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娄山关战役胜利之后所写，最早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发表时没有标明写作时间。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时，将写作时间标明为“一九三五年二月”。这首词上阕写的是红军向娄山关进军的途中，下阕写的是娄山关战役胜利之后的景象。
这首词以“西风烈”三字起笔，气势如虹。在苍茫的云贵高原，时常有大风吹过。会值清晨，诗人置身此地，首先感觉的就是无处不在的西风。毛泽东在形容西风的时候，用了一个“烈”字。此处这个“烈”字通“颲”字，《说文解字》中释道：“烈，火猛也”；“颲，烈风也”。颲、烈，二字同源。毛泽东拿本意形容火猛的“烈”字来形容西风，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西风的阔大和威猛，像熊熊大火燎原而至，成功地烘托出苍茫甚至有点悲凉的氛围和基调来。
第二句是“长空雁叫霜晨月”。在辽阔的高原上，秋风如此之大，任何声音都可以传得清晰悠远，尤其是声声感发人思的雁声。循着雁叫之声，诗人抬头望去，只见霜降四野，月照八荒。“霜晨月”三字，简洁扼要地写出了月色下的情景和氛围。“霜晨月”，既可按照字面意思解释为在下了霜的早晨看到了高空的月亮，但如果理解为晨月之光皓洁如霜，亦未尝不可。意境浑然，思致动人。
紧接着，按照词牌要求，诗人叠韵而继用“霜晨月”。如果说前面的“霜晨月”写的是皓月当空，霜降晨曙的话，第二个“霜晨月”写的应该是月光泻地的意境了。顺应着这个叠韵效果，很自然地从天上转到地上，从而自然地引出了“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以此来收结上片，深得作诗“不烦绳削而自合”（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之妙。
上阕这四句写景，实则非自然之景，实是作者眼中之景，如王国维所说的“景中有我”，实在是写情中之景，以表达景中之情，写作者之所感所想。所以，这里的景物描写其实不过是作者的真实感受的外化景象，是作者当时的心情投射在周围景物时所看到的事物。正因为寒冷，才觉得西风烈，正因为路难行，才觉得霜重；正因为心情沉郁，才听得雁叫凄苦，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而这也正是红军当时冬夜行军的真实写照。上阕的整体色调的灰暗的，天色未亮，凄风冷月，行军困苦，可谓没有一点亮色。上阕确定的基调是阴沉抑郁的，一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让人变得心情沉郁。
下阕上来起始二句，一片的凄厉悲壮，豪气突升，一笔宕开，并不写攻占娄山关激烈的战斗，而是指明即便关山漫漫，长路艰险，但已定下从头做起。照一般的章法写来，下阕可以写人之困顿，路之艰难，以抒行军艰难之慨，进而深化这种基调，写成一首写长征路难的抒情之作。但作者没有如此，而是笔锋一转，横空出世，全词的调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下阕的开头，虽然语调比较舒缓了，但“真如铁”三字，突出了夺取这座雄关的艰辛——作者通过“铁”这一物象的坚硬、沉重，艺术地把“艰辛”具体化、形象化，这是很精巧的构想，“真如铁”这个“铁”字用得极妙，让人有超现实之感。因而已被广泛传诵，成为佳句。而句中的“漫道”二字却又展露出藐视艰辛的豪迈情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这个句子的内涵极为丰富。
“而今迈步从头越”是上句的自然延伸。“迈步”就是举大步，经过战斗，“雄关”而今已变成通途。“从头越”这三个字凝结了多少内心的奋发突破之情。这支革命队伍跨越雄关，踏平险阻的坚强决心和无畏勇气就出来了。激抒自己一腔英雄豪气以及对获胜的信心。诗人感到即便过去遭过一些失败，但可以“从头越”。
