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通过段秀实勇服郭唏、仁愧焦令谌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多侧面地塑造了这位正直官吏的形象,表现出一个关心人民、不畏强暴,并能知机于事先,临财不苟取的旧时代的优秀人物形象。全文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
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段秀实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籍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而郭晞士卒并不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但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之所以要写这一情节,是因为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第二段
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第三段
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朱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上述三则逸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虽名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第四段
交代写作该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
这首诗写于诗人三十七岁以前。清江曲是苏庠泛舟清江所作。诗人一生主要过着遁迹江湖的隐居生活,这首诗便以其自得其乐的心情,描绘了啸傲江湖、放任自适的闲逸生活。清江,泛指诗人居处附近的一条清澈江河。
前六句所写,既是诗人隐逸生活的一日,又是长年生活的缩影。一二句写观赏。诗人生活在江河边,触目之景,最多的是水鸟:鸀常常嬉戏在塘水中,不过一有动静,便双双惊起,飞离水面;倒是偶居不离的鸳鸯,在那菰蒲深处,“相对浴红衣”,可以不受外界“骚扰”。长时间地观赏这些可爱而有灵性的水鸟,诗人感到有趣,感到欣喜。三、四句写归来。徜徉在“清江”之上,其乐无穷,诗人流连忘返,待回来时,往往天色已晚。桨划到白苹盛开的岸边,他向岸上望去,只见岸上挺立着丛丛芦苇。雪白的芦花连成一片,好像是给两岸铺上了一层皑皑的浓霜。情景如画,诗人心旷神怡。五、六句写系舟。将一叶扁舟系在岸边林荫下,上得岸来,迎面一阵萧萧秋风,吹起了诗人两鬓花白头发。如平镜的水面上起了一阵涟漪,诗人心田也掠过一个念头:对那些热衷于用世的人来说,这种江湖隐逸生活太平淡乏味了,不过,他却觉得其中有无限的清情趣。因此最末两句,诗人表明自己的志趣。“万事不理”,指不问人事,不与世事。观其一生出处,这里有着诗人与现实不合作的意味在内。“弄明月”,指赏玩月色。诗人声称:我就喜爱这种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生活,万事都不必、也不愿去理会,每日除了醒复醉、醉复醒外,便是“长占烟波弄明月”,小楫轻舟,永远占据在烟波江上,优哉游哉地观赏风景,玩赏月色,这是十分舒心惬意的。
这首诗,以属玉、鸳鸯、菰蒲、白苹、芦花、扁舟、林樾等景物,创造出一种幽美清新的江湖世界,活动在其间的诗人,又是一位孤高出尘、自由不羁的隐逸者,因此,全诗给人以一种脱尽尘世烟火的感觉,而使苏轼大为赞赏:“此篇若置太白集中,谁复疑其非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认为可与李白诗媲美。其与李白诗相似处有二:寄情山水、纵酒行乐、萧散洒脱的不群风致相似;随兴挥洒、辞气夸张、清新自然的飘逸风神相似。
此曲形容世人爱财如命,为了钱财什么事都做,刻画出这类人贪得无厌、极端自私的形象,隐含着作者对贪婪者的极大讽刺。小令借助贴切的比喻进行夸张,把贪财汉的举止、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一粒米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截充”,开头用两个极端夸张、但又似曾相识的具体形象——一粒米用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成几块来花,勾画出贪汉可笑可鄙的神态,一下子就触及到了这类角色重要的特点之一——悭吝。这种漫画手法是民间文学的讽刺作品中经常运用的,直截了当,泼辣痛快,形象鲜明,一语中的。“但开口昧神灵”,可以说是进而揭穿了贪汉性格的本质。他们为了钱财,无时无刻不昧着良心。“但开口”三字虽平俗然而深刻,把贪汉散发着铜臭的灵魂揭露无余,简单而透彻,一点也不含糊,也体现出民间语言的特色。
