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
这首金乡张氏园亭是他在宋仁宗天圣四年的时候应张氏园亭的主人之约而写的。全诗的佳处在于生动的描写。诗歌的前四句利用典故阐明了张氏花园的富庶与高雅。“亭馆连城敌谢家”，开首便气势恢宏，将张氏园亭的繁华述说殆尽。亭台楼阁像城墙一样绵延起伏，勾勒出一条触目的天际线，谢家指的是东晋的谢氏大家族。曾经富甲一方，经营东南，世代为冠带豪门。张氏园亭既然如此繁华恢弘，其四季的风景也足以和天上的彩霞之美一比高下。
在首联的铺陈之后，诗人笔锋一转，跳出描写富贵离不开满堂金玉的窠臼，将笔触伸到了隐士的故事上去。高层的文人不仅仅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还必须有高雅的情调。颔联的“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陵隐士瓜”，接连用了两个《史记》里的典故，《货殖列传》里说：“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JlI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东陵隐士瓜的典故来源于《史记·萧相国世家》，里面说“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在这里引用这两个典故是说明张氏园亭的主人不仅富裕非常，而且有高雅的隐士之风。
诗歌的颈联“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历来被人称颂的佳句，这句诗将园林中鸟禽对语，鲜花争相斗艳的情景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出来。
尾联与颈联之意相同，并抒发诗人的情感。园中景色迷人，主任又是如此好客，而我呢，有无政务缠身，正好在园中尽兴玩赏，与主人一醉方休，直至参横月落，再领略园中的夜景。此联一句直抒喜悦无比的心情，二句进一步拓展延伸白天所见美景，虚构最后夜园景色更让人陶醉，“醉”暗说园主人待客热情。此联回应首联写得面面俱到，情意深长。
这首诗虽是写游园，尽情刻画园林美丽，但写出了景物情意交融的境界，另辟蹊径的写作技巧，使人读后顿感无情之物有深情，全诗虽一字未提到园主人，但园主人无时不在陪伴你在园中赏玩。此诗用典密切景情，体制章法严谨细密，对偶工稳，是宋初诗“每首必有一联工，又多在景联，晚唐之定例也”的典范。
这首诗第一句是叙述蜀国降宋的事实，第二句使诗意更为深入，同时也展示出了这位宫妃的内心活动和对蜀国灭亡的看法。第三句具体讲述蜀国投降的惨状，第四句用了反问句式并运用反语斥责了蜀主的无能，又嘲笑了文武群臣甘当俘虏的丑态，从而表明了这位宫妃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此诗破题就直述国亡之事：“君王城上竖降旗”。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荒淫误国，宋军压境时，孟昶一筹莫展，屈辱投降。诗句只说“竖降旗”，遣词含蓄。下语只三分而命意十分，耐人玩味。
“妾在深宫那得知”纯用口语，而意蕴微妙。大致有两重含义：首先，历代追咎国亡的诗文多持“女祸亡国”论，如把商亡归咎于妲己，把吴亡归咎于西施等等。而这句诗则象是针对“女祸亡国”而作的自我申辩。语似轻声叹息，然措词微婉，而大有深意。其次，即使退一步说，“妾”及时得知投降的事也照样于事无补，一个弱女子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不过，“那得知”云云毕竟还表示了一种廉耻之心，比起甘心作阶下囚的“男儿”们终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为下面的怒斥预留了地步。
第三句照应首句“竖降旗”，描绘出蜀军“十四万人齐解甲”的投降场面。史载当时破蜀宋军仅数万人，而后蜀则有“十四万人”之众。以数倍于敌的兵力，背城借一，即使面临强敌，当无亡国之理。可是一向耽于享乐的孟蜀君臣毫无斗志，闻风丧胆，终于演出众降于寡的丑剧。“十四万人”没有一个死国的志士，没有一星半点丈夫气概，当然是语带夸张，却有力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羞愤：可耻在于不战而亡。
至此，作者的羞愤痛切之情已酝酿充分，于是爆发出一句热骂：“更无一个是男儿！”“更无一个”与“十四万人”对比，“男儿”与前面“妾”对照，可谓痛快淋漓。“诗可以怨”，其实岂但可怨而已，这里已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此诗写得很有激情，表现出亡国的沉痛和对误国者的痛切之情；更写得有个性，活现出一个活泼泼有性格的女性形象。诗人以女子身份骂人枉为男儿，就比一般有力，个性色彩鲜明。就全诗看，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铺垫，虽泼辣而不失委婉，非一味发露、缺乏情韵之作可比。
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花蕊夫人作此诗则有所本。“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对照二诗，徐氏对王诗几处改动都很好。原诗前二句太刻意吃力，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特别是改用第一人称“妾”的口气来写，比原作多一重意味，顿添神采。这样的改作实有再造之功。就诗人陈诗一事而论，不但表现了廉耻之心，而且有几分胆气。这行为本身就足为孟蜀“男儿”羞。所以，此诗得到一代雄主赵匡胤的赏识，不是偶然的。