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第一支曲是思归之作，反映了作者人到晚年思归之迫切。首两句写作者自己的经历和现状，言浅意深，颇有反躬自省之味。作者用平淡的语调，省净的笔墨，总结自己的大半生，看似寻常，却饱含人世沧桑。这里用“燕月歌声”对“吴霜鬓影”，一面是繁华的往事，一面是已然衰老的自己，既有对美好过去的感怀，又有对未来人生的担忧和惆怅。此二句已经有了“不如归去”的意思。后两句则将作者想辞官还乡的心意挑明。这两句写的是眼前西，化用张翰“莼鲈之思”的故事，抒发自己厌官思归的情怀。这支小令是有感而作，抒发情怀，所以寥寥数语，就表现出真挚动人的情感。
第二支小令表达对人生无常，好西难久的生命感受，认为富贵荣华不过是过眼烟云，转头即空。求功博名带来的不是福，而是在种祸。这种感受表明了处于那个特定的压抑、黑暗社会之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不能自主自己命运的人生困境。同时含有规劝世人不要贪恋功名之意。
第三支曲是送别之作。开头两句用江边苍茫的西色，衬托与友人离别的凄怆心情。后两句是写送行人唱曲的心意，行人远行本来就心情低沉，送行人再反复高唱“西出阳关无故人”就会更增加友人的离愁，出于关心友人的情绪，所以送行人有意识地“《阳关》旧曲低低唱”，以免行人闻声欲断肠。这支小曲写得有西有情，表现出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这首曲描写了一个送别的场面。长江畔，翠柳含烟，远远望去，一片青翠莽苍；初春季节，微风拂起，江水波光粼粼，似乎带有一丝寒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送行者与友人分别了。一切的“珍重”、“再见”都已经道过了，只听得那令人断肠的《阳关》旧曲在低低吟唱，因为害怕远行者听到后会更加感伤。这首曲与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但在写法上，特别是在场面选择上。有着自己的特点。李白选取的场西是友人乘船离去，孤帆远影，碧空无际，长江尽头，天水相连，人们彷佛看到诗人还站在岸边，痴情地望着远方。作者的小令，却选取了友人的船只欲去未去之际，杨柳依依，波光漾漾，离歌送行，话短情长。就感情的表达来看，二者也是有区别的，李白重在抒发送行者的感受，虽有离别的怅惘，笔调却显得轻快活泼。作者的小令则善于体会行者的心情，特别是“《阳关》旧曲低低唱，只恐行人断肠”两句，对友人的一片深情表现得极为细腻体贴。其实，“断肠”者岂止行人，送行者此时亦柔肠百结，胸中充溢着离别的哀伤。曲词语言浅白，笔调舒缓，情感沉郁，亲切自然。
最后一支小令是因白居易《琵琶行》而起兴，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一种惆怅之情。“十年书剑长吁”，十年，言其多年，与“十年燕月歌声”之十年相类。“书剑”，代指文人的游宦生涯；“长吁”，即长叹，指多年的为官生涯真令人感叹。“一曲琵琶暗许”，暗许，暗中许诺，心灵达到默契境界，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琵琶行》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在白居易的诗里，琵琶女的身世引起了诗人的自省、共鸣，到了元代，故事发展了，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除了遭遇相类的同情，还有心灵震颤的爱情，马致远的杂剧《青衫泪》，就把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经历敷演成由恋爱到结婚的喜剧。姚燧这里的“暗许”，已是后人从《琵琶行》生发出的意义。然而，姚燧是否在自己的情爱生涯中亦有一段隐恨呢？今天已不得而知了。或许，它只是作者在这里因地而点缀，发思古之幽情，从而对古人仕途蹭蹬所作的感慨，亦或是寄托了对友人的思绪。“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这两句很象姚燧自叙，他很可能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乘船离开九江，与友人分别后，最怕在木兰舟中听那淅淅沥沥的夜雨声。姚燧拜官江西，史书并未说是贬官，但此时他已为耆旧之人，加之又作外官，常常思归故里，这样，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遇时的烦闷，恰恰契合了他此时的心境。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姚燧的这首小令，是通过描写白居易的故事，抒发自己羁旅行役中的忧闷。回头再看首句：“十年书剑长吁”，即是感叹白居易的经历，似乎又是对自己忙忙碌碌于仕途的感慨了。这支曲写得比较含蓄深折，作者以衬托的手法关合自身，咏古抒怀，情韵绵邈，委婉深沉。姚燧流传下来的散曲作品并不多，然而大都舂容闲雅，江河脱俗，在元代前期散曲作家中，确实是别具一格的。
其一
唐代边事频仍，其中有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也有许多拓地开边的非正义战争。这些战事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无休止的穷兵黩武。主要由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同时也有统治者煽动起来的某些人的战争狂热作祟。这首小诗，显然是对后者的功诫。