接下来,作者用两个比喻形容贪汉两种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毫无二致的生活哲学:“看儿女如衔充燕,爱钱财似竞血蝇。”他们对待自己的儿女就像衔充筑巢的燕子,辛辛苦苦,真是“甘为儿女作马牛”;对待钱财则如同嗜血的苍蝇,玩命地吮吸,丝毫也不放过。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是这类人贪得无厌、极端自私性格的表现。他们不但为自己打算,从封建宗法观点出发,还得为子孙后代打算。为此,他们不惜损人利己,格外拼命地攫取钱财。这两句曲文,是生活经验丰富的人民群众对贪汉性格特征的高度概括,比喻通俗,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都用得恰到好处。
贪汉如此贪婪,结果却是:“无明夜攒金银,都做充饥画饼!”没日没夜的积累钱财,其实金银财宝,什么都不是,最后是“画饼充饥”,全是徒劳,一场空。至于为什么如此,作者没有明说,而是留给读者去体会。
这支小令讽刺的是社会上常有的人与事,这类人的下场,读者是能想象得出的。他们伤天害理,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到头来不是为财害身,就是被儿女牵累,甚至于贻害儿女,绝少有好结果。作者用“画饼充饥”的典故来概括他们的下场,余味无穷,发人深省。
这是首哭祭诗。全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中表现作者对文天祥的哀痛和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
诗平平而起,先说明时间地点:正当岁末,来到西台,一轮寒日,匆匆西坠。这联诗,“知己”二字是主脑。谢翱年轻时追随文天祥抗击元兵,任咨议参军。二人互相激励,立志为国捐躯。后文天祥兵败被俘,谢翱隐居南方。文天祥死后,谢翱每年都要设位哭祭,进行悼念。“知己”二字,强调了二人的生死交谊,也唯有哭知己,才会如此伤心。诗中写的设祭时的场景,虽然是直述现实,但年是残年,台是荒台,又是黄昏时分,冷日惨淡,这样一组合,整个景物便自然地披上了浓厚的衰飒黯淡之气。于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悲伤的泪水似雨点般地洒下来。
第二联写哭,以情感为趋使,发挥想象。因为他心情沉重,泪水不止,眼看着奔流的富春江,充满感伤,因此觉得前些年在苏州哭文天祥的泪水随江水入海,如今已随着海潮返回来,与现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如此,自己的泪水将无休止地回返,永存世间,自己的悲悼也将永存世间。这样写,涵义很丰富,不直说现在的哭,却把现在的哭衬托得更加生动。
第三联由哭转入思。他是祭悼文天祥,自然地又忆起文天祥就义的场面。文天祥被杀时,仍然穿着宋朝的服饰,慷慨受刃。诗因此用“故衣”二字,称赞他忠诚不贰,以苌弘血化为碧的典故,歌颂他忠义浩气,与世长存。想到文天祥的遭际,他不禁仰天呼吁,无情的皇天大地,为什么如此不爱惜人才,让文天祥落得这样下场。
最后,诗由死及生,由文天祥归到自己,说自己还健在,还没到老年,但一事无成,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在这山中,写些怀悼忠臣烈士的诗篇而已。谢翱这年四十二岁,所以自称未老。然而这“未老”二字,蕴涵深义,是相对文天祥而言。故人已死多年,自己含辱偷生,内心十分伤痛,他觉得这样活着毫无意趣,恨不得早日与文天祥相会于地下,所以“未老”反而增加一重伤心、一重负担。这心思,正与清黄仲则“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相同。这两联,仍然是平铺直叙,但情感深厚。任士林说谢翱“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义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宋遗民传·谢翱传》)。任士林如此概括谢翱诗,很有见地。
这首哭祭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人对文天祥的哀痛,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稍减,在悼念文天祥时,又表现了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前人以谢翱西台恸哭比之汉高祖时为田横自杀的五百门客,就是有见于谢翱对文天祥的知己之感及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而言。
感叹文天祥一木难支倾倒的大厦,从而国亡身死,是大多数遗民的共同感情,因为谢翱与文天祥的特殊关系,所以这诗所流露的情感格外深厚。需要说明的是,元政权对宋遗民悼念文天祥采取的是宽容理解的态度,当时已在元朝任职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写悼念文天祥的诗。如虞集就在《挽文丞相》诗中,对文天祥极力赞扬,并抒发“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那样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官居学士的徐世隆甚至公开说元帝的不是,指出“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正因为如此宽松的政策,一大批宋末遗民的爱国诗词得以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