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篇名，大多是取于篇内的成句、成词。周颂中只有《酌》《赉》《般》的篇名不在该篇文字之内；而《小毖》却又特别，“毖”取于篇内，“小”则取自篇外。《小毖》的题意，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即是“大戒”，颇见其新，但如果说从“小者大之源”（《后汉书·陈忠传》）的角度而言方说尚勉强可通，那么，戒之意已在“惩”中表示而不题篇名为“小惩”就非方氏新说所能解释。就题目而言，”小毖“应是小心谨慎之意。
《周颂·小毖》篇名中点出了“毖”，诗中却除前两句“惩”“毖”并叙外，其余六句则纯然强调“惩”。
“莫予荓蜂”句中“荓蜂”的训释，对于诗意及结构的认识颇关重要。孔疏释为“掣曳”，朱熹《诗集传》释“荓”为“使”，均属未得确解，以致串释三、四两句时虽曲意迎合，仍殊觉难以圆通。其实，“荓蜂”是指微小的草和蜂，易于忽视，却能对人施于“辛螫”之害，与五、六两句“桃虫”化为大鸟形成并列的生动比喻，文辞既畅，比喻之义亦显。
“未堪家多难”一句，与《周颂·访落》完全相同，但因后者作于周公摄政前，而此篇作于周公归政后，所以同一诗句含义便有差别。《周颂·访落》中此句是说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政局因武王去世而动荡不安，自己（成王）年幼并缺少经验而难以控制；《周颂·小毖》中则是指已经发生并被平定的管叔、蔡叔、武庚之乱。
由于创作时间有先后之别，《周颂·访落》可以说是周公代表成王所发表的政策宣言，而《周颂·小毖》则信乎为成王自己的声音。其时，成王年齿已长，政治上渐趋成熟，亲自执政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不过，在《周颂·小毖》中，成王这种强烈的愿望，并非以豪言壮语，而是通过深刻反省予以表达，其体现便是前面所说的着重强调“惩”。
《周颂·小毖》的主旨在于惩前毖后。惩前的大力度，正说明反省之深刻，记取教训之牢，以见毖后决心之大。惩前是条件，毖后是目的，诗中毖后的目的虽然没有丝毫的展示，却已隐含在惩前的条件的充分描述之中。在诗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成王深刻的反省：自己曾为表面现象蒙蔽而受害，曾面临小人图穷而匕现的威胁，也曾经历过难以摆脱的危机。但这何尝又不由此而受到启发，进而深思：此时的成王，已经顺利度过危机，解除了威胁，而更重要的是，他已成熟．并将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决心为巩固政权而行天子之威令。
《周颂·小毖》隐威令于自省，寓毖后于惩前，其实正是对群臣的震慑，但含而不露，符合君临海内的天子身份，其笔墨之经济，也显示出创作匠心。“惩前毖后”这一成语即由《周颂·小毖》而来。
积薪自以为棋艺功成，天下无敌，然而“强中自有强中手”，店主婆媳不仅能在暗夜说棋，而且每招每势都是王积薪所不及，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艺无止境、因而“学”亦无止境道理，强中更有强中手，在任何环境中都要虚心，要向内行人多多学习，有一点本领不要骄傲自满，学习提高是无止境的道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做人要谦虚谨慎，绝不可夜郎自大，故步自封。
故事以王积薪自负棋艺始，以其自认不足终，前后照应，不仅使故事情节完整，而且使王积薪这个人物的形象也更为饱满。他的自负虽不足取，但遇到店主婆媳却能不保守、不嫉妒，这又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棋艺得以继续提高的条件。
《梅花落》厉汉乐府“横吹曲。鲍照沿用乐府旧题，创作了这首前所未见的杂言诗。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这两句是说，庭中的杂树众多，我却偏偏赞叹梅花。这里的“杂树”和“梅”含有象征意义。“杂树”，即指一班无节操的士大夫；“梅”，指节操高尚的旷达之士。诗的内容是赞梅，但是作者先不言梅，而是以杂树作衬垫，衬垫的效果，使得高者愈高，低者愈低。于是便触发了杂树的“不公”之感，因而也就按耐不住的提出疑问。
“问君何独然？”这句是说，请问你为什么单单偏爱梅花呢？这“问”的主语是“杂树”。“独”字紧扣着“偏”字，将问题直逼到世人面前。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这两句是说，那是因为梅花不畏严寒，能在霜雪之中开花，冷露之中结实。诗人很爽快的回答了赞美梅的理由，但是为了使发问者（杂树）对自己有所了解，所以又接着说明为什么杂树们不及梅的理由。
“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这几句是说，而你们呢，只能招摇于春风，斗艳于春日，即使有的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在寒风中零落，终究没有耐寒的品质。
诗人在耐寒这一点上，把梅和杂树作了比较。这样一来，赞梅的理由便得到全面而有力的阐发。
这首诗结构单纯，一二句直抒己见，第三句作为过渡，引出下文申述。言辞爽直，绝无雕琢、渲染之态，比如对梅的描写，这里就见不到恬淡的天姿，横斜的身影，也嗅不到暗香的浮动，更没有什么后世常用的高标逸韵，力斡春回的颂词，而只是朴实无华，如实道来——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其句式韵脚，也随情之所至，意之所需，有五言，也有七言，新奇而不造作。诗人以如此单纯朴拙、随意自然的形式，说着并不怎么新鲜的事情，却有几分“稚”趣，然而“念其”、“念尔”，足见褒贬之意，了然于心，所以观点相明，一问即答，快人快语，切中要害，绝非率意而成。
如果说傲霜独放的梅花，就是那些位卑志高，孤直不屈之士的写照，当然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体现。那么“零落逐寒风”的杂树，便是与时俯仰，没有节操的龌龊小人的艺术象征。诗人将他们加以对比，并给予毫不犹豫的褒贬，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刚正磊落的胸怀，也反映了诗人对世风日下的担忧。
这首诗虽是咏物，然其身世境遇、性格理想、志趣情怀无不熔铸其间。就以上所言，又显示出它慷慨任气、沉劲老练的特色。
本诗主要是托讽之辞，采用杂言，音节顿挫激扬，富于变化其一褒一贬，表现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这与作者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鲍照“家世贫贱。， (鲍照《拜侍郎上疏》)在宦途上饱受压抑。他痛恨门阀土族制度，对刘宋王朝的统治深为不满，因此，他那质朴的诗句申明确表示了对节操低下的士大夫的蔑视和对旷达之士的赞扬。这里还包含着寒士被压抑的义愤和对高门世族垄断政权的控诉。诗歌以充沛的气势，强烈的个性，明陕的语言，给读者以震撼。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