这首诗可分前后两层意思。前四句为第一层，描绘边塞的秋景。作品所写是“八月萧关道”的景象，但诗人首先描绘的则是一幅内地的秋色图：“蝉鸣空桑林”，绿色的桑林叶落杈疏，显得冷落而萧条，又加之寒蝉的鸣叫，更寒意大起，诗诗中的主人公就在这样的季节踏上奔赴萧关的道路，走出一个关塞又进入另外一个关塞，边塞的景色就更为凄凉不堪了：他看到的只是“处处黄芦草”。诗人先以内地的秋景为衬垫，进而将边塞的从景描写得苍凉之极，其用意在于暗示战争的残酷和表达诗人对此的厌恶之情。
“从来幽并客，皆共沙尘老”，与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可谓英雄所见，异曲同工，感人至深。幽州和并州都是唐代边塞之地，也是许多读书人“功名只向马上取”、“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追逐名利的地方。然而，诗人从这些满怀宏图大志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却是“皆共沙尘老”的无奈结局。末两句，以对比作结，通过对自恃勇武，炫耀紫骝善于驰骋，耀武扬威地游荡，甚至惹是生非而扰民的所谓游侠的讽刺，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前面讲的幽并客的时候，作者还没有什么贬意，字里行间里还隐约可见对于献身沙场壮士的惋惜之情。用“游侠儿”来形容那些只知道夸耀自己养有良马的市井无赖，作者的反战情绪有了更深层次的表达。
此诗写边塞秋景，有慷慨悲凉的建安遗韵；写戍边征人，又有汉乐府直抒胸臆的哀怨之情；讽喻市井游侠，又表现了唐代锦衣少年的浮夸风气。
其二
此诗在构思上的特点，是用侧面描写来表现主题。诗中并没具体描写战争，而是通过对塞外景物和昔日战争遗迹的描绘，来表达诗人对战争的看法。开头四句是从军士饮马渡河的所见所感，描绘了塞外枯旷苦寒景象。诗人把描写的时间选在深秋的黄昏，这样更有利于表现所写的内容。写苦寒，只选择了水和风这两种最能表现环境特征的景物，笔墨简洁，又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首句的“饮马”者就是军士。诗中的“水”指洮水，临洮城就在洮水畔。“饮马”须牵马入水，所以感觉“水寒”，看似不经意，实则工于匠心。中原或中原以南地区，秋风只使人感到凉爽，但塞外的秋风，却已然“似刀”。足见其风不但猛烈，而且寒冷，仅用十字，就把地域的特点形象地描绘了出来。三四两句写远望临洮的景象。临洮，古县名，因县城临洮水而得名。即今甘肃东部的岷县，是长城的起点，唐代为陇右道岷州的治所，这里常常发生战争。暮色苍茫，广袤的沙漠望不到边，天边挂着一轮金黄的落日，临洮城远远地隐现在暮色中。境界阔大，气势恢宏。
临洮一带是历代经常征战的战场。据新旧《唐书·王晙列传》和《吐蕃传》等书载：公元714年（开元二年）旧历十月，吐蕃以精兵十万寇临洮，朔方军总管王晙与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等合兵拒之，先后在大来谷口、武阶、长子等处大败吐蕃，前后杀获数万，获马羊二十万，吐蕃死者枕藉，洮水为之不流。诗中所说的“长城战”，指的就是这次战争。“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这是众人的说法。对此，诗人不是直接从正面进行辩驳或加以评论，而是以这里的景物和战争遗迹来作回答：“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足”是充满的意思。“白骨”是战死者的尸骨。“今古”贯通两句，上下句都包括在内；不仅指从古到今，还包括一年四季，每月每天。意思是说，临洮这一带沙漠地区，一年四季，黄尘弥漫，战死者的白骨，杂乱地弃在蓬蒿间，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这里的“白骨”，包含开元二年这次“长城战”战死的战士，及这以前战死的战士。这里没有一个议论字眼，却将战争的残酷极其深刻地揭示出来。这里是议论，是说理，但这种议论、说理，却完全是以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因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手法极其高妙。
这首诗着重表现军旅生活的艰辛及战争的残酷，其中蕴含了诗人对黩武战争的反对情绪。
其三
第三首诗记述了一次征战的全过程，从征兵到战斗结束，充分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表达了对戍边普通士卒的深深同情。
前两句记述将军领旨征兵，暗示了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会战，统兵者权倾一时，名耸天下。第三、四句写朝廷用很重的礼仪拜将出征，而大军沿途经过的州郡也预先按制迎送。这四句描写声势浩大，为下文伤亡之重做了铺垫。接着写出征的结果：参战的几万将士无一生还。虽然言语浅白，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纷纷”，将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刻画得淋漓尽致，但这些戍卒的生命又不同草芥。作者隐愤难平，发出了“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的呼声，这是作者那颗忠直爱国殷殷之心的自然流，虽然这次惨败，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最后两句含蓄地揭示了这次惨败的重要原因，即战略物资奇缺，以步兵之帅与强大的游牧骑兵部落在广漠里作战，必然失败。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不得已而用之，战前不作充分的准务，就仓促应战，其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含蓄地讽刺了唐王朝视战争如儿戏的草菅人命行为。