词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两个景句来收笔，极有情味。前一句写山。“苍山”即青山。既写出了山的颜色，也隐约流露出作者的喜悦。“如海”是说山峦起伏不尽，就像碧波万顷的大海。不仅展现了壮阔的山景，也表明了作者是站在高处眺望，一股雄壮的气概萦绕于句中。后一句写夕阳。“如血”是说夕阳像鲜血那样殷红。它点出了红军胜利越关的具体时间，还使人通过这一壮丽的图景联想到红军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这也是对词的前阕及后阕首句中“真如铁”所蕴含内涵的回应。这两个色彩鲜明的比喻句既描绘了景物，又饱含着感情。写的是黄昏景象，从凌晨写到黄昏，乍看跳跃起伏，前后不太连贯，但作者正是利用了这种时空上的错位，描写了这样的一幅景象：天亮复天暝，红军经过一夜又一天的急行军，早已过了险峻的关口，击败敌人，占领了娄山关，把困难和艰险抛到了身后。一天激战后，遍地硝烟，血流成河，英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战场上，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娄山关的崇山峻岭，而红军的旗帜在烈烈西风中飘扬，在夕阳中显得格外地鲜红。
此时诗人伫立于娄山关之巅遥看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莽莽苍苍，如大海一般深邃，而黄昏的夕阳渐渐落下，剩余的一抹霞光如血一般映红了天际。画卷之美正符合苍凉沉雄的大写意之境界，而这种大写意之境界正是汉风众美之中一类。李白《忆秦娥》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曰：“寥寥八字，遂关千年登临口。”而毛泽东这最后二行博大苍茫之气与李白有同气相呼应之感，同时毛泽东这二行还更多一些英雄之气与壮丽之气。
综观全词，上阕写景，下阕抒情，景中含情，情中又有景，情景一体，水乳交融。而且其结构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上阕沉郁，下阕激昂，上阕取冷色调，下阕取暖色调，色彩对比强烈，感情对比亦同样强烈，上下阕的强烈对比，恰恰反映了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作为一代伟人指挥若定的气魄。通篇只有四十六个字，篇幅虽短，但雄奇悲壮，气势如虹，寥寥数笔，“份量”很重，像一幅出自大师手笔的简笔画，笔简而意无穷，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的冬夜行军图，表现了作者面对失利和困难从容不迫的气度和胸怀。
这是一首写景咏物诗，它以从南山往北山经巫湖中的所见为主要描绘对象，勾勒出一幅秀美的山水长卷。由于诗人在南山和北山都有住所，故经常往来于两地之间。
诗的一开始，以“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指出湖中的旅程要行一天。这一天的浮游乐趣，所见佳景自然是不胜抒写的。诗人对此并未用墨，而将笔力放在登岸后的所见之上。当诗人结束水面漂泊，舍舟登岸并以马代步时，别是一种情趣。举目四望，远处的沙诸依稀可辨，驻马依傍于茂林古松之下，放眼远眺。“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这是远景描写，因为离得远，“侧径”显得“窈窕”细小，“环洲”也更见其“玲珑”巧妙。诗人用两个连绵字将陆地水中的景致写活了。 “侧径’’既弯曲细小，便以“窈窕”昵称， “环洲”在湖水的波光潋滟中愈觉高低明灭、娇小别致，故冠之以“玲珑”。然后作者用移步换景的手法，改变视觉角度，从听，闻两个侧面写景抒情，“俯视”是参天的乔木，反映出诗人是憩息于阴峰之上，故有俯视乔木的奇笔；“仰聆”是山间大壑中的波声，群岩叠嶂，谷中水流与怪石相搏，在万壑之问激起万千优美的回响。下句“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是对上文的承接。“石横”是指分水岭，水因之分流，这是沟壑中流水声响变化万千的原因；“林密”是对上文“茂松’’的照应，而“蹊绝踪"也正是因为“侧径既窈窕’’之故。谢灵运直睹除沅的风光，当他陷入路绝之境无法更向上攀登时，才会觉得情怀得到畅快的抒泄。只有到了险峰之巅可以栖迟的地方，他才能纵目四顾，饱览周围的景物。
