的“暮雨”二字。“暮钟时”，即傍晚时分，当时佛寺中早晚都以钟鼓报时，所谓“暮鼓晨钟”。以楚江点“雨”，表明诗人正伫立江边，这就暗切了题中的“送”字。“微雨里”的“里”字，既显示了雨丝缠身之状，又描绘了一个细雨笼罩的压抑场面。这样，后面的帆重、鸟迟这类现象始可出现。这一联，淡淡几笔，便把诗人临江送别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同时，为二、三联画面的出现，涂上一层灰暗的底色。
下面诗人继续描摹江上景色：“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漠不见，浦树远含滋。”细雨湿帆，帆湿而重；飞鸟入雨，振翅不速。虽是写景，但“迟”、“重”二字用意精漠。下面的“漠”和“远”又着意渲染了一种迷蒙暗淡的景色。四句诗，形成了一幅富有情意的画面。从景物状态看，有动，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帆来鸟去为动，但帆重犹不能进，鸟迟似不振翅，这又显出相对的静来；海门、浦树为静，但海门似有波涛奔流，浦树可见水雾缭绕，这又显出相对的动来。从画面设置看，帆行江上，鸟飞空中，显其广阔；海门漠，浦树远，显其邃邈。整个画面富有立体感，而且无不笼罩在烟雨薄暮之中，无不染上离愁别绪。
景的设置，总是以情为转移的，所谓“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诗人总是选取对自己有独特感受的景物入诗。在这首诗里，那冥冥暮色，霏霏烟雨，固然是诗人着力渲染的，以求与自己沉重的心境相吻合，就是那些用来衬托暮雨的景物，也无不寄寓着诗人的匠心，挂牵着诗人的情思。海门是长江的入海处。南京临江不临海，离海门有遥遥之距，海门“不见”，自不待言，何故以此入诗？此处并非实指，而是暗示李曹的东去，就视觉范围而言，即指东边很远的江面，那里似有孤舟漂泊，所以诗人极目而视，神萦魂牵。
然而人去帆远，暮色苍苍，目不能及；但见江岸之树，栖身于雨幕之中，不乏空寂之意。无疑这海门、浦树蕴含着诗人怅惘凄戚的感情。诗中不写离舟而写来帆，也自有一番用意。李白的名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是以离帆入诗的，写出了行人远去的过程，表达了诗人恋恋不舍的感情。此诗只写来帆，则暗示离舟已从视线中消失，而诗人仍久留不归，同时又以来帆的形象来衬托去帆的形象，而对来帆的关注，也就是对去帆的遥念。其间的离情别绪似更含蓄漠沉。而那羽湿行迟的去鸟，不也是远去行人的写照吗？
经过铺写渲染烟雨、暮色、重帆、迟鸟、海门、浦树，连同诗人的情怀，交织起来，形成了浓重的阴沉压抑的氛围。置身其间的诗人，情动于衷，不能自已。猛然，那令人肠断的钟声传入耳鼓，撞击心弦。此时，诗人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泪下，离愁别绪喷涌而出：“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随着情感的迸发，尾联一改含蓄之风，直抒胸臆；又在结句用一个“比”字，把别泪和散丝交融在一起。“散丝”，即雨丝，晋张协《杂诗》有“密雨如散丝”句。这一结，使得情和景“妙合无垠”，“互藏其宅”（王夫之《姜斋诗话》），既增强了情的形象性，又进一步加漠了景的感情然彩。从结构上说，以“微雨”起，用“散丝”结，前后呼应；全诗四联，一脉贯通，浑然一体。
该书信全篇托物喻志，譬喻到底，文末一句点出自己，乃是要旨。但波兴浪作，层层深入揭示主题。全文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首先点出“怪物”，气质不凡，富有才能，然而处境困窘，急需援引。此所以为怪物的缘由，在于不俗，其不俗之处有三：生活处所不凡，南冥天池，影射了要津之地；素质不凡，非一般鳞甲属类所能比，若有一定条件能够变化风云，驰骋天宇；欲愿不凡，不甘心于囿于困，才能压抑不展，更不愿受俗人戏虐。笔锋一转，希盼援引，即可“转运之”，而这只不过是举手蹬足之劳。这既为转入下文做过渡，又巧妙地流露了怪物的心态。继而用一“然”字转入第二层次，点明怪物的骨气。言辞卑中有亢，情则恳切，希望得到同情和援助。但有力者明明看到而熟视无睹，一味责怪则仍不能达到目的，因此用死活不可预料的哀叹做了回旋，俾使进一步打动对方，于是下面的“鸣号”也顺理成章了。第三层还是从怪物入手，它具有为展翅鹏飞而不断希求援引的韧性，它仰首号鸣，怀有希望，确是委婉哀切，刺心的悲鸣。这虽告以穷困，仍与摇尾者相异，为了表露真诚的心迹，接用三个不同可能的“命运安排”来加深，似乎是做最后的诉说了，感情弥见深沉和凄切。行文至此，作者把怪物的品行和内心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了，然而这仅是一种譬喻，其题旨还在于最后层次，即托物喻志，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和亟望援引的希望，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封建时代有识之士往往受困，才华得不到施展的严峻现实。
作者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只有在一定地位上才能施展济世抱负，走援引之路也不得不然，再说作为一个长期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不愿屈膝与急切求援引的内心矛盾也可以理解的，对于那种穷通利达，戚戚于心，也应从历史时代上来加以掂量了。文章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是，借助于形象生动的譬喻、委婉含蓄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曲折回荡等手段表达了主题。比如，信中的“怪物”指的是作者本人，而能解救它的“有力者”指的是能举荐人才的显贵，文章写怪物和有力者的关系，其实是在暗示人才与显贵的关系。怪物周围有水的时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但是如果离开水，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是暗指人才遇上困境而不能施展抱负。有力者有能力救怪物，而且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可见人才能否被举荐，只在显贵们的一念之间。除此之外，该书信虽是写给当时韦舍人的求荐信，但作者下笔不是直接陈述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不是赞赏对方的推贤举能，而是借类似庄子寓言的风格与色彩以言志这一别出心裁的方式，熔书信体与寓言于一炉，写法新奇。全文托物寓意，含蓄深沉，字里行间自有一种自命非凡的倔强和慷慨凛然的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