其四
第四首前两句以汉朝霍去病代指唐朝立下赫赫战功的边疆将领。一片悲戚的气氛，因为刚刚埋葬了因战殉国的将军。然后写将军的部下都前来祭奠他，他的死讯使广大的北方边境为之震动。这四句从侧面烘托了将军生前深孚众望，深受士卒爱戴，威震边疆的名将风采，他的死是天下百姓的一大损失。
第五、六句写了忠实的部曲在将军生前随他转战北方广大而漫长的边境地带，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今将军去世，他们的功勋人多被取消了，而且他们所率领的部队不久也会被调离开去。接着写将军的旧部们虽被剥夺了功勋，但还将被派往别处的的边地驻防，他们悲愤不已，却也只能是对天痛哭。
全诗叙事严整有序，笔力雄健奔放，格调悲壮沉雄，诗人以高度凝练的语言记录了一位将领的丧葬场面，并由此而折射出军队之中由于有功难赏，致使英雄流涕的不公平现像，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深刻的内部矛盾，对有功将士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更遣”二字值得玩味，愈显朝廷对有功将士的不公，扼腕叹息。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咏月诗不可胜计，咏月词也多得不可胜数 。但是 ，真正能千古流传，脍炙人口的，却并不很多，如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 。
战国时代，楚国大诗人屈原曾写过一篇《天问》，全篇是对天质问，一连问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辛弃疾使用《天问 》体，而创作的这首《木兰花慢》，构思新颖，想象奇瑰 ，与一般写悲欢离合的词人不同，他不思乡，不怀人，不吊古，而是紧紧抓住黎明前的刹那时间 ，象伟大诗人屈原那样，驰骋想象的翅膀，连珠炮似的对月发出一个个疑问，把有关月亮的一些优美神话传说和生动比喻交织成一幅形象完美的绚丽图画，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请看他那妙趣横生的发问是：今晚的月亮是多么可爱，悠悠忽忽地向西走，它究竟要到哪里去呢？接着又问：是另外还有一个人间，那边刚好看到你升起在东头呢？还是在那天外广阔的宇宙，空无所有，只有浩浩长风把这美好的中秋月送走呢？它象一面飞入天空的宝镜，却不会掉下来，难道是谁用一根无形的长绳把它系住了吗 ？这些问题，问得异想天开，而又饶有兴味。传说后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以奔月，离开人间而独居于广寒宫。于是，作者又发问：月宫里的嫦娥直到如今没有出嫁 ，不知又是谁把她留住了呢 ？听说月亮游过海底，可又无从查问根由，这事真是不可捉摸，而叫人发愁。我怕大海中万里长鲸横冲直撞，会触破月宫的玉殿琼楼。月从海底经过，会水的虾蟆不用担心，可是那玉兔何曾学会游泳呢 ？如果这一切都安然无恙，那么，又为何逐渐变成弯钩模样？
词人这一连串的发问，把我们带入了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世界 ，想象新奇，幽默而又妩媚，问得奇，问得妙。
当然 ，稼轩写这首词不只是驰骋艺术才思而已，其中也有着作者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深入观察，作出了大胆的猜测。在诗词中，向月亮发问，前已有之，不算什么发明创造。如李白的“青天有月几时来，我今停杯一问之”，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等，然而，这首词中所提出的一些疑问，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现象的大胆猜测，却是前人所不及的。月亮绕地球旋转这个科学现象的发现，曾引起天文学界的革命。而在哥白尼前三、四百年，宋代词人辛弃疾在观察月升月落的天象时，已经隐约猜测到这种自然现象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 》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在宋代词人中，辛弃疾一向被推为豪放派的代表作家所谓“豪 ”，就是豪纵跌宕 ，横绝古今 ；所谓“放 ”，就是雄放恣肆，别开天地。辛弃疾的词，的确达了这种境界。他这首用《天问》体写词，通篇设问，一问到底，这在宋词中是一创格，表现出作者大胆创新、不拘一格的艺术气魄。它打破了词的上下片的界限，一口气对月发出一连串的疑问。词的用韵也完全适应豪纵激宕的感情，读起来一气贯注，势如破竹。并且多用散文化句式入词，使词这种形式更能挥洒自如地表现思想感情，给作品带来不可羁勒的磅礴气势。并且，这首词还有其另外一层含义，即作者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在这首词中，作者以皎洁的圆月象征大宋江山，而对它的命运忧心忡忡，“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 ”，强烈地透露出作者对误国误民的奸邪势力的憎恶之情，表达了他对南宋朝廷命运和前途的深深忧虑，寓意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