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抒写主人公对心上人的相思之情和离愁别绪。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梦中走向了烟水迷蒙的江南路，走遍了江南大地，也未能与离别的心上人相遇。
这是说梦游江南，梦中始终找不到离别的“心上人”。“行尽”二字，状梦境倏忽和求索之苦；求索之苦又反映思念之深，出于梦中的潜意识活动，深更可知。“烟水路”三字写出江南景物的特征，使梦境显得更优美。上下句“江南”叠用，加深感情力量。
“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上片后两句是说，梦境里黯然销魂何处诉说，醒后惆怅不已全因梦中消魂误。
这两句写得最精彩，它表示梦中找不到“心上人”的“消魂”情绪无处可说，已经够难受；醒来寻思，加倍“惆怅”，更觉得这“消魂”的误人。“消魂”二字，也是前后重叠；但在重叠中又用反跌机势，递进一层，比“江南”一层的重叠，更为曲折，自然也就倍增绵邈。这种以反跌为递进的句法，词中也不多见。晏几道词喜用这种句法。
上片写梦中无法找到离人，下片改变念头，想到写信。
“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下片前三句是说，想诉说我的相思提笔给你写信，但是雁去鱼沉，到头来这封信也没寄出。
说的是写了信要寄无从寄出，寄了也得不到回音。相思之情，真到了无可弥补、无可表达的地步了，那只好借音乐来排遣。
“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末两句是说，无可奈何缓缓弹筝抒发离情别绪，移破了筝柱也难把怨情抒。
用的乐器是秦筝。古筝弦、柱十三，每根弦由柱支撑，“柱”左右移动以调节音高，弦急则高，弦缓则低。他借低音缓弦抒发伤别的情怀，移遍筝柱不免是“断肠”之声。只用“缓弦”、“移柱”来表达难写的幽怀，行动的描写比言辞的表白更为鲜明有力。
这首词语言清疏明畅，写情从做梦到寄信，到弹筝，节节递进，节节顿挫，又显得沉挚有力，更有一股郁积、盘旋的力量。
这首词是借男女的欢情，抒发词人对故国的眷恋。以男女帷幄之私，写故国乔木之感，原是中国诗词创作的传统手法。但词人把它写得那么意婉词直，蕴藉风流，透过往日的欢笑，看到今朝的泪痕，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悔恨之情，好像非如此就无法使他心理上失去的平衡暂时趋向稳定。这种郁积已久、抑制不住的感情，正是词人心理结构最深层的无意识为基础的，因而使人获得情真语挚、意深味永的美感享受。
词的上片，是词人委托南飞的青鸟诉说旧日的欢娱，代致相思的深意。词一开始就在画面上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制造了遥远的、渺茫的神话境界。以此来暗示，这个“青鸟”使者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南飞传意”当然也就是一种空想了。正好说明故国已亡，宗社已墟，词人只好把那埋藏在心底深处的眷恋祖国之情，叮嘱心灵上的使者替他表白一番。“罨画”二句，就是词人要求“青鸟”传达信息的全部内容。他没有向对方诉说，自从离别以来，“肠一日而九逥”，“魂一夕而九逝”的眷恋之情，而只是拿过去的生活情趣，来唤起对方美好的回忆。“罨画”，本为杂色的彩画。这里是说在那风景如画的桥边，春水是那样的碧绿，春花是那样的烂漫，我曾经陶醉在那大自然的美好景色中，过了多年的幸福生活，今天回想起来，只剩下美好的记忆，而那欢乐幸福的日子却是一去不复返了。词人在这里是用昔日的欢乐，衬托出今日的苦闷；用过去的大好春光，衬托出现实的凄凉岁月。不言眷恋，而眷恋之情溢于言表。词人善于把心中的意象，通过男女之间的艳情，变为欣赏者感知的具体形象，取得了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
下片是词人进一步向对方倾吐自己相忆之苦，相思之深。语言是那样的直率坦白，感情是那样的真挚热烈，感染力很强。“相愧”，表面是愧自己“枕前发尽千般愿”，骨子里是愧自己去而不归，也就是词人离唐入蜀后情不自禁地所产生的那种微妙的感情。在这里一则要表白自己的心迹，不是薄情，不是负心，而是一想到旧日的恩情就感到内疚；不是没有离恨，不是没有别泪，而是两行珠泪，一腔离愁，无法寄到远方的伊人。在则要倾诉别后的生活和情怀。在这里词人列举了三种系人愁思的事物：罗幕、绣帏和鸳被。这些都曾经是他们双栖双宿的地方；而如今却是室迩人远，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欢情如昨；而别易会难，前尘如梦。想当年鸳被同卧，誓不分离；愧今日劳燕双飞，各自东西；想别后青鸟无凭，珠泪难寄；愧当年画桥春色，花下陶醉。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故能动人心脾，感人肺腑。他的语淡而悲，意深而婉，透露了词人是强作欢愉之后，流露出悲苦之情的。虽无刻骨入肌之言，而有惆怅自怜之致；虽有绮罗香泽之态，而无纤丽浮华之习。所以词人的词有“骨秀”之誉，有“淡妆美人”之称。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
诗前小序，交代诗人为庾肩吾补作《宫体谣引》的缘由，说明诗篇抒写庾肩吾“潜难会稽”后的悲伤感受。
诗的开头两句描写宫廷荒凉的情景，壁上的椒粉已经发黄，成为野粉，宫殿里飞满湿萤，已经荒废，一派凄凉景象，正是“国势沦败”的艺术写照。三四句梦忆东宫生活，我本是台城里和皇子唱和诗歌的人，现在秋夜里还常梦见太子的车辇。诗的后半首，叙述肩吾愁苦衰老的近况，表达出甘守屯贱的意愿。“吴霜”，应会稽地望，“塘蒲”，点身已衰老，回想起离开宫门时，依恋不舍，怀念君德，甘愿遭受危难贫贱，“心如砥柱”，绝不变心。全诗不言悲而悲意充溢字里行间。
诗人探寻梁代庾肩吾的前事，应是叹恨那些曾任东宫官而后遭贬斥的人。诗人生活的时代，曾震惊朝野而备受大家关注的事件，便是永贞革新，革新运动参与者之中，确有人曾任太子李诵的东宫官。诗人叹恨他们事业受挫败，命运困厄，不胜感伤，便运用“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的诗句，抒发悲叹他们不幸遭际的情思。诗人不能无言，又不敢明言，便寓今托古，比物征事，从而形成长吉诗诡异独特的风貌。
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叙，以此诗与《金铜仙人辞汉歌》为例，赞叹道：“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这篇叙是诠解《还自会稽歌》的指导思想。李贺能从二百多年前的庚肩吾“潜难会稽”这件在别人看来极平凡的小事中，塑造了一个流落失意、但又不失刚劲之气的“羁臣”形象，并借以抒发了自己对世事多变的感伤和困顿潦倒中的悲愤之情，构思新颖，立意奇特。杜牧把李贺的这类诗作誉之为“古今未尝经道者”，评价是很高的。杜牧在叙中还说：“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但结合庾肩吾的遭遇和李贺的身世，还是能看出些端倪的。
这首诗写得含蓄深沉。庾肩吾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但不能说这首摹想庾氏情事的作品就是继承了宫体诗的传统，也不能据此诗而说李贺对宫体诗作者的怀念和向往。李贺不过是借和晚年的庾肩吾“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处境，来抒发自己的忧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