“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这两句是用典，是据《周易》“天地解而雷雨作”仿改，天地变化，乾坤交泰，造物主使万物丰容繁盛。接下来，用工笔重彩绘出一幅山水图：新竹长出嫩绿的苞芽，芦蒲的初蕊绽出紫色的茸毛。沙鸥在春水江岸嬉戏，美丽的飞禽在和风中上下颓飞。诗人以客观的笔触刻画山水景物，使之历历如在目前。面对这秀丽的大自然，只有与万物同化才能不为外物所惑以致贪欲无厌。但是对景难排，眷恋人间之美的情感愈加强烈。由于诗人厌倦世态，宁愿离开喧嚣的人境，独处于此深山之中，唯恨憾的是没有古代贤人青甚与同游。既然已是孤居独游，一味伤感而嗟叹便大可不必。这种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情怀无人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世人莫余知”的遗憾心情。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此诗题为“雨无正”，可是，从全篇诗句中，并无“雨多”之意，也无“政多如雨”之言，因而历朝历代很多人都怀疑诗题与诗意不合。有人疑为“雨无止”；有人疑为“周无正”（正，同“政”）；更有人说韩诗有《雨无极》篇，诗文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句。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篇名《雨无正》不可考，或误，不必强论。”
全诗七章。一、二章章十句，三、四章章八句，五、六、七章章六句，共五十四句，能于参差错落中见整饬。
诗的第一章首先以无限感慨、无限忧伤的语气，埋怨天命靡常：“不骏其德”，致使丧乱、饥馑和灾难都一起降在人间。但是，真正有罪的人，依然逍遥自在，而广大无罪的人，却蒙受了无限的苦难。这里，表面是埋怨昊天，实际上是借以讽刺幽王。接着，第二章就直接揭示了残酷的现实问题：“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可是在这国家破灭、人民丧亡之际，一些王公大臣、公卿大夫们，逃跑的逃跑，躲避的躲避，不仅不能为扶倾救危效力，反而乘机做出各种恶劣的行径。因而，第三章作者就进一步揭示出了造成这次灾祸的根本原因：国王“辟言不信”，一天天胡作非为，不知要把国家引向何处；而“凡百君子”又“不畏于天”，反而助纣为虐，做出了一系列既不自重、又肆无忌惮的坏事。第四章，作者又以沉痛的语言指出：战祸不息，饥荒不止，国事日非，不仅百官“莫肯用讯”，国王也只能听进顺耳的话而拒绝批评，只有他这位侍御小臣在为危难当头的国事而“憯憯日瘁”了。第五章，作者再次申诉自己处境的艰难。由于国王“听言则答，谮言则退”，致使自己“哀哉不能言”，而那些能说会道之徒则口若悬河。自己“维躬是瘁”，而他们却“俾躬处休”。不是自己拙口笨舌，而是国王是非不分、忠奸不辨的行为使自己无法谏诤了。对比鲜明，感情更加深沉。因此，在第六章里，作者又进一步说明了“于仕”的困难和危殆。仕而直道，将得罪天子；仕而枉道，又见怨于朋友。左右为难，忧心如焚。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要劝那些达官贵人迁向王朝的新都吧，他们又以“未有家室”为借口而加以拒绝，加以嫉恨，致使自己无法说话，而只有“鼠思泣血”。其实，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外地虽然没有家室，也照样纷纷逃离了。
由此可见，这是一首抒情诗。作者面对国破、世危的局面，思前想后，感愤万端。既埋怨天命靡常，又揭露国王信谗拒谏、是非不分。执事大臣或苟且偷安，或花言巧语，致使天灾人祸，一起降临人间。面对昏君乱世，他忧国忧时，苦恼悲哀，虽想要勤于国事，救危扶倾，而又处境孤危，不知所措。因此只有忧伤、悲痛，怨天尤人，无可奈何。真可谓处饥馑、危亡、离乱之世，心有救乱济世之志，而行无救乱济世之力，所以只有揭示现实真象，以发泄他满腔的忧愤罢了，其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这是时代的呐喊和哀怨，因而对读者进一步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也是有意义的。
作者在抒发他那复杂而深厚的思想感情时，通篇采用了直接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少打比喻，不绕弯子，语言质朴，感情真实，层层揭示，反覆咏叹，时而夹杂一些议论，颇有一种哀而怨、质而雅的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